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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的命名
胡泳
在2009年，我們紀念了兩件很大的事情：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在2010年，我們迎來了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不知有多少人注意到，在這些紀念中，在21世紀——這個世紀曾被無數人寄予浪漫化的幻想——的飛速流逝中，我們中國人麵臨一個極大的窘境，即：我們無法命名我們所生活的時代。
給一個時代命名是件很大的事情。特定的名稱，不論是寫實還是比喻，給了我們有關某個時代的信息，事關那個時代的社會環境和文化。不僅人們會受到他們所命名的時代事件的影響，而且命名本身就是社會和政治結構的產物。政治家、學者和其他擁有話語權的人往往作為命名者而出現，但他們命名的理由本身就會顯示命名者一己之意願。問題在於，和這些命名者同時代的人，會對已被提出的命名表達讚同嗎？
有的時候，對一個時代會出現多種命名，這些命名會彼此競爭人們的注意力。然而，也存在另外的極端，即有的時代無論如何尋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命名，隻好變成“無名時代”。很不幸，生活在21世紀頭一個十年裏的中國人，就正麵臨著一場命名的麻煩。
2009年10月，我在香港碰到朱學勤先生，問他當下正在思考什麼樣的問題，他告訴我，他在為一件事情而苦惱——我們集體經曆著一個“無名時代”，我們喪失了自我命名的能力。
無法命名的時代，對於生活在其中的人來說，是一種尷尬，一種恥辱。由於不能用一個名字概括所處的時代，人們不得不用世紀形容詞來替代年代形容詞，而這是很愚蠢的。設想一下，如果一個人試圖站在1905年1月這個時間點上去界定整個20世紀，他能預料到蘇維埃共產主義和德國納粹主義的興起、汽車的大規模生產和普及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嗎？在那時，英國和法國似乎比美國更強大，電還沒有進入家庭，廣播和電視都無從談起，飛機雖已發明，但還沒有被用作戰爭武器和跨洋旅行。也就是說，這個人不具備他所需要的可以精確描述即將到來的世紀的任何信息。英國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塵埃落定時，稱20世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極端的年代”——這顯然是後見之明。
達不成一個命名，這給一個社會帶來嚴重的修辭學問題，並一定會進而影響到所有的社會科學。這個問題非常像寓言中所說的盲人摸象，每個人都抓住時代的某一個特征而將其無限放大，最終誇大為整個時代的特征。這樣的做法會使人們對一個時代的評估產生嚴重的分歧。比如，對建國的第一個10年，懷舊者認為那是共和國曆史上最好的時代，沒有腐敗也沒有玩世不恭，中國人民萬眾一心、多快好省地建設著社會主義；而懷疑者認為其後若幹年把中國拖入內外交困的深淵的所有種子在那個年代都已埋下，20世紀50年代是一個後來一步步演繹為現實的悲劇的開端。
當然，必須承認，把人類的時間分成10年一段的線性過程，每一段各有其鮮明特性，這種做法本來就可能是自大的和愚蠢的。就如同我們非要把一代代出身、成長和思想都迥異的年輕人稱作“80後”、“90後”一樣，強迫劃分年代可能會失之於過度簡化。然而人類從天性出發需要某種時間維度上的世界圖像，他們依靠這種圖像尋求認同和自我定位，一如說到20世紀60年代的世界，人們就會想起翻天覆地的政治和文化動蕩，而講到中國的80年代，無數人就會產生對國門初開、思想如決堤之水般自由和解放的懷想。也因此，尋找年代的命名是生活在某個年代之中和之後的人的天然責任。如果我們持續生活在無名的時代——“你們的命名能力哪裏去了？”——將來，假定我們的子孫如此尖銳地向我們提問，我們會赧顏以對。
一種最常見的情形是，依然延續30年的改革開放來稱唿30年後。然而，我們不再能夠用“改革”來形容我們這個時代了，曆史上沒有長達30年甚至60年的改革。而且，從現實來看，目前改革的資源、道德動力、理想激情乃至在社會上的感召力都越來越式微，無論很多人是否願意承認，一個改革的時代都已經結束了。這是有人提出“後改革”時代的說法的緣由所在。
但是，我們知道什麼東西結束了，我們卻尚不知道什麼東西開始了。曆史上不是第一次碰到這種事情：新時代無法獲得自己的命名權，要掙脫舊時代的束縛才能獲得命名。在新舊交替之際，人們徘徊而又徘徊，最後想出的命名本身就是一個雜糅物。
朱學勤先生說，他對時代的命名，想來想去，還是稱為“社會轉型”，比較中性。在轉型時期，新的肌理的肉芽在艱難地成長，而大片腐肉在脫落。其實，學勤先生忘記了，我們的近代史上，曾經也遭遇過類似的尷尬，而有一位大學者，已經提出過一個命名，他就是梁啟超。
任公於20世紀的第一年（1901 年）所發表的文章《過渡時代論》，明白無誤地刻劃出那個時代的不新不舊之處：“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製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而未能開辟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之過渡時代也；社會既厭三綱壓抑虛文縟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上之過渡時代也。”
這個“過渡時代”的提法，我覺得完全可以拿來形容我們這個時代。如任公所說：“過渡時代者，希望之湧泉也，人間世所最難遇而可貴者也。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其在過渡以前，止於此岸，動機未發，其永靜性何時始改，所難料也；其在過渡以後，達於彼岸，躊躇滿誌，其有餘勇可賈與否，亦難料也。惟當過渡時代，則如鯤鵬圖南，九萬裏而一息；江漢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風泱泱，前途堂堂；生氣鬱蒼，雄心矞皇。”
任公發出了“美哉過渡時代乎！”的讚歎，但又指出了過渡時代的危險，以及過渡時代之人物與其必要之德性。他說：“時勢造英雄耶，英雄造時勢耶？時勢英雄，遞相為因，遞相為果耶？吾輩雖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夢英雄，禱祀求英雄，英雄之種類不一，而惟以適於時代之用為貴。……抑又聞之，凡一國之進步也，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役一二之代表人以為助動者，則其事罔不成；其主動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強求多數之國民以為助動者，則其事鮮不敗！故吾所思所夢所禱祀者，不在轟轟獨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中國之未來，不在轟轟獨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這是何等的洞見！作為一個堅信互聯網會推動中國變革的人，我亦認為任公的話充滿互聯網精神。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會變成物質的力量”（《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頁）。我把它修改一下：網絡一經掌握群眾，就變成物質的力量。隨著網絡成就越來越多芸芸平等之英雄，他們的力量匯聚在一起，必將推動中國進入“大風泱泱，前途堂堂；生氣鬱蒼，雄心矞皇”的新境界，從而使我們走出“過渡時代”，而迎來嶄新的歲月。
最後更新：2017-04-04 07: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