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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爾德曼的百吉餅實驗：人類的誠實程度其實超出你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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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爾德曼的百吉餅，和一場經濟學實驗
費爾德曼曾是個有著鴻鵠之誌的人，20多年裏一直在華盛頓從事分析工作。他職位很高，收入頗豐，但他受到認可卻不一定是因為其兢兢業業的工作。在辦公室的聖誕派對上，同事在向妻子介紹他時，對他的稱唿不是“公共研究組組長”（這確實是他當時的職位），而是“帶百吉餅來的人”。
送百吉餅最初隻是偶一為之的獎勵措施：員工拉到研究合同就會得到老板的犒賞。接著，這成了他的習慣，每周五他都會帶百吉餅、一把鋸齒刀和奶油乳酪到單位。上下樓的同事聽說了百吉餅的事後，也紛紛表示想要。到最後，他每周要帶上15打百吉餅，為收回成本，他擺了一個投幣籃，貼了一張價簽。結果，其成本回收率約為95%，他認為，沒給錢的人是因為一時疏忽，而非有意占他便宜。
1984年，他就職的研究機構經曆了管理層更迭，費爾德曼對未來做了一番斟酌之後，覺得前景堪憂，他決定辭職賣百吉餅。他的經濟學家朋友覺得他喪失了理智，但他的妻子卻支持他。畢竟，他們最年幼的三個孩子即將大學畢業，而且房貸也供完了。
他開車挨個繞遍環繞華盛頓的辦公園區，用極其簡單的推銷手段拉攏客戶：每天一早，他會將百吉餅和一個投幣籃放在各家公司的餐室，然後中午再回來收走錢和剩餘的百吉餅。這是一種全憑自覺的生意方式，而且確實行得通，僅僅幾年間，費爾德曼的周送貨量就達到了8400塊百吉餅，業務遍及140家公司，收入恢複到了他做研究分析員時的水平。他擺脫了方寸隔間的拘束生活，可以活得逍遙自在了。
他同時還—在無意之中—設計了一場巧妙的經濟學實驗，費爾德曼從一開始就在一絲不苟地記錄百吉餅生意的數據。因此，通過對比回收所得與百吉餅缺失數量，他發現他可以衡量客戶的誠信度，且精確到分。他們是否占了他的便宜？如果存在此種行為，好占便宜的公司相比不占便宜的公司有何特點？什麼情況會助長人們小偷小摸的行為？什麼又會減少此類行為？
因為缺乏有效數據。白領犯罪的關鍵一點是，白領犯罪者何其多，我們所聽說的騙局被拆穿的案例隻是滄海一粟。多數侵占公款之徒不為人知，理論上仍然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因為盜用公司財產的員工很少被發現。
與之相反，街頭犯罪卻非如此，因為無論罪犯是否歸案，行凶搶劫、入室盜竊、謀殺通常都會被記錄在案，且街頭犯罪有著明確的受害者，而受害者通常會向警方報案，數據隨即生成，進而又會有犯罪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據此發表不計其數的學術論文。但白領犯罪並無明顯的受害者，既然不知道犯罪對象、案發率或損失程度，罪行又如何定量呢？
然而，保羅·費爾德曼的百吉餅生意則不同，因為整件事確有一名受害者，就是他自己保羅·費爾德曼。
大量的心理學及經濟學研究表明，對同一種商品，若出售者不同，人們願意支付的價格也有所差異。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在其1985年的研究《沙灘上的啤酒》中證明，同樣一瓶啤酒，若是在度假酒店內出售，口渴的日光浴遊客願意支付2.65美元，而若是在一家破破爛爛的雜貨店出售，他們隻願意支付1.50美元。
麵對現實情況，費爾德曼逐漸總結出，付款率隻要超過90%就算是“誠實守信”的公司了：80%~90%的付款率“可氣但還過得去”；如果一家公司的付款率長期低於80%，費爾德曼則會張貼一張警告標語，如：
今年以來，百吉餅成本大幅上漲。遺憾的是，也有越來越多的百吉餅無故消失卻無人付款。切勿繼續此種行為，我猜想，你不會教自己的孩子行偷竊之事，那為何自己卻明知故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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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吉餅的數據究竟說明了什麼？
1.公眾的同情心影響誠信度
近幾年，總體付款率經曆了兩次值得注意的變化。其一是1992年起出現的長期而緩慢的下降。至2001年夏，總體付款率已經下滑到了87%左右。但當年的“9·11”事件發生之後，付款率立即上漲了整整2%，且此後再未出現明顯回落。（假如付款率上漲2%聽起來不算多，那換個角度想：未付率從13%下降到了11%，即盜竊數量下滑了15%。）由於費爾德曼的不少客戶均在國安部門工作，這種“9·11”效應或許有些許愛國主義色彩，這也有可能表明公眾的同情心有了普遍的提高。
2.小辦公室比大辦公室更守信用
數據還顯示，隻有幾十名員工的辦公室付款率要比幾百人的辦公室高出3%~5%，這似乎有違常識。在大辦公室，百吉餅桌旁理應常有許多人在場，眾目睽睽之下，你不得不投幣進錢箱。但大小辦公室的對比說明，百吉餅盜竊與街頭犯罪類似。農村地區的人均街頭犯罪率遠低於城市，主要原因是農村地區的罪犯被發現（進而被抓獲）的概率更高。此外，在規模較小的社群，預防犯罪的社會因素更加強大，其中一大因素就是羞恥心。
3.個人情緒對守信程度的影響
例如，天氣就是一大影響因素：反常的好天氣能提高人們的付款率；而與之相對，遇到反常的寒冷天氣，則會出現大量未付款的現象。暴雨或強風天氣也有同樣的影響，影響最惡劣的是節假日：在聖誕周，付款率會下降2%，即盜竊數量上升15%，這與“9·11”造成的影響程度相同，但效果相反；感恩節半斤八兩；情人節當周也非常糟糕；4月15日所在周也不外乎如是。但也有好的節日：7月4日、勞動節和哥倫布紀念日所在周。兩種節日差別何在？欺詐率較低的節日僅僅是放假一天而已，別無他意，而欺詐率較高的節日則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煩心事和來自親人的種種期許。
4.關於守信，費爾德曼有他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多是從生活經驗總結而來
他逐漸相信，工作士氣是一大因素—如員工愛戴自己的老板、熱愛本職工作，這樣的辦公室更加守信。他同時還相信，在公司內地位較高的員工欺詐率要高於底層員工。他多年來一直在為一家辦公室占用了三層樓的公司送百吉餅，從中得出了這一觀點—該公司頂層為主管辦公室，較低的兩層為銷售、服務和行政員工的辦公室。費爾德曼猜測，這些主管有欺詐行為是因為特權思想膨脹。他所沒有考慮的因素是，欺詐或許原本就是他們坐上主管之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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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知自己的所作所為無人目睹
會有人能抵製住誘惑，不去作惡嗎？
如果說道德代表著在人類心目中，這個世界應該如何運轉，而經濟學代表著其實際的運轉方式，那麼費爾德曼的百吉餅生意則恰好處於二者相交的範疇。沒錯，很多人占他的便宜，但絕大多數人，即便是無人在場的情況下，也沒有越界。這一結果或許出乎某些人的意料，包括費爾德曼的經濟學家朋友，他們在20年前勸阻他，說他這種全憑自覺的生意方式完全行不通，但這卻沒有出乎亞當·斯密的意料。實際上，亞當·斯密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的主旨就是人類生性誠實。
“無論人類被描寫得有多麼自私，”亞當·斯密寫道，“其本性之中顯然有某些原則，令其關注他人的命運，讓他人的幸福成為對其來說不可缺少的東西，盡管除了眼見此種情景所獲得的滿足之外，他從中一無所得。”
費爾德曼有時會向自己的經濟學家朋友講述《裘格斯戒指》的故事，故事出自柏拉圖的《理想國》：
在蘇格拉底的一堂課上，一位名叫格勞孔的學生講述了這個故事。蘇格拉底同亞當·斯密一樣，認為即使沒有外力強製，人類一般而言也是生性善良的。格勞孔則同費爾德曼的經濟學家朋友一樣，不以為然，他講述道，一位名叫裘格斯的牧羊人偶然間在一處隱蔽的山洞裏發現了一具屍體，屍體上帶著一枚戒指，裘格斯將戒指戴在自己手上後，發現戒指令他隱身了。在無人監控其所作所為的情況下，裘格斯幹盡了壞事—引誘王後、弑殺國王，等等。
格勞孔的故事提出了一個道德問題：如明知自己的所作所為無人目睹，會有人能抵製住誘惑，不去作惡嗎？格勞孔似乎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但保羅·費爾德曼則和蘇格拉底及亞當·斯密同屬一個陣營，因為他知道，在至少87%的情況下，答案是肯定的。
原文發布時間為：2016-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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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2017-06-06 17: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