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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不是一款手機，而是一種新的文化秩序
活字君按
從昨晚到今天，最大的新聞莫過於蘋果手機發布會——iPhone 8, iPhone 8 Plus, iPhone X一齊亮相。不知道親愛的朋友們看過發布會是什麼感受，反正活字君是看了看手中的iPhone 7，然後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腎。還好，iPhone X晚兩個月才上市，年終獎要是發下來，這腎應該是能保住了。
雖然21世紀才開始了不到五分之一，但我們幾乎已經可以說，手機是21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了。在可見的未來，無論怎樣的技術創新和顛覆，哪怕是手機本身的形態被取代，都可以說是發生在手機這一發明的延長線上。今天，如果說手機僅僅是人們用來交流的一個通訊工具，顯然是自欺欺人。手機不再是通訊工具，甚至不再是工具，而變成了人的生存方式，甚至正在與人合一，成為人本身。在這樣的巨大變化麵前，無論知識分子還是每個普通人，似乎都喪失了對它加以抗拒、反思和保持距離的可能性，更遑論設想它的未來。
本次推送，我們分享文學評論家李陀老師關於“手機”的思考：手機背後暗含著的是一個文化多數主義的邏輯，而奠定在這一邏輯之上的新的文化秩序，卻可能消滅真正的文化。這究竟隻是危言聳聽、杞人憂天，還是我們迫在眉睫的巨大風險呢？
“
可是如果一定要給21世紀找一個文化的象征物，我想，那隻能是手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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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我”和“孤獨”做標記的詩人也好，自認為是尼采弟子的文化精英也好，一直沉溺在先鋒迷夢裏的藝術家們也好，或者從“文革”和改革的曆史中艱難生長起來的“文青”們也好，都忽然發現，所有這些立場、身份和名義，以及由此產生的差別，在手機麵前一下子變得毫無意義。
”
《隨黃公望遊富春山居圖》序言
李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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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不過才過了十五年，還剛剛開始。
可是如果一定要給21世紀找一個文化的象征物，它是什麼？
我想，那隻能是手機。
能夠和當代文化有密切的關係，而且還能夠嚴重影響文化品行和變遷方向的東西太多了，隨便選其中一個，其實都具備成為今天文化象征物的資格，比如電視，比如超市。
可是，隻有手機——這個二十年前還是個蠢頭蠢腦的“大哥大”，至今也不過是一個手可盈握的小盒子——今天突然獲得了一個神奇的身份：這小物件竟然有如一個萬人迷的寵物，成為人人須臾不能離的有用的寶貝。
可實際上，它還有另一個隱秘的身份：這小東西原來是文化領域中縱橫捭闔的一位霸主。我們簡直可以相信，是上帝和魔鬼一起住進了這個小小的盒子裏，並且強迫我們和他們一起，重新定義並且也同時演義什麼是人，什麼是生活。
在今天，我們生活裏還有什麼層麵和維度沒有被手機改變、改造，甚至被顛覆以後再重塑？
幾乎看不到，哪怕是生活裏最偏僻、最陰暗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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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們問：從手機掀起的這些改造運動中，有沒有一個結果，對當代文化的影響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我以為有，不過很容易被人忽略。
那就是對文化和大眾關係的改造。
說起大眾和文化，這是個老問題，相關的分析、討論、研究太多了。可是曆史上那些研究者，如果看到手機給今天帶來的新文化，還有與之相關的新的大眾和文化的關係，他們一定個個都會驚訝得不知所措，而且絕不相信眼前的事實：
他們所熟悉的“大眾”，已經莫名其妙地消失——手機隻用了一眨眼的時間，就基本上消滅了讓大眾所以獲得意義的小眾。
不論是哪種意義上的小眾，以“自我”和“孤獨”做標記的詩人也好，自認為是尼采弟子的文化精英也好，一直沉溺在先鋒迷夢裏的藝術家們也好，或者從“文革”和改革的曆史中艱難生長起來的“文青”們也好，都忽然發現，所有這些立場、身份和名義，以及由此產生的差別，在手機麵前一下子變得毫無意義。
因為在手機所創造的文化裏，隻承認大多數：什麼樣的內容能吸引大多數人的眼球？什麼樣的情調能讓大多數人認同？什麼樣的聲音和顏色能在大多數人中流行？什麼樣的怪異能刺激大多數人的感官？等等等等。總之，手機文化不但在實際上以“大多數”代替了大眾，而且創造了“文化大多數”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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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手機的文化時代。
在這個時代裏，任何文化的意義，隻有得到“文化大多數”的認可才有意義。當年安迪·沃霍爾做過一套享譽世界的裝置，其中有個牌子上寫了這麼一句話：
“一切都好看。”（All is pretty）後來這句話成了他的招牌名言。
他這麼說不奇怪，因為在他眼中，藝術品和商品本來就沒有什麼根本的美學區別。但是今天再回顧這句名言，我們會發現，正是在我們生活其中的這個手機時代，沃霍爾的主張才得到了真正的實現——隻要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好看”才可以是美的，或者，本來就都是美的。
如果說，當年的很多西方藝術評論家和藝術史家，在“一切都好看”這個說法裏，曾經看到了一種新的文化政治的訴求，認為那是走向文化民主化的一個必須的路向，那麼，手機時代給了他們一個巨大的諷刺。事實是，文化的民主化倒是大大向前推進了，但其結果，是“文化大多數”所建立起的文化統治。
這裏不僅沒有大眾，也沒有群眾，沒有人民，隻有大多數。
這是一個新的文化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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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
如果在這個新秩序裏，文學寫作首先要獲得“文化大多數”的認可才能夠生存，那文學還能有創造性嗎？
如果文學寫作的意義必須得到“文化大多數”的認可才能有效，那文學寫作還能有對現實的懷疑嗎？
如果文學變化的走向不能得到“文化大多數”的認可就隻能止步不前，那還有文學的發展嗎？
這類問題還有很多，可以不斷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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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也無數次自己向自己追問這些問題。
不過，無論問過多少次，我給自己的答案隻有一個：文化大多數是可疑的，至少對發展文學是可疑的，如果涉及是否有利於出現優秀或偉大的文學作品，那就更可疑。
也許，手機所代表的大多數，是這個時代所必須的。如果網站不重視點擊數，如果手機商不在意銷量，如果大V們不計算粉絲數量，如果一個帖子不追求轉載量，更不必說，如果馬雲不為他的阿裏巴巴謀求客戶的增長，那就根本不會有今天這個網絡時代。占有和征服大多數，如今已經成為一種絕不可能停止也一分鍾都不會停止的戰爭，一旦停止，就意味著全線敗潰。
當然，如此拚命渴求數量，把占有大多數認作最高目的，這在過去時代也有過，例如在資本最年輕最得意的年代，占有大多數的衝動也曾經十分強烈，不過，無論其目的，還是規模，完全不能和今天相比。
在今天，手機時代對大多數的追求和創造是沒有邊際的，絕對的，一律的，幾乎有著一種形而上的哲學意味。
這種形而上學究竟會給人類帶來什麼樣的未來？恐怕誰也說不清。
然而，當這個大多數漫過經濟的堤壩，成為“文化大多數”的時候，它肯定是可疑的，不祥多於吉利。
7
讀翟永明的長詩《隨黃公望遊富春山》，讓我更堅信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投合文化大多數的趣味，會出現這樣充滿創意的作品嗎？
如果逢迎文化大多數的願望，會出現這樣抱負高遠的作品嗎？
如果信任文化大多數的常識，會出現這樣心境闊大的作品嗎？
8
我由此想，文學應該有自己的少數。
不是反對手機時代的文化大多數，反對也沒用。
但是必須有一個和它對立的少數。
如果現在還沒有這個少數，那就應該立即著手建立這個少數。
讓真正熱愛文學的人在這少數裏集合。
9
讓我們期待偉大的文學作品的出現。
這樣的作品也一定會出現。
10
一個時代不必峰巒羅列，
但是幾座突兀的高峰絕不能少。
END
了解更多
翟永明（1955- ），中國當代著名詩人，出版有詩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翟永明的詩》《行間距》等十餘部，隨筆文論集八部。2007年獲意大利Ceppo Pistoia國際文學獎；2013年獲“第十一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獎”。
翟永明：《隨黃公望遊富春山》
活字文化策劃：“飄風叢書”
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
《隨黃公望遊富春山》以《富春山居圖》為創作靈感與素材。在這首長達三十節的長詩中，詩人頻繁地往還於當下與過去之間、出入於現實與畫卷內外，以個人真實的和想象的行旅為主線，串連起當代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蒙太奇畫麵，最終將橫跨今古、時空交錯的一幅宏大“風景”，呈現在了讀者的麵前。在這趟穿越古今的行旅背後，既有作者的懷古之幽思，也融入了作者對人類在當代社會中的生存狀態的思考。作者旁征博引，詩備眾體，將古典山水詩、遊記、畫論和題畫詩熔匯一爐，讓這些源遠流長的生命血脈注入了新詩的當代意識，是當今的詩壇上的一項創舉。
我在“未來”的時間裏
走進“過去”的山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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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
最後更新：2017-10-08 10:2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