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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风波还未完，谁是未来红色资本家？

一叶知秋。商界翘楚、曾为首富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近日亮相，万达发布最新的照片，称王健林9月8日到香港拜访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打破“被边控”的传言。

综合媒体报道，万达官网在9月11日早间发布消息称，万达公司董事长王健林9月8日在香港拜会前特首董建华先生并附有一张王健林与董建华的合影。

观察人士指，王健林拜会董建华的政治意味极浓，不仅打破了此前王已被当局“边控”（限制出境）的传言，亦稳定了舆论对中国资本大鳄们的“前途命运”的猜想。但这一切似乎也只是暂时的。

王健林的“风险”未消？

北京时间8月27日下午，网络自媒体平台刊文称，“王健林在天津机场准备带全家搭乘私人飞机前往英国时被拦截并扣留，谈话数小时后获准离开，不过被告知禁止出境。”

很快，万达通过各种途径辟谣，公开声明，王健林与家人并未遭到限制出境。

事实上，2012年时王健林也曾被传受到边控，当时万达回应“完全是谣言”，“已经给万达和王健林先生造成伤害”。

观察人士指，这是非常微妙的两个时间点，2012年亦是中央的换届之年。中央的十八大前后，王健林稳健地完成了政治风险的规避动作，其后5年间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资本帝国。而在2017年的重大会议前夕，王健林“被边控”的传言亦非空穴来风——是否能够再次规避当下的政治风险，不仅是王健林需要直面的现实，亦是当下中国资本大鳄们都要面对的“抉择”。

星火财经此前刊文指出过，近来关于王健林的传闻频繁不断的背后，事实上体现出市场和社会仍未完全消除对万达的疑虑。换言之，在大众眼中，万达的“政治风险”依然存在。

海外政治分析人士称，在新的“政商关系”模式没有建立起之前，现有的资本大鳄正在“还债”——在国内背着很高的负债率，却在海外大举投资——这种状况是不会被高层允许的。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的背后是资本集团在海外投资的大手笔，而这些企业在中国却背着相当高的负债率——相当于从中国的资本市场挖出大量份额转移到了海外，有评论人士称，“他们所谓的跨国投资，在中央眼中与转移资本无异，不但没有反哺国内的实体经济，反而威胁到经济安全，更进一步可能扰动政治安全。”

无论此次重大会议前的最后人事格局如果变化，新一届的领导集体都需要面对重振中国经济的难题。近期，银监会要求各大银行排查包括万达、海航、复星等几家海外投资活跃企业的授信及风险；发改委亦公开表态关注对外资本投资风险，特别点名了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

“这些领域恰是万达近年来在海外积极布局所在。”观察人士认为，从监管部门的行动看，万达正在用“更务实的决策还债”。

万达迅速地停止了在海外的数个项目，并将中国的77个酒店以及13个文旅项目抛售于融创中国、富力地产两家地产商，并宣称未来万达将走“轻资产”路线。不仅如此，王健林还在8月中旬，赶赴甘肃，与甘肃省省委书记林铎和省长唐仁健见面，高调宣布将在甘肃大举投资，建设四个万达广场及文旅项目等——这被认为是“响应领导人扶贫的号召”。

然而，这些依然没有抵消王健林“被边控”的传言，其政治风险亦不会因为拜见了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就会让舆论“放下所有的揣测”。

海外政治观察人士指，政商关系经历近40年时间的“改革开放”，十月份重大会议期过后将会重新定义“政商关系”，在此之前，无论是王健林还是其他的资本大鳄都不能轻言“已消除政治风险”。

未来中国的“红色资本家”

现在，王健林被“边控”谣言不攻自破，但海外舆论场对红色中国的富翁的“风险”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5年前，王健林也是在传言四起的情况下，迎难而进，几年间不仅让“万达广场”成为中国一、二、三线城市中都可能“不期而遇”的一张城市名片，个人亦一度成为中国首富；资本运作更是直达美国、欧洲。虽然王健林高调标榜自己“我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但是从目前的状况看，政治风险从未远离王健林。

有迹象表明，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与政治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关联度（图源：新华社）

另一个首富马云亦宣称，“我随时会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支付宝是马云旗下的网络支付平台，占有极高的市场份额。

上述这些新型资本大鳄的出现，是否能够迎合中央的需要，满足红色政府的需求？经过十八大的5年时间，答案似乎并不明确。在现有的中国复杂模式的政商关系中，最高领导人向全党官僚发出警报——“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 。

政治观察人士指，多年来，我国的一些商人在经过依附官场、围猎权力的阶段后，逐渐对中央执政构成某种程度的挑战，而当中央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整顿权贵资本和清理“权力猎手”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正在面临一场新的危机。

这与中央1949年建政后一度推崇的“红色资本家”的状况有着完全的不同。荣毅仁、霍英东都曾经被中央称之为“红色资本家”，他们能够主动在经济上支持红色中国，而在政治上并无实质的野心，因而得到了彼时高层的高度赞赏。

有评论指，未来十月份重大会议后后，或许急迫地需要新的“红色资本家”出现，在“爱国情怀”的指引下，能够全身心地帮助执政党提振经济，又不会萌发政治野心。

不过，亦有观点人士指，红色中国才能诞生红色的资本家，理想主义情怀的土壤才能产生理想主义的商人。现在中国并无相应的土壤，王健林、马云等人在经济层面上过度依赖于政治势力的庇护，可能在未来中央亟需塑造出一批“红色资本家”的典型，以便尽快固化政商关系的新模式。

最后更新：2017-10-08 11: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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