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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逼迫了日元升值？《时运变迁》告诉你
“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人民币贬值，我们是不是该换点美元？从经济政策到投资选择，理解货币体系、世界经济形势，在《时运变迁》里都可以找到答案。”
作者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为战后政策制定和国际谈判的核心参与者。本文来自译者的序言。
自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单一经济体后，美国何时将被中国超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在中国国内，热点则更具体，从“中国借给了美国很多钱”到“要不要换一点儿美元”，北京的专家学者、出租车司机到各地的乡村书记，有着各自的逻辑。
“二战”以后，美国之外实现快速、稳步发展的经济体，均有着鲜明的本地特色，但共性也很明显，那就是借助全球化。从战后的西德、日本，到后来的中国，概莫能外。一个普适的路径是，利用廉价成本优势，尽可能多地向美国市场出口，快速完成国内积累、增加美元储备，跻身全球重要经济体行列，同时提升本国货币地位。所不同的，只是时间上的差异。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作用至关重要。
不同时期的后起国家，与美国间的摩擦不断，后者的地位被持续挑战。
这些摩擦中，货币事务是典型且绕不过去的环节。
过去七十年，美元就一直处于“将崩溃”的预言中。期间的曲折、妥协，正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历程，这显然不是单纯的理论和事后演绎，能够完整诠释的。作为这个体系的参与者，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和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丰雄合着的《时运变迁》，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详解了形成和维护这个体系的过程。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对思考目前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世界货币动荡、人民币的地位和未来、以及居民个人的资产配置选择，都很有启发。对思考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可能性，同样很有帮助。
“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是东西两大阵营间的冷战，直至苏联解体。世界经济秩序围绕冷战展开，在西方是一个再全球化的过程，领导者是美国。本书内容正跨越了这一时期。
同“二战”前相比，20世纪50年代之后全球化的显着特点，是西方国家之间没有大规模的战事，重建、发展为第一要务。冷战可能影响了西方全球化的国别范围，但其不少经济问题却可能因为冷战而被淡化，即便是摩擦，也会较好地解决。此间的参与者，经济发展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实现了阶段性飞跃，有的成为发达经济体。而另一阵营里的国家，直到冷战后期参与到西方全球化体系，经济状况才逐渐真正改观。此时，全球化不再拘于西方，美国仍是主导国家。全球化，是过去七十年世界经济繁荣，从西方扩展到东方的一个先决条件，这是分析包括中国在内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思考未来全球经济问题的宏观逻辑，这个逻辑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自由贸易是全球化的思想基础，世界贸易组织(WTO)被视为载体。早前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但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正常的贸易往来便无从谈起，更不会有全球化。这是“二战”前世界贸易无序带来的教训，也得感谢当时在全球经济领域最具领导经验、并信奉自由贸易思想的英国，还有凯恩斯这些世界级专家的贡献。也因此，确定全球货币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先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并为后者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框架。这个过程并不平坦。
“二战”后的世界经济体系，起步于1944年战争行将结束时的布雷顿森林。时年七月，在当地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成立了两个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确立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框架，明确了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固定对价，即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为什么是这个价格？没有理论依据，可参照的标准只是战前的美元/黄金价格，再者就是美国的意愿。美国同时承诺，根据IMF成员国的要求，其随时可将后者手里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有见“(绿)票”即付黄金的意思。黄金-美元本位制随之确立。
美国的实力和美元的国际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前就达到了其历史顶峰，这是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结果，不是美国单方有意、有能力为之的。因此，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要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并不确切。一则是，当时的美元地位不需要通过协议的形式来确定；再则，任何货币的国际地位都不可能通过协议确定；任何协议也确定不了任何货币的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后全世界(后来的西方世界)期望美国带领他们走出战争废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货币机制，都还是纸上约定。原因很简单，美国忙于援助、西欧和日本忙于在美国的支持下重建、发展，积累美元最重要。相对于黄金，美元资产还有利息，而美元等同于黄金。因此美元在当时比黄金更受欢迎，西德、日本等国家没有兑换要求。
自此，西欧、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并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问题来了，要不要把这些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
美元与黄金的脱钩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时，没有人意识到，美国会出现没有黄金可兑换的问题，当时担心的是“美元荒”。这是一个理论研究上的缺憾和不足。对美、欧、日的决策者来说，他们面临着不确定、无把握的选择。黄金-美元本位制，是基于“二战”以前的经验作出的安排。金本位在大危机期间的紧缩效应(要维持金本位，美联储在1931年提高了利率而不是宽松；同时，居民又将纸币兑换成黄金。结果是，美国物价在1931-1932年下跌近10%；1930-193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萎缩近三分之一，失业遽增)，让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心有余悸。因此，退回到金本位，只是法国或者说是其时任总统戴高乐的独角戏。在1967年法国选择退出黄金总库时，大国中并没有积极响应者，而不是各种版本故事中的集体行动，否则，美元与黄金脱钩时间就会提前到1967年下半年。西德和日本，借助美国主导的西方再全球化便利，成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国，一方面对美国有感恩之念；另一方面，两国政府非常清楚，美元面临的压力，是包括它们在内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脱离美国、美元探讨货币体系，没有任何意义。
认识到前述的第二个方面，也就不难理解，因为其内在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是在忐忑中迈出这一步，他们甚至尝试再度回到同黄金有关的机制，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表明，脱钩是正确且明智的选择。
跨越布雷顿森林体系
跨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新货币机制，方向在哪里？无人知道、没有有效的理论支持。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期间，是西方经济体寻找全球新货币机制、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的纠正过程，两个过程互相交织。说是纠正过程，因为日元、西德马克、英镑和法国法郎此前对美元的汇率，是在“二战”结束前后确定的。二十多年之后，国际环境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汇率的调整在所难免。这同时是大国间的相互协作和妥协，通过美国同后者之间的系列谈判完成。谈判过程曲折，但结果尚如人意。这些协作的巅峰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本在广场会议上主动提出日元对美元升值，且幅度超过美国预期。至于逼迫和阴谋一说，只是增加了故事性。根据当时日本首相和财经高官的计划，这更像是美日两国之间的“合谋”。
西方大国同时在寻找一个合理、恰当的汇率机制。浮动汇率是一个很小心的尝试性选择。两次大战期间浮动汇率的后果，让这些国家的决策者不敢完全放手。那段时间里，着名学者弗里德曼是浮动汇率的积极鼓吹者和倡导者，但现实显然胜于理论。沃尔克参与了整个过程，更是1971年黄金-美元脱钩(他曾表示美元与黄金脱钩是他职业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及1973年尝试浮动汇率这两个世界性举措的蓝图设计者(他于1972年起草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当时被传称为“沃尔克计划”)。书中他对这个过程的记录和反思，胜过诸多事后的推演。
需要提及的是，此间，美国对日本的态度，自战后初期的有意压制，转变为后来支持其经济增长；对欧洲的态度一贯：尽快走上正常的经济增长轨道。美国支持欧洲内部的融合，即欧洲共同体，对欧洲走向统一货币也是支持甚至是期望的。
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冷战的需要，西方全球化的快速扩张，部分得益于冷战。二是美国希望欧洲能在货币事务中有一些担当，减少对美元的压力和国际货币市场动荡。欧洲货币体系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这一点。因此，与其说美国打压欧元，倒不如说美国在利用欧元。如果要打压，最佳时间在20世纪70年代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间，美国可以将其消灭在“萌芽里”，不费吹灰之力，因为当时欧洲内部的意见就不一致。欧洲问题的复杂，在统一货币欧元之后，仍然存在。我在2016年四月底拜访沃尔克先生时，问及此前G20上海会议中国与美、欧、日之间就人民币汇率达成“类广场协议”的可能性，他回答说：不可能。原因是欧洲的问题很多。2016年6月份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投，不知道是不是他这一判断的印证。
美国、欧洲特别是西德、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化，在新汇率机制的谈判过程中完全体现。美国地位相对衰落，西德、日本在提高。正如本书名字，时运确实变迁了。对于这种变化，三个经济体都非常清楚，坦然接受。更重要的是，西德和日本知晓美国的地位，期望美国继续发挥这种领袖作用，且没有意愿同美国共同承担领导责任，更不用说取代美国。
作为当年广场协议日本方面的参与者，行天丰雄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和日本的心态。
(责任编辑：DF134)
最后更新：2017-06-18 01:1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