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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逼迫了日元升值？《時運變遷》告訴你
“中國經濟何時超越美國？人民幣貶值，我們是不是該換點美元？從經濟政策到投資選擇，理解貨幣體係、世界經濟形勢，在《時運變遷》裏都可以找到答案。”
作者保羅·沃爾克、行天豐雄為戰後政策製定和國際談判的核心參與者。本文來自譯者的序言。
自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單一經濟體後，美國何時將被中國超越，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議題。在中國國內，熱點則更具體，從“中國借給了美國很多錢”到“要不要換一點兒美元”，北京的專家學者、出租車司機到各地的鄉村書記，有著各自的邏輯。
“二戰”以後，美國之外實現快速、穩步發展的經濟體，均有著鮮明的本地特色，但共性也很明顯，那就是借助全球化。從戰後的西德、日本，到後來的中國，概莫能外。一個普適的路徑是，利用廉價成本優勢，盡可能多地向美國市場出口，快速完成國內積累、增加美元儲備，躋身全球重要經濟體行列，同時提升本國貨幣地位。所不同的，隻是時間上的差異。這個過程中，美國的作用至關重要。
不同時期的後起國家，與美國間的摩擦不斷，後者的地位被持續挑戰。
這些摩擦中，貨幣事務是典型且繞不過去的環節。
過去七十年，美元就一直處於“將崩潰”的預言中。期間的曲折、妥協，正是過去半個多世紀世界貨幣體係的演變曆程，這顯然不是單純的理論和事後演繹，能夠完整詮釋的。作為這個體係的參與者，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和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豐雄合著的《時運變遷》，以他們的親身經曆，詳解了形成和維護這個體係的過程。深入了解這段曆史，對思考目前全球化麵臨的問題、世界貨幣動蕩、人民幣的地位和未來、以及居民個人的資產配置選擇，都很有啟發。對思考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可能性，同樣很有幫助。
“二戰”後國際貨幣體係的演進
“二戰”之後的國際秩序，是東西兩大陣營間的冷戰，直至蘇聯解體。世界經濟秩序圍繞冷戰展開，在西方是一個再全球化的過程，領導者是美國。本書內容正跨越了這一時期。
同“二戰”前相比，20世紀50年代之後全球化的顯著特點，是西方國家之間沒有大規模的戰事，重建、發展為第一要務。冷戰可能影響了西方全球化的國別範圍，但其不少經濟問題卻可能因為冷戰而被淡化，即便是摩擦，也會較好地解決。此間的參與者，經濟發展在規模和質量上都實現了階段性飛躍，有的成為發達經濟體。而另一陣營裏的國家，直到冷戰後期參與到西方全球化體係，經濟狀況才逐漸真正改觀。此時，全球化不再拘於西方，美國仍是主導國家。全球化，是過去七十年世界經濟繁榮，從西方擴展到東方的一個先決條件，這是分析包括中國在內全球經濟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思考未來全球經濟問題的宏觀邏輯，這個邏輯在短期內不會改變。
自由貿易是全球化的思想基礎，世界貿易組織(WTO)被視為載體。早前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發揮著同樣的作用。但國際貨幣體係不穩定，正常的貿易往來便無從談起，更不會有全球化。這是“二戰”前世界貿易無序帶來的教訓，也得感謝當時在全球經濟領域最具領導經驗、並信奉自由貿易思想的英國，還有凱恩斯這些世界級專家的貢獻。也因此，確定全球貨幣體係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先於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並為後者提供了思想基礎和製度框架。這個過程並不平坦。
“二戰”後的世界經濟體係，起步於1944年戰爭行將結束時的布雷頓森林。時年七月，在當地召開的國際會議，討論成立了兩個機構，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這兩個機構確立了戰後國際貨幣體係框架，明確了美元和黃金之間的固定對價，即一盎司黃金兌換35美元。為什麼是這個價格？沒有理論依據，可參照的標準隻是戰前的美元/黃金價格，再者就是美國的意願。美國同時承諾，根據IMF成員國的要求，其隨時可將後者手裏的美元兌換成黃金，有見“(綠)票”即付黃金的意思。黃金-美元本位製隨之確立。
美國的實力和美元的國際地位，在布雷頓森林會議前就達到了其曆史頂峰，這是全球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結果，不是美國單方有意、有能力為之的。因此，所謂布雷頓森林體係是美國要確立美元的霸權地位，並不確切。一則是，當時的美元地位不需要通過協議的形式來確定；再則，任何貨幣的國際地位都不可能通過協議確定；任何協議也確定不了任何貨幣的地位。布雷頓森林體係，是戰後全世界(後來的西方世界)期望美國帶領他們走出戰爭廢墟的製度安排。實際上，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布雷頓森林體係中的貨幣機製，都還是紙上約定。原因很簡單，美國忙於援助、西歐和日本忙於在美國的支持下重建、發展，積累美元最重要。相對於黃金，美元資產還有利息，而美元等同於黃金。因此美元在當時比黃金更受歡迎，西德、日本等國家沒有兌換要求。
自此，西歐、日本經濟快速增長，並逐漸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儲備。問題來了，要不要把這些美元儲備兌換成黃金？
美元與黃金的脫鉤
在布雷頓森林體係建立之時，沒有人意識到，美國會出現沒有黃金可兌換的問題，當時擔心的是“美元荒”。這是一個理論研究上的缺憾和不足。對美、歐、日的決策者來說，他們麵臨著不確定、無把握的選擇。黃金-美元本位製，是基於“二戰”以前的經驗作出的安排。金本位在大危機期間的緊縮效應(要維持金本位，美聯儲在1931年提高了利率而不是寬鬆；同時，居民又將紙幣兌換成黃金。結果是，美國物價在1931-1932年下跌近10%；1930-1933年間國內生產總值萎縮近三分之一，失業遽增)，讓經曆過那段曆史的人們心有餘悸。因此，退回到金本位，隻是法國或者說是其時任總統戴高樂的獨角戲。在1967年法國選擇退出黃金總庫時，大國中並沒有積極響應者，而不是各種版本故事中的集體行動，否則，美元與黃金脫鉤時間就會提前到1967年下半年。西德和日本，借助美國主導的西方再全球化便利，成為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大國，一方麵對美國有感恩之念；另一方麵，兩國政府非常清楚，美元麵臨的壓力，是包括它們在內的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結果，脫離美國、美元探討貨幣體係，沒有任何意義。
認識到前述的第二個方麵，也就不難理解，因為其內在缺陷，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崩潰隻是時間問題。因此，1971年尼克鬆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是水到渠成的結果。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是在忐忑中邁出這一步，他們甚至嚐試再度回到同黃金有關的機製，但經濟和市場的發展表明，脫鉤是正確且明智的選擇。
跨越布雷頓森林體係
跨過布雷頓森林體係確立新貨幣機製，方向在哪裏？無人知道、沒有有效的理論支持。因此，從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的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期間，是西方經濟體尋找全球新貨幣機製、主要貨幣對美元匯率的糾正過程，兩個過程互相交織。說是糾正過程，因為日元、西德馬克、英鎊和法國法郎此前對美元的匯率，是在“二戰”結束前後確定的。二十多年之後，國際環境和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均發生了很大變化，匯率的調整在所難免。這同時是大國間的相互協作和妥協，通過美國同後者之間的係列談判完成。談判過程曲折，但結果尚如人意。這些協作的巔峰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日本在廣場會議上主動提出日元對美元升值，且幅度超過美國預期。至於逼迫和陰謀一說，隻是增加了故事性。根據當時日本首相和財經高官的計劃，這更像是美日兩國之間的“合謀”。
西方大國同時在尋找一個合理、恰當的匯率機製。浮動匯率是一個很小心的嚐試性選擇。兩次大戰期間浮動匯率的後果，讓這些國家的決策者不敢完全放手。那段時間裏，著名學者弗裏德曼是浮動匯率的積極鼓吹者和倡導者，但現實顯然勝於理論。沃爾克參與了整個過程，更是1971年黃金-美元脫鉤(他曾表示美元與黃金脫鉤是他職業中一個最重要的事件)及1973年嚐試浮動匯率這兩個世界性舉措的藍圖設計者(他於1972年起草的關於國際貨幣體係改革的方案，當時被傳稱為“沃爾克計劃”)。書中他對這個過程的記錄和反思，勝過諸多事後的推演。
需要提及的是，此間，美國對日本的態度，自戰後初期的有意壓製，轉變為後來支持其經濟增長；對歐洲的態度一貫：盡快走上正常的經濟增長軌道。美國支持歐洲內部的融合，即歐洲共同體，對歐洲走向統一貨幣也是支持甚至是期望的。
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冷戰的需要，西方全球化的快速擴張，部分得益於冷戰。二是美國希望歐洲能在貨幣事務中有一些擔當，減少對美元的壓力和國際貨幣市場動蕩。歐洲貨幣體係能最大程度地實現這一點。因此，與其說美國打壓歐元，倒不如說美國在利用歐元。如果要打壓，最佳時間在20世紀70年代到1985年的廣場協議之間，美國可以將其消滅在“萌芽裏”，不費吹灰之力，因為當時歐洲內部的意見就不一致。歐洲問題的複雜，在統一貨幣歐元之後，仍然存在。我在2016年四月底拜訪沃爾克先生時，問及此前G20上海會議中國與美、歐、日之間就人民幣匯率達成“類廣場協議”的可能性，他回答說：不可能。原因是歐洲的問題很多。2016年6月份英國退出歐盟的公投，不知道是不是他這一判斷的印證。
美國、歐洲特別是西德、日本之間的關係變化，在新匯率機製的談判過程中完全體現。美國地位相對衰落，西德、日本在提高。正如本書名字，時運確實變遷了。對於這種變化，三個經濟體都非常清楚，坦然接受。更重要的是，西德和日本知曉美國的地位，期望美國繼續發揮這種領袖作用，且沒有意願同美國共同承擔領導責任，更不用說取代美國。
作為當年廣場協議日本方麵的參與者，行天豐雄詳細記錄了這個過程和日本的心態。
(責任編輯：DF134)
最後更新：2017-06-18 01:1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