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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新政助推全麵開放新格局 自貿港探索先行
“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隻會越開越大。”十九大報告如是說。
在經濟全球化的探索上，如何推動形成全麵開放新格局將成為中國下一階段的重點。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近日在其署名文章《推動形成全麵開放新格局》中總結，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推動形成全麵開放新格局”，強調“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這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新變化、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
重磅開放政策接連出台
伴隨十九大閉幕，在上述目標的引領下，最近一段時間，從促進進口、打破行政壟斷，到對資本跨境流動的監管“放管服”，再到加大自貿區的政策試驗力度，一係列開放領域的重磅政策密集出台，為進一步開放奏響前哨，預示著中國的開放格局正迎來新的轉變。
促進進口方麵，中國將於2018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傅自應在11月初的發布會上指出，舉辦以進口為主題的博覽會，不僅是中國首創，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此類專題性博覽會。充分表明中國政府主動向世界開放中國市場的真誠意願，充分體現中國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大國責任和擔當。
與此同時，10月23日，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商務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務院法製辦會同有關部門研究製定的《公平競爭審查製度實施細則(暫行)》(下稱《細則》)正式印發，成為針對公平競爭審查出台的又一指導性文件。《細則》提及，依法加大執法力度，查處一批典型的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製競爭案件，及時公開案件情況，倒逼政策製定機關認真進行公平競爭審查，使反壟斷執法與公平競爭審查形成合力，共同規範行政行為、維護市場公平競爭。
日前，發改委外資司還公布了《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新辦法”)和起草說明，正式公開征求公眾意見。
與2014年實施的《境外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9號令)相比，新辦法擬在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方麵推出八項改革，進一步便利企業境外投資。其中，在境外投資項目的核準和備案方麵，取消了項目信息報告製度，簡化了核準、備案的申請手續，也放寬了核準、備案的時間底線。多位參與中國企業走出去業務的一線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們此次最為關注的部分是國家發改委“小路條”的取消，以及“內保外貸”模式的終結。
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司官員梁國勇向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新辦法的推出是中國境外投資管理法製化的一個重要步驟。該項行政法規包含對境外投資、投資主體、投資主體權利和義務、相關法律責任的明確界定，涉及境外投資宏觀指導、綜合服務、全程監管等各方麵內容，具備了境外投資立法的雛形。
當然，針對當前我國境外投資麵臨的形勢，今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改委、商務部、人民銀行、外交部《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指導意見的通知》，按“鼓勵發展+負麵清單”模式引導和規範企業境外投資方向，明確了鼓勵、限製、禁止三類境外投資活動，較為詳細地給出了企業對外投資的方向。
此外，監管層也注意到，一些新興的國際貿易業態正在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十九大報告強調“拓展對外貿易，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推進貿易強國建設”“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在此方麵，跨境電子商務便是一個被認為具有巨大增長潛力的貿易新業態新模式之一。
中國複關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談判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就對跨境電商寄予厚望，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這一代人的‘中國夢’之一，就是單純從WTO製度的執行者，成為新一代國際規則的製定者。”
跨境電商便是龍永圖眼中所看好的一個建立“中國聲音”的方式。他認為跨境電商已經成為國際貿易非常重要的一種業態，但目前尚未確立相關國際規則。中國應憑借在該領域的先發優勢，成為國際電子商務標準和規則的製定者，這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領域之一。
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
在推動我國形成全麵開放新格局、推動我國從貿易大國到貿易強國的轉變過程中，自由貿易港將承擔重要的角色。
汪洋在上述署名文章中對自由港下了一個定義：自由港是設在一國(地區)境內關外、貨物資金人員進出自由、絕大多數商品免征關稅的特定區域，是目前全球開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經濟功能區。文章舉例，香港、新加坡、鹿特丹和迪拜都是目前比較典型的自由港。
上述定義明確了自由港的三個特征：境內關外、貨物資金人員進出自由、絕大多數商品免征關稅。
自由貿易港建立在保稅區的基礎之上。我國的第一個保稅區，是國務院於1990年6月批準設立的上海外高橋保稅區。之後，我國陸續形成了保稅區、出口加工區、保稅物流園區、保稅港區、綜合保稅區和跨境工業園區六類海關特殊監管區。
這些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是中國為加大開放力度，更多地融入全球價值鏈所作的努力。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在國際分工體係中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土地、水、電等低成本要素上，加工貿易由此成為我國融入全球價值鏈的主要方式。
而加工貿易的主要承載區域，正是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可以說，這些區域支撐了我國貿易大國的地位。數據上看，海關總署副署長孫毅彪在去年10月表示，全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年進出口值為6300多億美元，相當於每平方公裏進出口值達23億美元。
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勞動力成本持續攀升，資源約束日益趨緊，環境承載能力接近上限，開放型經濟的傳統競爭優勢受到削弱，傳統發展模式遭遇瓶頸。
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前，加工貿易出口始終占據中國出口的半壁江山。2011年，一般貿易在出口中所占比重首次超過加工貿易。到了2016年，我國加工貿易占進出口總值的比重減少為30.2%，一般貿易進出口則增長至55.1%。
另一方麵，近年來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迅勐發展，推動全球價值鏈不斷深化與重塑。一個國家能否從全球化中獲益，日益取決於能否成功融入全球價值鏈、能否在全球價值鏈中某一特定環節占據新的競爭優勢。
因此，要提高我國產業的全球價值鏈地位，需要從價值鏈中低端轉移到分工特征更加明顯的信息技術等領域，以及我國具有優勢的服務貿易領域，穩步提升單位出口的增加值比重，逐步縮小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差距。同時鼓勵企業在新興領域布局全球產業生態體係，以更加開放的姿態，積極融入全球產業分工合作。
伴隨著多年全球化的推進，中國企業在綜合利用全球資源、布局全球產業生態體係上，有了更強的實力和需要。
海關總署方麵表示，在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同時，也在推動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整合優化，向高端製造、物流、研發、維修、銷售、結算等方向轉型，支持外貿新業態的發展，以形成新的外貿增長點。
境內關外是基本理念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境內關外”將是自由貿易港的一個基本、核心理念，相應的監管措施，都會圍繞這一理念來展開。
這一理念也充分體現在《京都公約》，也就是《關於簡化和協調海關業務製度的國際公約》中，這是一份在自由港監管方麵公認的重要國際公約。
在《京都公約》專項附約4中，專門用第二章來明確了自由區(FreeZone)的概念，及其所適用的海關規定，這也是目前國際上典型的自由港所遵循的監管理念和措施。
《京都公約》由海關合作理事會通過生效，這是目前全球唯一負責海關事務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現有成員182個，覆蓋全球98%以上的國際貿易。作為世界海關組織的成員之一，中國在2000年6月就接受了《京都公約修正案》專項附約4中的第一章“海關倉庫”，但並未接受第二章“自由區”。
但這一態度已經發生變化，2016年7月，中國接受了專項附約4的第二章“自由區”，隻是對其中的4個建議條款予以保留。
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國的自由貿易港建設，將根據包括《京都公約》在內的國際最高水平的要求，遵循“境內關外”的原則，加大一線開放的力度，不斷簡化貿易監管。
當然，遵循“境內關外”的原則，並不意味著這個區域脫離海關等部門的監管。
在海關總署國際合作司等翻譯的《京都公約》中，解釋了自由區與我國保稅區的差異：自由區進口稅費被視為關境外，因此進入自由區的貨物沒有稅也不需要申報；但是保稅區的“保稅”意味著應該征稅，但有條件地予以免除稅費。
在進口稅費之外，相應的監管部門需要依據“境內關外”這一理念，創新監管方式。比如從目前所有進入保稅區的貨物都要申報這一常規性監管方式，轉變為借助貨物風險分類、企業信用分級等手段，針對重點風險事項實行精準監管方式。
監管方式的改變，對貿易及相關產業的影響將是巨大的。以香港為例，2006年離岸貿易額超過轉口貿易額，實現了從轉口貿易向離岸貿易的轉型。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於2017年初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香港的離岸貿易總值估計達5560億美元，占其年度貿易總量的55%。
實踐上，基於“境內關外”這一理念，自由貿易港未來將要更多發展麵向國際的業務、離岸業務，會有更多的轉口貿易、離岸貿易發生。
比如，在前文提到的跨境電商領域，卓誌跨境電商供應鏈服務有限公司CEO李金玲告訴記者，因為實施了更高標準“一線放開”，企業可以根據具體的市場變化，讓進口貨物在一般貿易、跨境電商、轉口貿易等形式下靈活切換。如果電商平台需要退貨的話，就可以通過轉口貿易，發往其他有需求的市場。
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自由貿易港也使離岸電商成為可能。就是在自由貿易港裏，做A國和B國之間的電商業務，但貨物並不進出自由貿易港。
從實際操作的角度而言，許多企業也表示，需要外匯、金融、稅收製度的改革與貿易形態的變化相匹配，推出有國際競爭力的、支持貿易便利化的相關製度。
(原標題：多項新政助推全麵開放新格局 自貿港探索先行)
最後更新：2017-11-15 0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