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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中國完全可以避開“中等收入陷阱”
凱恩斯學派錯在何處
南方都市報評論記者(以下簡稱“南都”)：如何理解中央政府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
周燕：究其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出現了下行。自2008年以來，以凱恩斯理論為基礎的刺激需求政策，不但沒有扭轉經濟下行的趨勢，還帶來了地方政府債務急升與貪汙腐敗等一係列問題。於是有人提出需求不足僅是表象，供需錯配才是實質，因而需要從供給端著手改革。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到“供給側改革”，他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係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從經濟學的角度理解這段話，有三層含義：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讓經濟持續增長；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做法是提高供給體係的質量和效率；第三，“擴大總需求”的同時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似簡單的政策提法，對經濟學傳統理論卻是不小的挑戰。
首先在傳統理論中，以凱恩斯為代表強調需求的“凱恩斯學派”和以薩伊為代表強調供給的“供給學派”是水火不容的兩大學派，在理論推導方麵存在著巨大分歧與截然不同的政策建議。其次，怎樣才能夠“提高供給體係的質量和效率”需要有清晰的答案，即改革的內容與供給體係究竟為何，需要有具體內容。第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能夠確保“經濟持續增長”？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南都：凱恩斯學派提出的刺激政策為何不見效，反而有巨大的副作用？
周燕：斯密是經濟學鼻祖，他提出了“無形之手”的原理。馬歇爾將其發揚光大，引入了“均衡”概念。然而，1929年的大蕭條動搖了經濟學的傳統———“自動均衡”怎麼可能會出現“生產過剩”呢？1932年美國羅斯福開始新政，實施大政府策略。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發表，為新政提供理論支持。凱恩斯以挽救經濟學的大師身份出現。二戰結束以後，凱恩斯經濟學便迅速取代傳統經濟學，並且出現了凱恩斯學派。好景不長，上世紀70年代出現了凱恩斯理論所無法解釋的現象“滯脹”———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該理論被現實證偽，由此催生了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諸多派別，其中以米爾頓·弗裏德曼對大蕭條的重新解釋最為耀眼：1920年代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不是市場，而是政府，是政府錯誤的貨幣政策擾亂了價格機製，從而帶來經濟危機。
凱恩斯學派的理論錯漏在哪裏？凱恩斯關注的問題是均衡國民收入是怎樣決定的，如何使其增加。凱恩斯學派認為，國民收入是由社會總需求(E)與社會總產出(Y)所決定。E=c+i(消費+投資)，Y=c+s(消費+儲蓄)，當產品市場達到均衡時，E=Y即：c+i=c+s，也就是i=s。在現實之中，投資都來自於儲蓄，因此實際投資必定等於實際儲蓄。但在凱恩斯這裏，“投資”與“儲蓄”是意圖，所以不一定相等。在他看來，儲蓄是漏失(leakage)，會減弱消費，從而導致經濟不景氣及失業；投資則是注入(injection)，會增加經濟的活力。如果要增加國民收入，實現經濟增長，則要增加社會總需求，而關鍵在於刺激消費。在消費乘數的作用下，稍微增長的消費，會帶來呈幾何級數增長的國民收入。那麼如何刺激消費呢？凱氏的藥方是財政赤字，即通過政府投資拉動消費，從而帶來經濟增長。
這一貌似嚴謹的分析，錯誤有二：一是關於儲蓄與投資是否相等，歐文·費雪與凱恩斯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二是政府投資究竟能否提升消費，弗裏德曼也有著與凱氏完全不同的答案。費雪認為，儲蓄與投資永遠是同一回事，隻是從不同的角度看，不分什麼“意圖”與否。例如一個人獲得收入後，他會消費一部分，剩下來的是儲蓄。如果他選擇今天不消費，明天才消費，那是在投資。他把錢存在銀行是儲蓄，但同時也是投資，因為未來有利息的回報。換言之，儲蓄是今天收入不消費餘下來的，投資是今天餘下來的用作明天的消費，二者是同一回事，隻是觀察的時間角度不同。
對於第二點，弗裏德曼認為消費是由財富或永久收入決定。凱氏所建議的政府支出(或赤字)，隻能增加過渡性或暫時性的收入(transitoryincom e)，卻無法增加永久收入，因此對刺激消費無效。同時，政府支出對私人部門支出具有“擠出效應”，許多應由私人企業投資的項目被政府低效率的投資所取代，會進一步阻礙經濟回升的可能性。
正是因為基礎理論上存在上述錯誤，1970年代開始，以凱恩斯理論為基礎，采用“刺激有效需求不足”的各國經濟政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從各個角度批判凱恩斯學派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通過赤字來刺激需求的做法，不但無法實現經濟增長，反而還導致了各國的債務危機。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凱恩斯學派再次抬頭，美國政府2009年推出《美國複蘇和再投資法案》，用7872億美元救市，8年過去，經濟依舊深陷泥潭。
供給學派的思想演化
南都：以薩伊為代表的供給學派是如何分析經濟衰退的？
周燕：1803年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了“薩伊定律”，即“供給能夠創造其本身的需求”，是指每個生產者之所以願意從事生產活動，若不是為了滿足自己對該產品的消費欲望，就是為了將其所生產的物品與他人換取物品或服務。薩伊否定生產過剩，認為商品買賣實質上是物物交換，貨幣隻在刹那間起媒介作用。產品總是用產品來購買，買者同時就是賣者，買賣是完全統一的。因此，商品的供給會為自己創造出需求，總供給與總需求必定相等，局部供求的不一致會由價格機製進行調節，從而達到均衡。
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同樣對薩伊的理論提出了挑戰。凱恩斯學派成為當時的主流，伴隨70年代後對凱恩斯學派的反省與抨擊，供給學派再次抬頭。這次的核心人物是喬治·吉爾德與拉弗。他們這次不是簡單重複薩伊定律，而是認為要依靠市場機製，通過儲蓄、投資和人們工作積極性的提高來提高生產力。認為商品過剩是適銷不對路，其原因並不是需求不足，而是能帶來新需求的創造性供給不足。企業並不是在被動地適應市場需求提供商品，而是在創造需求方麵發揮著主導作用，經濟增長源自供給者的創造力和生產率的提高。
減稅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是供給學派最具標誌性的政策建議。拉弗認為，稅收收入不一定隨稅率上升而增加，隻有合理的稅率才能帶來最大收入。減稅能夠增加供給，刺激儲蓄和投資，供給增加會帶來產品價格的下降，解決通貨膨脹問題；生產率提高則能夠解決經濟停滯問題，促使經濟繁榮。
盡管如何降低稅率，降稅是否真的能夠刺激經濟發展，其內在機製究竟為何等等問題還存在著疑問，但不少人認為，1980年代美國的裏根總統與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就是采用了以供給學派理論為基礎的經濟政策，從而實現了兩國的經濟繁榮。顯然，刺激供給的政策多種多樣，降稅僅是一種，其有效性仍存在爭議。由於供給學派無法給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係，更無法接受事實的檢驗，因此該學派一直沒能成為經濟學理論的中流砥柱。
張五常教授則完全摒棄1970年代供給學派的觀點，重回傳統薩伊定律，並進行了新的闡釋。
南都：怎麼闡釋的？
周燕：一，供給是放棄了的需求，需求是放棄了的供給。他肯定薩伊“供給是為了需求”的觀點，但進一步強調供需之間的轉化。某人買入某種物品是需求，他放棄該物品則是供給，不存在凱恩斯學派所謂的“漏出”。
二，他將“薩伊定律”與“斯密的分工理論”相結合。分工深化使得生產者專注於某個環節的生產，效率急升。分工帶來效率提升的同時，也意味著更多的“買”與“賣”及相互轉化。“分工”創造更多財富的同時，也帶來更高的交易費用。
三，買入與賣出均涉及合約，合約形式與內容由交易費用所決定，而合約本身又會帶來不同的交易費用。一方麵，交易費用的高低將決定合約的選擇，交易費用越低，合約選擇越便利，買賣轉換越容易，分工的利益會增加，宏觀上體現為經濟增長。另一方麵，自利人一定會選擇交易費用低的合約方式，而合約方式又將決定租值消散的大小，租值消散降低，也會帶來經濟的增長。
由此可見，降低交易費用，實現供給與需求的高效轉化，促進分工收益，減少租值消散，是實現經濟增長的途徑。從斯密到薩伊，再到張五常，整個供給理論的理論體係一脈相承，結構完整。
從交易費用視角看，當年裏根與撒切爾夫人改革的重點不是降稅，而是降低交易費用。稅製不好，交易費用高，降稅起到了降低交易費用的效果，但關鍵卻是他們采取了其他一係列降低交易費用的改革措施。
“產能過剩”的根源
南都：合約視角下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是什麼？
周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表示，他認同列寧“國家是公司”的說法，但國家這個公司與一般的生產企業不同，其提供的產品與服務是企業無法提供的。而政府就是為了提供這些產品和服務進行具體決策與管理的組織機構。有哪些產品與服務是由政府提供而生產企業(市場)無法提供的呢？從交易費用視角來看，當市場提供某些物品的成本太高，而由政府提供能夠降低該成本時，這類物品就會由政府提供。
也就是說，政府與市場在降低交易費用方麵各有所長。政府應該做什麼，邊界在哪裏，是由交易費用決定的。例如，政府了解消費者偏好的信息費用高昂，隻有價格才能匯聚每個消費者的消費信息，所以在商品生產領域，政府的信息費用遠高於市場。而在政府這一組織內部，不同層級政府提供物品的交易費用也不相同。例如市(縣)級政府擁有土地的使用權，比中央政府具備更多的土地使用信息，也更清楚當地的資源優勢，因此在規劃土地用途方麵，比中央政府的信息費用更低。
市場與政府、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降低交易費用問題上各有優勢，隻要能夠做到各司其職，邊界清晰，社會的整體交易費用就能夠下降，經濟繁榮才能夠持續。與新供給觀相結合，經濟下行意味著分工合約轉化中的交易費用增加，其中“政府—市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邊界不清所帶來的交易費用上升是其關鍵所在，這也是目前中國經濟困境的根源所在。
南都：能舉例來說明嗎？
周燕：比如說“僵屍企業”現象。從經濟學的理論來看，按照市場的自我懲罰機製，“僵屍企業”會被市場淘汰，消費者不認可的“落後產能”也不可能經久存在。
市場是以價格機製來配置資源的，產品不符合消費者需求，會無法賣出，導致企業虧損。虧損到一定程度，企業則會以破產的形式來減少損失，資源通過價格機製配置到更加善於使用它的人手上。產能是否“落後”、是否“過剩”，取決於市場。市場的競爭迫使企業去尋找其他市場，找到賺錢的，也就是消費者願意購買的產品。無論是產品升級與否還是技術創新與否，關鍵都是要尋找到市場。
一些存在了很長時間的傳統手工藝品，從時間或者技術上看
不能說不“落後”，但是市場擁有巨大需求，因而能夠經久不衰。與此相反，一些先進科技，占領了技術的製高點，卻因為各種原因慘遭市場摒棄也屢見不鮮。市場正是通過懲罰機製，在競爭中優勝劣汰，從而生產出適銷對路的產品。市場的“自我懲罰機製”無法將虧損企業淘汰，其根本原因就是市場以外的政府不讓其淘汰，用政策進行扶持。有許多國有企業，雖然虧損，卻連年獲得大額政府補助。正是因為擁有政府的財政補貼，這些企業才得以維持，成為“僵屍企業”，與之伴隨的則是“過剩產能”。
由此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深入經濟困境實質，其重心是政府退出應該市場發揮作用的領域，放開行業準入、修改《勞動合同法》等增加交易費用的政策措施。為企業鬆綁，讓企業自行決定生產什麼，生產多少，接受市場獎懲。政府退出市場領域才能真正解決“僵屍企業”和“產能過剩”問題。
如何避開“中等收入陷阱”
南都：有種觀點認為，中國近年來經濟增速下滑，在全球市場競爭力下降的一個原因，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得快。你怎麼看？
周燕：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的確要開始麵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改革開放至今，中國人的收入不斷上升。農民工平均工資從1995年的月薪495元上升到2015年的月薪3000元。收入上升是財富增長的結果。隨著經濟增長，人們會將其創造的財富一部分投入到人力資源上，帶來勞動力質量提升，從而勞動力的價格也上升。1980年代改革伊始，中國的勞動力主要集中在農業，幾乎沒有任何工業知識。離開農村到沿海城市打工，市場對這類人的“定價”是非常低的。
然而，農民工在“三來一補”的簡陋工廠中邊幹邊學，學會了加工的知識、貿易的知識，甚至開始創立自己的企業。這種勞動力價格的提升，是以人力資源的質量提升為基礎，也意味著中國在由低端產業向高端產業的升級中擁有了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動力價格提升應該是個好消息。
南都：這裏麵的一種擔心就是勞動力價格上升了，但中國的產業升級卻沒有完成，從而出現了經濟增長的停滯，出現了“中等收入陷阱”。
周燕：環顧全球，的確存在一種現象，一些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沒能成功地躋身高收入國家，而經濟增長卻長期停滯。產品既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麵與富裕國家競爭。“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原因，表麵上看就是低端製造業轉型失敗，無法升級。
這裏的關鍵點在於“產業無法升級”。按照經濟規律，生產成本增加，企業隻有提升產品質量，才能夠獲得更高的租值。微觀層麵上的產品質量提升，最終會體現在宏觀層麵的產業升級上，怎麼會“無法升級”呢？
實際上深入一步看，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恰恰是因為一些國家的政府在進入中等發達階段後，開始推行福利政策，以迎合民粹，爭取選票，使得整個社會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瓜分現有財富，而不是創造財富上，經濟增長於是停滯不前。利益集團為了自身利益，帶來巨大租值消散，犧牲了整個國家的發展利益。在一些國家，《勞動合同法》的維護者是工會這一特殊利益集團，他們不惜犧牲低收入者與年輕人的就業機會，來維護自己的高收入。中國近年來也學習引入了此類法例，人為地增加了用工成本，導致中國在還未完成產業升級所必需的財富積累之前，就已經喪失了產品成本優勢。這無疑是種遺憾。
南都：也就是說，勞動力成本的增加要分類細看？
周燕：是的。勞動力成本是有結構的，其構成部分有二：一種是知識提升帶來的質量提升反映在成本上，它們恰恰是產業升級的要素基礎；另一種則是交易費用，是由政府錯誤政策所帶來的租值消散，是這類成本的提升帶來了經濟停滯甚至衰退。像最低工資製度本質上是價格管製。許多研究表明，它並不能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反而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中等收入陷阱”其實完全可以避免，政府先取締增加交易費用的政策，讓第二部分成本大幅下降，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會重獲競爭力。
目前中國的產業結構與瓶頸，恰恰就是第二類成本的體現。一方麵，以華為、騰訊、大疆等為首的高科技企業蓬勃發展；另一方麵，低端製造業卻在迅速消亡。其根本原因在於《勞動合同法》難以增加高科技企業的成本，卻能夠大幅增加低端製造業的成本。
在中國現階段，如果低端製造業的交易費用不是大幅提高，高科技企業會發展得更好。中國目前每年都有大量的理工科學生畢業，薪水僅僅是發達國家的1/5，技術型勞動力成本低廉。這是目前全球競爭中中國的一種比較優勢所在。然而，無論是華為手機的機身配件，還是大疆無人機上的螺絲釘，都是低端製造業的產品。一方麵，這些廠家的倒閉與撤離(到東南亞其他國家生產)，無疑會增加高技術企業產品的總體成本，增加其集中發揮技術成本優勢的難度，甚至為此不得不遷移工廠。另一方麵，這幾年深圳超越矽穀的唿聲很高，深圳比矽穀更有優勢的原因是旁邊有東莞的製造業，每一樣產品都可以定製出樣品進行校驗，而矽穀沒有。如果東莞的低端製造業消失，深圳的比較優勢也會大打折扣。
總而言之，有自由訂約和議價的低端製造業為基礎，高技術產業才能更好更快地發展。中國人口眾多，還有大量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低端製造業的衰敗意味著他們積累知識的路徑被阻斷，未來收入很難提升，而社會的財富分配與分層問題也將更加突顯。
(周燕，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原標題：中國完全可以避開“中等收入陷阱”)
最後更新：2017-07-16 11:2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