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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促使流動性配置機製實現三大轉變
我國市場流動性總量很大，但處於“緊平衡”運行狀態，流動性在不同對象和領域的分布極不平衡，存在絕對“富裕”和絕對“貧瘠”的現象。這種“兩極分化”，使市場資金價格信號出現錯位式失真，以及市場行為的綁架式失序，這與流動性配置長期積累的機製性缺陷密切相關。為此，需要在處理“眼前與長遠”關係的前提下，促使流動性配置機製實現從對象分類到需求分類、從身份定價到風險定價、從監管分散到監管協同的轉變
據國家審計署近期公告，我國部分央企在流動性(資金)管控上千奇百怪，主要包括購買各類理財產品、參與炒股炒房炒期貨、開展債務收購及資產重組、發放貸款等。由於偏離其主業且大多在不熟悉的領域運作，以致亂象叢生，風險頻現。
我國市場流動性總量很大，但處於“緊平衡”運行狀態，流動性在不同對象和領域分布極不平衡，存在絕對“富裕”和絕對“貧瘠”的現象。這與流動性配置長期積累的機製性缺陷密切相關。部分央企的流動性亂象，是流動性絕對富裕下的必然結果。
流動性配置的機製性缺陷主要表現為，對於“不同所有製成分、不同經濟業態和不同地域分布”的市場對象，采取不同甚至歧視性的配置標準、手段和內容。具體講，對公有所有製成分的市場對象，實現優於其他對象的流動性配置，並形成慣性或隱形力量。近年來又熱衷和追逐新型業態主要是“互聯網+”市場對象的流動性配置，放大金融風險標尺，通過所謂“過橋式”、“捆綁式”和“連通式”方式過度配置。不重視甚至忽視農村領域市場對象的流動性配置，農村金融不發達與農村實體產業整體落後相互交織，城鄉經濟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這種格局，使市場中公有經濟企業、新型業態企業和城鎮企業，獲取流動性相對容易和便利，在取得市場流動性配置絕對優勢地位後，向流動性絕對過剩演變，再走向流動性使用的“絕對”亂象。非公有經濟企業、傳統業態企業和農村企業，獲取流動性則絕對困難和複雜，在流動性配置中不自覺被低端化甚至邊緣化，出現流動性配置格局的饑渴式窘態。在此過程中，“前一類”對象對“後一類”對象形成流動性配置的“擠壓”效應，“後一類”對象對“前一類”對象產生流動性配置的“溢出”效應，遂加劇了市場流動性配置過程和結果的“兩極分化”。
這種分化，使市場資金價格信號出現錯位式失真，以及市場行為的綁架式失序，並形成惡性循環。一方麵，流動性配置充裕的對象和領域，在取得低於市場平均成本資金後，形成流動性“超配”狀態和“過剩空間”，並向流動性短缺對象或收益高於融資成本的領域傾軋，抬升市場資金的整體水平。另一方麵，流動性配置貧瘠的對象和領域，在艱難獲取高於市場平均成本的資金後，實體經營的比較和轉移收益效應已很小，出現由價格倒逼產生的“跟風空間”，也會加入“資金運作資金”的行列，流動性配置機製由此更為扭曲，再次推高市場資金價格。而且，上述兩個“空間”，在運行過程中總是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形成市場“糾結式”循環。
這樣的循環，導致市場流動性形成了與實體經濟融合的排斥情緒和力量，加劇了實體經濟“空心化”。我國金融市場的多元化和開放化，本來是有利於實體經濟發展的，但由於流動性配置的機製性缺陷，出現了流動性以價格尋租為主要體現方式的“脫實向虛”傾向，流動性與實體經濟粘合度不斷弱化，耦合性不斷減少，“流動性為流動性而存在”的市場邏輯大行其道。流動性的虛“實”與實體經濟的實“虛”現實，使金融供應側手段多樣化與滿足實體經濟需求側內容變化性的“反差”，越來越大。
在此過程中，流動性屬性的基本要義和要素破壞甚至顛覆。典型表現是以所謂彰顯流動性的效率性來否認資金的“間歇性”屬性，出現泛效率化現象。流動是資金的天性，也是評判其價值大小的重要標準。但是，要從遵循實體經濟運行周期的基本規律來考量。資金與實體物質的結合必然產生“間歇資金”，就是資金在連接不同實體經濟的具體生產過程中，實現不同生產環節的轉換，總會形成“空窗期”和“準備性”資金，這本來是資金全部運行周期的組成內容，是資金效率理應分擔的“成本”。然而，近年來在利用互聯網技術或者說金融創新的過程中，這一規律不知不覺被輕視，而以所謂消除資金的“間歇性”為目標，開展各類創新，實現超然性的資金流動或盈利，資金連接實體經濟的合理路徑、應有空間，在利益標杆的引導下被誤導、被擠占和被侵蝕，為“錢追錢”市場模式泛濫撕開了若幹市場“口子”。沒有資金的“間歇”，資金就缺少了連接實體經濟的“預備動作”。
流動性配置的機製性缺陷，隻能通過機製的完善與改造來應對和解決，而且需要在處理“眼前與長遠”關係的前提下，始終抓住適應實體經濟融資需求變化這一“牛鼻子”，實現三方麵轉變。
首先，從對象分類到需求分類的轉變。相對淡化市場對象“公私”成分、“新舊”業態和“城鄉”領域的角色痕跡，先從底層和底色上優化市場的“資本性”結構。在此基礎上，從流動性配置的政策規定、管理原則和行為選擇上，圍繞滿足實體經濟需求的變化，按不同需求層次確定流動性配置的總量、結構及行動路徑，並創新和增多滿足各類市場需求的有效途徑，包括設立專門運作機構、建立有民企和外資參與的基金等，解決市場流動性配置格局不均衡的突出問題，弱化市場資金分布“富裕”與“貧瘠”並存的兩極分化現象。
其次，從身份定價到風險定價的轉變。以身份的不同來確定資金價格，與市場化原則相悖，而且形成的利率水平背向著眾多領域和空間，分割和撕裂了市場的整體性，還寄生出眾多市場“怪胎”。因而，應把市場資金資源的定價，堅定不移地捆綁在“風險”這根支柱上，而且體現到資產與負債、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貨幣市場與其他市場的全過程中，以此保證市場標準的一致性，減少由行為失序誘導資金流入虛擬經濟的要素和力量。
再次，從監管分散到監管協同的轉變。在功能性監管體係短時間內尚難形成的前提下，必須強化監管的協同。一方麵，尊崇規律和體現服務實體經濟的主旨，優化市場各類主體主要是金融性主體的手段、產品和流程鏈條，限製和減少與實體經濟關聯性不高的業務內容和行為(各類通道業務、嵌套業務、過橋業務)，提升粘貼度和效率性。另一方麵，對“跨界”業務，堅持源頭性監管為主原則，按“誰源頭、誰牽頭”要求，實現監管協同下的穿透，營造金融監管公平、公正的環境氛圍，壓縮監管套利空間。
(原標題：盡快促使流動性配置機製實現三大轉變)
最後更新：2017-07-12 08:5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