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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貿易低速增長 彎道超車且看“標準競爭”

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全球貿易增速一改危機前持續兩位數高增長態勢,掉頭跳水,繼2009年出現20%負增長之後,2012年以來連續五年低於全球經濟增速,其中2015年再現11%的兩位數負增長(圖1).

在全球經濟複蘇漸穩的背景下,2017年以來伴隨著全球貿易的大起大落,對於貿易走勢是複蘇還是低迷,是負增長還是正增長,不斷出現各種不同的聲音。本文綜合過去三年全球貿易走勢的短期和長期因素,結合貿易先行數據,提出未來全球貿易將複蘇、呈低速增長,將延長各國經濟增長競賽的“彎道期”;要把握這其中蘊含的機遇與風險,各種形式的標準競爭將更趨激烈、更為關鍵。

全球貿易將恢複增長 短期將維持低速

2017年以來,伴隨著全球經濟增速不斷回升,經濟增長預期不斷上修,全球貿易在波動中企穩跡象逐漸明顯。但是,與過去30年持續高於全球經濟增速相比,全球貿易在未來三年內很難再次高於全球經濟增速。

未來三年,全球貿易維持低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有三個:

首先,全球貿易增長跡象增強,貿易回升的力度增強。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再次上修美國、歐洲、中國等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速,經濟複蘇增長趨穩趨強的信號日漸增強。

與之相對應的是,全球貿易增長的先行指標也逐漸轉強,波羅的海幹散貨指數(BDI)和全球貿易先行指數(CRB指數)逐步回升,尤其是2017年下半年以來增勢顯著,表明全球貿易止跌回升的基礎更趨堅實。進一步分析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產出缺口走勢(圖2),可以發現目前占全球貿易50%的主要國家和地區,產出缺口在2017年以後尤其是2018年後,會逐步轉正,全球需求大幅回升有望在2018年前後開始出現,全球貿易再次大幅增長或在未來兩三年實現。

其次,全球貿易新增長極正在形成,加速增長仍需時日。危機前全球貿易近30年的高增長,得益於技術進步推動的價值鏈在全球進行配置、實現布局,在於新興和轉型經濟體國家以外向型模式發展經濟,在兩個層次上對全球貿易增長形成持續推動。

全球金融危機後,全球價值鏈在全球貿易、投資、經濟實力和增長態勢變革推動下出現解構,以信息通信技術(ICT)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在危機後逐步獲得在全球布局和配置的時機和平台。同時,過去貿易增長格局下獲得發展的許多國家,經濟結構轉型和貿易發展模式變動需求增長,變革能力增強,推動全球貿易格局發生變革。從固定資產投資來看(圖3),南亞、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少數固定資產投資形成持續增長的地區,其中南亞是持續增速最高的地區。從過去三年全球貿易波動來看,南亞也是少數貿易保持相對持續穩定增長的地區。以南亞、撒哈拉以南非洲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新全球價值鏈形成過程中,在全球主要貿易國家貿易發展模式變革中,正逐步成為新興貿易增長極。但是,考慮到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現有的經濟基礎和貿易規模,以及ICT技術在全球貿易格局中獲得突破性布局,都非短暫三年能夠完成。因此,隻有新增長極在相對更長時期獲得穩定增長,全球貿易新的增長方能實現。

第三,貿易波動的短期因素仍將維持震蕩,新的幹擾因素或將增強。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疊加匯率波動,是過去三年全球貿易複蘇乏力的主要原因。未來三年,由於全球能源、資源格局也在經曆變革,同時美國、歐洲、日本貨幣正常化不同程度獲得加速,對於南亞等新興貿易增長地區,以及其他對現有全球貿易增長貢獻較大的資源類國家,仍將持續形成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和匯率波動衝擊,此類短期波動因素仍將持續存在。此外,在資源類和依靠外貿拉動經濟增長需求大的地區,地緣政治風險更為突出,影響更趨複雜,會進一步增加未來全球貿易增長的壓力。在現有全球治理格局下,對地緣衝突的國際協調能力仍有待提高,全球貿易大幅增長的壓力仍然巨大。

未來的主要機遇、挑戰與應對

從全球來看,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貿易不會再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而且貿易相關的總量與結構波動,還將放大並影響全球經濟增長。在國際經濟和政策變化的交織作用下,貿易低速增長蘊含的機遇與挑戰,將加重並強化各國在經濟增長角逐中的差異。在新技術引發全球價值鏈重構的背景下,在全球經濟、貿易和投資格局重構期,各國經濟增長的競爭猶如彎道超車,妥善把握機遇、應對風險,將是否能實現彎道超車、能否形成未來更長時間中在直道賽跑的主要優勢來源。

目前,在全球貿易複蘇不穩的同時,全球投資格局正在加速發生變化,在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大旗下,非關稅類貿易壁壘成為各國推動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工具,其中不同側重點的貿易區、雙邊和多邊貿易協定以及貿易組織,成為各國參與、主導全球競爭的主要平台。在未來的“彎道競賽期”,實現“超車”的關鍵,更在於多大程度上能在按照有利於自身優勢設定的新標準、新跑道上參賽。“標準競爭”成未來實現“彎道超車”需要著重把握的重要機遇和挑戰。

首先,貿易低速增長的最大機遇和挑戰是“延長”彎道。

危機後,全球經濟、貿易、投資持續低迷,ICT為代表的新技術帶來全球價值鏈解構,導致全球主要經濟體間的競爭從基於原有全球價值鏈體係的分工合作軌道,進入新技術標準和優勢競爭的混道競賽模式,猶如進入“彎道”賽車模式。而貿易低速增長,將延長前期貿易低迷期價值鏈的解構進程。同時,對於處於工業化變革不同階段的各國經濟,一方麵將贏得更多的調整時間,另一方麵,貿易、投資、金融相融合的標準競爭也將更趨激烈。未來三年,這種技術、經濟和貿易全球格局的同時調整,將加劇ICT技術的國際競爭,並形成新技術基礎上全球新價值鏈優勢的鎖定效應。延長的“彎道”,對於全球經濟、貿易格局轉變中的各國經濟而言,既是最大的機遇期,也是挑戰最大的階段。

第二,貿易低速增長的最大風險是非經濟理性。

非理性的經濟手段,如貿易保護和投資限製,地緣政治風險等非經濟風險,以及如信用評級等基於不準確經濟現實發布的第三方指引,是過去三年貿易低迷情況下非經濟理性的三大主要表現。與之相關,匯率波動、債市風險和金融不穩定,成為上述三種非經濟理性形成的三大主要風險,其交織作用將強化貿易低迷與經濟增速不穩的相互作用。由於現有的全球經濟格局尚未完全解構,發展中和新興經濟體在這三種風險中,更有可能成為關注點甚至風險點。

第三,貿易低速增長延長“彎道超車”競技時間,“標準競爭”或將加劇。

標準競爭是溝通產品和模式競爭的橋梁,其形成和設定,將有利於在上遊模式競爭和下遊產品競爭中鎖定優勢。從近年來主要貿易大國、經濟大國貿易競爭的經驗和發展來看,對於全球貿易而言,“標準競爭”主要是雙邊、多邊貿易協定下確立的貿易標準,是區域或全球性的貿易結算標準,是貿易相關的金融標準。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已逐步搭建起全方位標準體係,通過國際貨幣——美元,國際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和世貿組織(WTO),以及碳交易和赤道原則等新型貿易與投資壁壘,在全球化格局轉變中始終保持全球經濟地位的相對穩定。從這些國際化手段能夠國際通行的經驗來看,需要國際化的創新手段、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調機製的“團隊化”運作與配合。

然而,近年來美國在自貿區談判等方麵,談判策略和格局正在發生變化。此外,歐盟受英國退歐影響,在區域和全球貿易中的格局、標準和利益都麵臨大的變革。目前,全球主要國家在ICT技術方麵擁有的跨國企業各有優勢和特長,在技術和市場方麵都形成了一定的優勢。同時,全球儲備貨幣因人民幣的加入也在經曆幣種變化,全球區域型貿易組織正在各地以各種形式形成。

在未來的貿易低速增長期,能否把握寶貴的“彎道期”,關鍵在於能否通過下列渠道促進貿易、投資與經濟增長互動模式的轉變,形成跨國企業、貨幣和金融三足鼎力的國際競爭優勢:一是通過新標準的確立和競爭,對新形成的“三足鼎力”式國際競爭優勢進行固化和強化,盡快形成貿易增長的新優勢;二是在新的貿易、經濟格局下,通過“標準競爭”,加速建立貿易、投資、金融在內部、區域和國際市場的整合能力,加速建立貿易對經濟增長的綜合推動力和競爭力之間的良性互動機製。

(作者單位:工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原標題:全球貿易低速增長 彎道超車且看“標準競爭”)

最後更新:2017-10-22 22: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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