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梅都追捧“全球化” 全球化的風幡將如何飄拂？

摘要

上周，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演講說明，無論是英國脫歐，還是特朗普的經濟民族主義對外政策，都不能簡單地說成是“去全球化”。

　　最近兩年，英國脫歐和美國特朗普的對外政策，被廣泛說成是“去全球化”。真的是這樣嗎？

　　在達沃斯洗刷“去全球化”

　　特朗普總統和特蕾莎·梅首相在達沃斯的講話，不僅為他們洗去了“去全球化”的消極名聲，而且傳遞出極其重要的全球化信號。

　　特蕾莎·梅是上周中國進行官方訪問。無論英國和中國，許多商界人士都期待這次在非常時刻的非常訪問。她的中國之行，是重要的全球化行動，說明英國脫歐不是“去全球化”，而是調整英國在全球化中的作用。英國仍然是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之一。脫歐中的英國，與中國等非歐盟的貿易和投資關係，至少可以彌補英國因為脫歐而造成的全球化損失。

　　特朗普這次在達沃斯說的爽快：他和他的政府主張“美國第一”並不意味著美國不要多邊合作，美國仍然需要其他國家與美國的合作。而且，特朗普透露，美國可以“(重)談”以回到一年前特朗普斷然退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計劃(TPP)。此種讓人預料之中也預料之外的表態，正反映出美國在今天全球化世界的進退兩難。

　　全球化也受到其他的改變。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是改變全球化的最引人注目的實踐。

　　如國際貨幣基金(IMF)最近在一份報告中指出的，全球化受到的最大改變是各國的政治變化，因為這可能導致全球的交易成本上升，貿易和投資為主的全球化活動放慢。民粹主義驅動的經濟民族主義(包括貿易或者投資保護主義)不僅在美國抬頭，而且在其他國家，幾乎是在世界範圍內蔓延。

　　具有強烈諷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在國內的大規模減稅等舉措被他自我表揚為美國投資環境改善的證據。實際上，在經濟民族主義的條件下，特朗普政府的減稅與當年裏根政府的減稅不一樣。裏根的減稅是為了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而特朗普的減稅卻有著強烈的政治動機。這是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麵對的悖論。

　　現在和長遠的全球化改變

　　我認為，從全球經濟學的角度，現在和長遠的全球化的改變無非以下三種情況：一種是轉移效應，一種是創造效應。特朗普號召在全球各地(例如在中國)投資、經營的美籍企業回國，甚至，他的政府吸引其他國籍的企業到美國投資。在達沃斯聽特朗普演講的企業家，可能有的在回美國的途中，或者受特朗普政府的激勵已經回到了美國。這種情況就是全球化的轉移效應。預計未來幾年，全球化的轉移效應更加強烈。

　　全球化改變的另一個效應或者後果，是我一直強調的全球化創造。特蕾莎·梅的訪華，構築的不僅是新的英中經濟關係，而且可能是最終使中英關係成為全球化的一根新支柱。中英在經濟上合作的意義不亞於20世紀70年代英美攜手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全球化改變的第三種情況才是“去全球化”——全球化的放慢或者全球化在結構上的被去除。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是危險的，因為中國批評的華盛頓的“零和”思維和行動(與中國打貿易戰)將導致中美經貿關係的收縮。

　　中國是過去英美歐等驅動的全球化的一個主要受益者。這是中國承認的，也是全球的共識。美國等認為，中國受益，他們並非共贏，而是輸家。這一情況在非金融領域是明顯的。以前奧巴馬政府指責中國“免費搭車”，降低了不少參加全球化的交易成本；而現在的特朗普政府則繼續認為，中國在知識產權等方麵巧取豪奪。所以，他們要通過政策的大變化改變此種全球化格局。

　　全球化改變的前景有確定性的，即全球化的再平衡不可避免；也有不確定性的，即全球化的轉移、全球化的創造和全球化的去除，都存在不確定性。

　　英美推動的全球化改變中，全球化的轉移和全球化的去除，對中國都是根本挑戰。這預示著中美關係等前景的嚴峻性。2018年底將紀念中美關係正常化40周年。在這個周年的時刻，中美雙方能扭轉惡性循環進入一個新的良性循環時代嗎？全球化的創造對中國是大的機會。所以，中英合作有必要在大戰略高度重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