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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才是金融危機的最後贏家 答案竟是中國！
金融危機過去將近10年時間。那麼誰是最後的贏家呢？國外財經雜誌在最新撰文中寫到，在08年的這場危機中，中國成為了最大受益者！
文中稱，在金融危機的時候，有日認為最後的勝利者是馬哈蒂爾·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也有的認為是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要知道，2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馬來西亞領導人和美國基金經理之間的那番唇槍舌戰，象征著那個時期的風暴。它也促使人們關注一個長期問題：新興經濟體應該對數萬億美元的全球投機資本保持多大程度的開放？
馬哈蒂爾放了第一槍，他稱索羅斯是“擁有很多錢的……白癡”，指責他把馬來西亞貨幣林吉特當作目標，從投機行為中獲取“不必要、非勞動所得和不道德”的收益。他還感到了黑暗動機，稱這是那些“不樂見穆斯林進步”的人策劃的猶太人陰謀。
猶太人索羅斯反唇相譏，稱馬哈蒂爾“對他自己的國家構成威脅”，如果“他的想法受到獨立媒體紀律的約束”，他就無法僥幸為自己的失敗找到替罪羊。
拋開這場互懟不談，誰占上風的問題應該分開來看。短期來看，身為全世界最成功的基金經理之一的索羅斯，無疑通過做空亞洲貨幣而獲得了巨額收益。
同樣，該地區明顯遭受了重創。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貨幣匯率暴跌；企業外債一筆接著一筆違約；數百萬人失業；數千人自殺；多個政府下台。
印尼是受創最嚴重的國家，一年內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13.1%，而其貨幣印尼盾兌美元匯率一度暴跌83%。隨著該國政治強人蘇哈托總統(President Suharto)於1998年5月辭職，由投機者數萬億美元支撐的開放市場信條似乎變成了不可抗拒的懲罰力量。
但在中間的幾年裏，深刻的心理創傷促成了自我強化行為。亞洲在危機後變得更明智，更具有恢複力。還有一種非常真實的感覺，馬哈蒂爾的告誡——控製投資者資本的流動——如今比索羅斯的開放市場信條更勝一籌，這主要是由於中國崛起的影響。
“發展中國家‘贏了’，因為它們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危機中學到的教訓主要是自保，使自己免受易波動的資本流動的損害，”花旗新興市場主管戴維·盧賓(David Lubin)表示。
這種自力更生的精神迫使東南亞國家積累外匯儲備來阻擊投機性攻擊。這也促使他們更依賴於自己的財富，減少對外幣借貸的依賴——在危機致使他們的本幣相對於他們的美元債務貶值時，這種依賴讓他們不堪一擊。
在2008/09年金融危機期間，這些防波堤證明了自己的價值。“該地區確實逃過了一劫……主要是因為它們部署的防禦措施，”信用評級機構穆迪(Moodys)的邁克爾·泰勒(Michael Taylor)表示。
不過，亞洲金融風暴最堅持不懈的學生不是任何一個直接受害者。中國驚恐地目睹了該地區貨幣暴跌，但確保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堅挺，中國幫助阻止金融市場動蕩的舉動贏得了華盛頓的讚譽。
在那場危機前，北京方麵曾考慮在千禧年前後讓人民幣實現完全可兌換，實際上是中國向國際資本流動敞開大門。但亞洲金融危機播下了中國厭惡西方資本破壞力的種子。
20年後，北京方麵仍然嚴格管控著資本賬戶和人民幣匯率、自由化隻是逐漸地進行——天達資產管理公司(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的邁克爾·鮑爾(Michael Power)稱之為“七重紗之舞”。其中一個目的是確保外國資本隻能在國內金融市場發揮微弱力量。
對於世界其他地區而言，這類政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它們意味著世界第二大股市和第三大債市基本上與全球資本流動隔絕。即便上個月MSCI明晟作出把中國部分股票納入關鍵指數的裏程碑式決定，被納入的股票也隻占據MSCI新興市場指數的很小比重。
以這種方式，中國正嚴格按照自己的條件接納國際資本，使後來的“索羅斯們”無能為力。這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幻象，資本被捆綁和約束，無法懲罰違反它那些激發活力的演算法則的人。馬哈蒂爾的勝利可能是第三手的，但亞洲已經開始思考那場爭論中他那一麵的觀點了。
(責任編輯：DF134)
最後更新：2017-07-05 16: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