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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希爾出走美聯儲：耶倫身後的“危機鬥士”

摘要

【費希爾出走美聯儲：耶倫身後的“危機鬥士”】費希爾在臨走前始終強調的是——金融危機後的監管使得金融體係更為強勁，而如今全麵去監管的倡議簡直令人詫異(mind-boggling)，美國當前的政治體係“可能正在把我們推向一個很危險的方向”

　　“費希爾(StanleyFischer)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一位師長。”這是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BenBernanke)對費希爾的評價。現任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也出自費希爾門下。

　　在2014年正式就任美聯儲副主席時，幾乎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以瞻仰神級人物般的心態迎接費希爾的到來，包括主席耶倫，甚至有一種評價是，“作為美聯儲2號人物，費希爾太過優秀”。也就在2017年9月6日，費希爾決定在其任期結束前8個月辭去其在美聯儲理事會中的職務，稱是因為個人原因。當時美元指數大幅跳水。

　　不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執掌央行，費希爾都堪稱全球頂尖。費希爾在20世紀70年代發揮的重大作用是消除麻省理工學院(MIT)和芝加哥大學兩派之間的隔閡；辭去MIT的教職後，他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二把手，幫助帶領全球經濟度過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此後，他在花旗任職，後又在以色列任央行行長8年有餘，在他領導下，2008年的金融危機沒有傷及以色列經濟發展；2014年以來，費希爾在美聯儲的功績並不“張揚”，但卻發揮了“定心丸”的作用。他可謂是耶倫最親密的合作夥伴，二者在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方麵頗具共識，這也使得原本很容易引發金融市場巨震的“去寬鬆”進程顯得異常平滑。

　　眼下，隨著費希爾的離去，除了全球各界的歎惋，最為現實的問題就是——“美聯儲理事會如今出現了4個空缺，這意味著耶倫連任的概率很小，特朗普對任命美聯儲官員有了更大的靈活度。”有幾位曾在美聯儲任職的外資機構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費希爾在臨走前始終強調的是——金融危機後的監管使得金融體係更為強勁，而如今全麵去監管的倡議簡直令人詫異(mind-boggling)，美國當前的政治體係“可能正在把我們推向一個很危險的方向”。那麼，費希爾走後，未來美聯儲又將何去何從？

　　結緣以色列

　　費希爾出生於英屬北羅得西亞(讚比亞的舊稱)的馬紮布卡(Mazabuka)。其父母經營著一家雜貨店，他家便位於雜貨店的後麵。這裏沒有自來水，隻有防風燈照明。13歲那年，他和家人遷至英屬南羅得西亞(津巴布韋的舊稱).

　　在一次猶太青年民族主義運動中，費希爾表現活躍，並在1960年參加了一個青年領袖計劃，首次走訪了以色列。對於費希爾和基特(RhodaKeet，費希爾當時的女友，後來成為他的妻子和三個兒子的母親)來說，這次走訪開啟了他們終身致力於以色列發展的曆程。

　　《經濟學人》曾有提及，數十年後當費希爾被任命為以色列央行行長時，很多以色列人還常常回憶起這位與他們在非洲南部地區共同成長的傑出人士。同樣，參加1960年青年計劃的朱蒂·杜賓斯(JudyDobkins)說：“我們都知道他很聰明，但他肯定比我們想象的要聰明得多。”

　　要說費希爾如何走上經濟學研究之路，這還要歸功於一位大師——凱恩斯。當年，費希爾一位朋友的兄弟從倫敦政經學院回非洲度假，他為費希爾介紹了凱恩斯的作品。還未成年的費希爾回憶稱：“我當時什麼也不懂。”

　　漸漸地，費希爾說他對“凱恩斯書中的語言著了迷”，同時他也認識到，在“大蕭條時期，這個我們熟知的世界已幾近崩潰，是凱恩斯的理論拯救了這個世界。”

　　當時，對於一名想獲得學士學位的大學生來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自然是最佳的選擇。費希爾說：“對於我們來說，英國就是整個宇宙的中心。”

　　“央行家導師”初養成

　　在倫敦政經學院之後，費希爾來到美國MIT就讀研究生。這也奠定了費希爾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並在此後影響了多位出自其門下的央行家。

　　當時，兩位此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Samuelson)和羅伯特·索洛(RobertSolow)在校任教，這吸引了費希爾前來該校就讀。當時MIT處在采用嚴格的數學方法研究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前沿。費希爾說，他在“MIT的經曆確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這裏除了傑出的教授之外，還有“很多優秀的同學”，其中包括羅伯特·默頓(RobertMerton)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

　　回想起來，也正是受到凱恩斯的影響，上世紀70年代開始，費希爾就推崇這種理念：一個積極主動的央行可以刺激經濟行動。這些觀點此後被證明是極具影響力的。伯南克就是費希爾在MIT的博士生，此後在金融危機時期伯南克發起了三輪史無前例的QE，向市場注入了萬億流動性；同是費希爾學生的德拉吉，也在2015年開啟了QE之門。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Summers)也是其門徒。如今，無論哪一個都是活躍在各國前線的好手。

　　要說費希爾在MIT期間最大的學術貢獻，《經濟學人》認為是，費希爾在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凱恩斯新宏觀經濟學派之間從中調和。

　　凱恩斯學派主張貨幣政策發揮積極的作用，即一國央行采取措施消除經濟的波動性。如果失業率超過長期平均水平，央行可通過增加貨幣供應的增長率來降低失業率。在凱恩斯的模型中，央行之所以能夠發揮降低失業率的作用是因為物價和工資水平短期內難以改變——在宏觀經濟學家的術語中，物價和工資水平是具有“黏性的”。

　　然而，古典經濟學派對此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如果失業率僅僅通過印製更多的鈔票就可以降低，那麼整個經濟將成為弗裏德曼——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主要擁護者——所稱的“免費的午餐”。他預計，央行為降低失業率所做的反複嚐試將導致物價和工資水平開始改變，而不是保持黏性。弗裏德曼說，一旦這種狀況發生，通脹水平將會上升，失業率又將回升至長期平均水平。最終，該經濟體的通脹水平將加大，失業率降低將不會帶來長期效益。

　　隨著20世紀70年代美國和其他經濟體所出現的狀況印證了這一預測，即失業率的下降僅僅是短期性的，而通脹水平逐步攀升，努力開始轉向古典經濟學派。古典經濟學家更進一步地認為，央行將無法有效地消除經濟的波動性，即便短期內也是如此。

　　終於，費希爾使得這種爭論暫時畫上了休止。在1977年所寫的一篇論文中，費希爾將人們具有理性預期的假設與凱恩斯模型的關鍵特征融為一體。他做出現實的假設，假定工資水平通過雇主與其員工明確簽署或默認的勞務合同提前確定，這就使得工資水平——以及通過這一渠道的物價水平——暫時具有黏性。隻要央行采取行動的頻率超過勞務合同重新協商的頻率，就可以在短期內對失業率帶來影響，這一點與凱恩斯模型一致。

　　不過，從長期來看，隨著時間的延長，勞務合同將考慮到央行措施導致的通脹因素，央行的措施不會對降低失業率起到作用。因此，長期而言，經濟體將按照古典經濟模型運行。由此，費希爾的這篇論文標誌著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興起。

　　其實，費希爾也將這一理念貫穿於美聯儲的政策調控中。近一兩年來，他始終認為，漸進式加息是必要的，貨幣政策可以解一時之渴，但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更不可缺位。這一思維也影響著其學生德拉吉的貨幣政策調控風格。

　　抗危機鬥士

　　不同於一般的學者，費希爾的實操能力也卓爾不群。他先後在IMF、以色列央行中對於抗擊幾次重大金融危機發揮了關鍵作用。

　　1994年，費希爾在決策領域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當時他被任命為IMF第一副總裁，即IMF的二號人物。在接下來的七年間，費希爾幫助眾多國家度過了經濟危機，這些國家包括墨西哥、俄羅斯、部分亞洲國家、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等。

　　1997年中期，泰國遭受金融危機並迅速蔓延至其他很多亞洲國家，包括印尼、韓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當時，費希爾已贏得了IMF總裁康德蘇的完全信任，準備與康德蘇共同指揮應對這些危機。不過，他們最初的建議卻導致了失誤。盡管政府支出的揮霍浪費並非危機的根源(這與1985年以色列的情況不同)，IMF仍建議泰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采取緊縮財政政策。

　　現在費希爾說，“當時我們提出的緊縮財政政策的建議是錯誤的。正因如此，IMF分別於1997年年底(在泰國)、1998年年初(在韓國)迅速取消了該項政策。所以我認為最初的這個錯誤的財政政策建議對此後發生的情況的影響並不大。”

　　IMF對亞洲經濟體提供的貨幣政策建議也遭到勐烈攻擊，特別是來自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的攻擊。斯蒂格利茨主張降低利率來幫助亞洲經濟體發展國內經濟。不過，費希爾堅信“這種對貨幣政策建議的指責是錯誤的。”費希爾說，當時亞洲地區的很多國家擁有外債，如果其本國貨幣進一步貶值，利率降低的潛在後果將是其外債負擔的進一步加大。此後，泰國和韓國很快從危機中恢複過來，但印尼卻經曆了長時間的經濟動蕩。

　　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這樣評價費希爾：“從那段時期我(對費希爾)的觀察來看，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始終保持在MIT時的那種狀態：鎮定，注重事實，善於分析，即便在遭受勐烈抨擊時也是運用宏觀經濟學的理論來解決問題。”

　　IMF前總裁霍斯特·科勒(HorstKohler)補充道，在危機期間，“聽到費希爾洪亮、鎮定、冷靜、理智的聲音”就會讓人心裏感到踏實，“他的聲音讓你不會感到恐慌，鼓勵你進行係統的深入思考。”

　　2001年，費希爾作為IMF副總裁的任期到期，競選總裁未果，因此離開了IMF。次年，費希爾開始在花旗集團工作，吸引他的原因是他“從未在私營部門工作過”。他說，在這個擁有28萬員工的機構中工作所麵臨的智力和組織機構方麵的挑戰的嚴峻程度不亞於他在其他工作中麵臨的挑戰，因此他喜歡這個工作。

　　不過，2005年擔任以色列央行行長的機遇讓他再次回歸公共部門。

　　盡管當時以色列經濟溫和增長，但好景不長，全球金融危機爆發。2008年10月6日，費希爾將以色列央行政策性利率下調。而第二天，美聯儲、英格蘭銀行和歐洲中央銀行才采取類似的舉措。在整個金融危機期間，費希爾始終保持領先在市場預測到之前便做出必要的政策性調整，如推出通過購買長期債券實現的量化寬鬆政策。事後，各界都驚歎費希爾的預見力。

　　這還不夠。費希爾必須采取有力措施來保持以色列出口競爭力。由於金融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隨後再波及到歐洲很多國家，境外資本開始流向以色列這個相對安全的投資避風港。因此以色列貨幣謝克爾對美元匯率上升了20%，這對出口占GDP比重40%的以色列而言是很大的問題。

　　2008年，自費希爾開始每天以外幣購進1億美元的外匯後，謝克爾的匯率應聲而跌，以色列的出口得以繼續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著名暢銷書作家和經濟學家戴維·沃什(DavidWarsh)稱讚費希爾“在幾乎沒有受到任何不良影響的情況下，帶領以色列的經濟成功度過了自‘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

　　也正因為費希爾的豐功偉績，當2013年1月費希爾公開宣布他將在半年後辭任時，激起了以色列新聞界和政界的強烈反響，當然也不足為奇了。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報道說，這(指費希爾的離職)標誌著一個“超級英雄”的離去，他是一個“負責任的男人”，他不僅出色地履行了央行行長的職責，還經常充當“以色列經濟民間外長的角色”。

　　費希爾說，人們的反響讓他深受感動：“當羅達(費希爾的妻子)和我在海灘散步，有人攔住我們，感謝我們為以色列做出的貢獻時我簡直無法表達我們的喜悅和感動之情。”

　　美聯儲何去何從？

　　如今，費希爾在美聯儲任職已經整整三年。盡管其間“動靜”並不大，耶倫的曝光度也遠高於費希爾，但他扮演的“定心丸”作用不容小覷。也有經濟學家曾對記者表示：“其實有很多人認為，費希爾才是耶倫背後那位真正的‘聯儲主席’。”

　　然而，9月6日，美聯儲發布公告稱，費希爾已於當日遞交辭職信，辭去美聯儲副主席和美聯儲理事職務，預計在10月13日左右離任。盡管市場揣測這可能和特朗普有關，但費希爾稱這都是因為個人原因。

　　眼下，市場主要有兩個關注點，一是費希爾的辭職對耶倫的任命有何影響？此外，美聯儲政策方向上，鷹派費希爾的辭職將會否引發美聯儲政策的徹底轉向？

　　就第一個問題，各界認為，費希爾的離去降低了耶倫連任的可能性。野村美國經濟學家MarkDoms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覺得這個(連任)可能性比較低。此外，特朗普政府在任命美聯儲接班人這件事上非常慢，此前他們在其他重要政府崗位上的任命過程都非常慢。”

　　盡管如此，費希爾仍然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耶倫就是一個“絕好的選擇”，他認為耶倫令原本可能會造成市場巨震的緊縮過程變得“非常平靜”，“她做得非常好”。

　　他也曾透露，“雖然耶倫看上去就像你的奶奶，但是她其實比想象的要強硬得多，”費希爾表示，耶倫的“固執總是有很紮實的理由”，“當有人對耶倫緊緊相逼，她總是能夠據理力爭，”他稱，“我們雖然沒有那麼劍拔弩張過，但的確這也是我的親身經曆之一。”

　　費希爾表示他也很喜歡科恩，他曾在由高盛舉辦的IMF年會晚宴期間與科恩同坐。費希爾並不擔心科恩不是經濟學家，因為“一家如美聯儲這樣的機構主席，需要做的主要是有能力去判斷他所獲得的建議。”他稱。

　　值得注意的是，在辭任前幾個月，費希爾在眾多場合表示出對全麵去監管的反對，這似乎在勸阻一心希望去監管的特朗普政府三思而後行。

　　“去監管的倡議簡直令人詫異，”他表示，“美聯儲每年都會通過壓力測試評估大銀行的健康狀況，但市場唿聲也越來越大，稱現在是時候降低資本金要求或讓壓力測試變得更加透明。雖然我不反對適度放鬆對小銀行的監管，但我認為放鬆對大銀行的監管是很危險的。”

　　他強調，1930年大蕭條後再發生的另一次擁有同樣振幅的危機，整整用了80年，也就是2007年開始的次貸危機。“現在，十年過去了，所有人就希望回歸危機前的狀態，我認為這是極其危險也是非常短視的。我們可以理解這種唿聲背後的政治動態，但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這麼多成熟、智慧的人會得出這種結論——要去除十年來令金融係統、實體經濟更具韌性的金融監管。”

(原標題：費希爾出走美聯儲：耶倫身後的“危機鬥士”)

(責任編輯：DF354)

最後更新：2017-09-13 07: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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