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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级人口变迁正在重塑中国
摘要
过去五年增加的三千多万人究竟去了哪里；中国人比过去更爱“动”吗。
过去5年，中国大陆增加了3565万人。2011年的13.47亿，到2016年底变成了13.82亿，相当于新增一个加拿大、一个半澳大利亚的人口。
把这3565万个鲜活的生命化为人口统计上的数据，它们可不会老老实实按照自然增长率呆在原地。它们化为无数的1，参与到中国、也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中去。
这是服从于某种大格局的系统性流动，它反过来也重塑了当代中国。说起内在原因，没有谁比司马迁那句话解释得更贴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为了尽可能弄明白统计学意义上的三千多万人究竟去了中国哪里，我首先选择了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超大城市，在人口流向中，它们从来都是最大块头的磁铁；同时为了观察得更全面，又追加了人口低于500万的省会城市、特区城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它们的吸附效应绝对不容小觑。没想到的是，正好凑了100整。
查数据是一件痛苦且幸福的工作。数据易于获得的程度基本和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前六七十个城市的数据，去到各地政府官网很轻易就可以查到，顶多就是不够系统或不同来源的数据有冲突，需要你多翻几个页面，多做一点数据验证。
再二十个城市，就要费些功夫。时间近一点的还比较好查，远一点的就难了许多，需要用当年的一些若干文件、数据来还原，而且还出现了统计口径不一致的情况。
最后十几个城市的数据，就是一种折磨。要么根本没有，比如拉萨、长春个别年份的数据，完全不按照官方标准来——宏观经济数据很早就要求使用常住人口，但依然有地方顽强的使用户籍人口，或者混用；要么，完全没影子，需要你自己去搜集官方的相关数据进行推演，比如湖南永州、邵阳、乌鲁木齐、哈尔滨……
但无论如何，总算完成了这份近五年中国100城市的常住人口变迁统计表，虽然有个别空依靠公开渠道不太可能填上。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试着回答一下：过去五年增加的三千多万人究竟去了哪里；中国人比过去更爱“动”吗；他们的流动究竟蕴含了怎样的经济逻辑，将会给个人以怎样的启示……
01
流向：城市、大城市、一线城市
见下表(部分)：
这100个城市，过去五年人口增长超过100万的有5个城市：
天津以207万居首，后面依次是北京、深圳、广州、重庆
人口净增超过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有6个城市：
郑州、成都(不含简阳)、武汉、上海、长沙、石家庄
人口净增25万以上50万以下的有22个城市：
杭州、青岛、阜阳、泉州、福州、保定、济南、合肥、临沂、信阳、南宁、乌鲁木齐、西安、厦门、沧州、贵阳、菏泽、南昌、永州、邯郸、邵阳、大连
33个城市五年人口净增1902万。这么说可能没什么感觉。你就想象一下，24%的人口规模却生出了一半多的孩子，或者全国一半多新生儿降生到了不到5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里……
现在看一下中国人口密度图和超特大城市分布图，是不是立刻有一点密集恐怖症的感觉了？
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已经证明，系统性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往往和“大事件”相依相偎。过去三十年，这种流动在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高速增长、当然还有令很多人抱怨的高房价时代。
显然，决定人口增减的主因不是自然增长，而是用脚投票。投的什么票？钱、机会、上升空间、教育、安全、便利等等。
有城市被选择，自然就有城市被抛弃的。
过去五年，核心城市中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也有8个，人口下降最大的也是一个超大城市。人口净流出城市集中在传统农业大省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这大概也是某种轮回。
02
纸面上的秘密
人口数据，可以给人产生简单、粗暴的直接冲击。
有一些是因为超乎日常经验、想象之外而造成的。
比如，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中居然还有石家庄、保定、临沂、南阳，和它们对标的可是北上广深，再加上新一线天津、成都、重庆、武汉，还有老牌的哈尔滨。这样的对比实在太违和了。
对这四个城市，你只能感慨人家底子足够厚，这四个城市的自然增长率几乎秒杀所有一线。
再比如，省会城市在本省人口总数不是第一的居然有十多个省份。最狠的是山东，省城济南人口排名只能排在第6，难怪在山东考大学竞争那么惨烈。
还有就是个别数据“怎么看都不象真的”的问题。
比如有一个省近五年人口净增长为负。从2012到2014年，常住人口稳定的每年增加1万人，但到2015年，一年间净减少9万人，2016年还在继续减少。这个省当年没有重大灾害，也没有限制人口政策出台。那两个年增1万，透着古怪。
另外，有一些属于数据难查到令人抓狂的。
比如湖南、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五省都存在下辖市常住人口数据部分或全部缺失的情况。新疆、西藏情有可原，人家地广人稀，内地的很多抽样统计方法在这两地不适用，但吉林、湖南的几个城市到底是什么情况：一个干脆注明经济数据使用户籍人口，一个干脆也不说，但就是没有。
这两个省近些年有大量人口外流，莫不是一旦公开常住人口数据，面子上挂不住？
03
真正的秘密总是躲在幕后
(1)中国人越来越不喜欢迁移了
最近二三十年，人往城里跑都是主旋律，但愿意跑的人正在飞速下滑，分水岭就在2013-2014年。
2009-2011年是人潮汹涌的年份，当年排名前13的城市人口净增高达2137万人，超过同期全国的新增人口，那样的迁移规模有一种空前绝后的感觉。
2014-2016，排名前13位的城市人口净增只有543万。仅仅4年时间，中国人口迁移规模下滑速度之快，超乎想象。
急速下滑的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准备定居了，不打算再四处折腾了。
(2)人口迁移分散化趋势明显
2009-2014年，有13个城市人口净增超过100万，人口流动集中在少数一线城市、区域中心城市。
相比较而言，2011-2016年，人口净增超过100万的城市下滑到5个。越来越多城市进入接纳外来人口最多的排名榜中，人口净增在25万至100万之间的增加到28个，有一些迅速上升为人口大城，比如石家庄、长沙、杭州，有一些则逐渐淡出，比如东莞、佛山、厦门。
不少一度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城市近两年出现人口回流的态势。最典型的是哈尔滨，哈尔滨在2013年人口应过千万，但在2014年后人口降到千万以下，到2016年终于重回“超大”之列。
(3)城市外来常住人口占比将开启下降通道
2016年的自然增长率是过去11年中最高的，如果我们以稍低的5‰为基准，代入这100座城市，有38个城市人口净增长数低于概略的自然增长数。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超特大城市中有小一半在2016年处于人口流失状态。当然，这样的测算只是帮助理解，没那么精确。另一个数据更直观，有39个城市2016年人口增加数少于过于五年平均的常住人口增加值。
2010年前后，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而且很多人来了就留下了，就此奠定了许多城市人口结构。以一线城市为例，2012年北上广深外来人口占比分别是37.4%、40.3%、36%、72.7%。
5年后，北上广深外来常住人口占比分别是37.2%、40.5%、38%、66%，深圳的数据变动最大最有意思，合理的解释是，由于深圳落户政策相对宽松，所以很多外地人变成了深圳人，即便深圳人口流入一直在增加，但有更多的人落户了。
未来若干年，大城市消化外来常住人口的速度将会加快，新外来人口的增长可能赶不上城市签发户口本的速度。
04
大拐点在敲门了
人口数据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决定了需求，在很多层面影响供需基本律，并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城市人口变化既然是“利”塑造的，那么它就可以在很多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上给出趋势性的相对准确的判断。
那房产举例吧，关于房产，业界有一句话的经典秘笈：短期看政策、中期看供需、长期看人口。政策，普通人捉摸不住。
人口数据则是现成的，只要不是今年买了，明年就想着卖，人口数据就已足够。至于供需，说到底人口也是关键一个因素，只不过还得结合土地供应、开发完成度等等其他因素统一考量。
今天我们只说人口因素。从人口看房产，大体可以判断中国楼市繁荣整体上已到尾声。
(1)很多城市将陆续出现无人接盘的情况。
大多数情况下，人口增幅与房价涨幅正相关。人多的地方，需求旺盛，涨也正常；反之，如大连、温州、长春、乌鲁木齐这样人口流失的地方，房价能维持低增长就不错了。
当人口增长减缓，而且减缓的范围还在扩大，那问题就出现了。这些城市里的房子今后还能卖给谁？如果再考虑到中国讳莫如深的“空置率”，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被瞬间放大了。
(2)人口流入迅猛的地方可以重点关注
天津、北京、深圳、广州、重庆、郑州、成都、武汉、上海、长沙、石家庄都属于过去五年增长超过50万的。另外，还有最近十年出现百万增长的地方，比如东莞、厦门，这样的增长不是三五年可以消化的。它们都值得重点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天津、上海2016年出现人口增长大幅下降的情况。由于这种下降属于典型的政策因素，它只是暂时强行中止了大量需求，那就不排除这种需求在某个时候强势反弹。
(3)房价走势与人口变动出现严重背离的地方也值得关注
人口增幅不错，而房价却长期低迷的地方，比如广州、重庆、成都、西安、长沙……
以西安为例，过去五年新增人口31.9万，人口增长呈加速态势，而过去一年的房价却出现了负增长。西安是西部少有的复合型城市，产业配置合理，人才流入层次较高。房价出现负增长在正常情况下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只能将之归因于政府的人为干预。
而任何背离供需的人为干预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所以对于这些地方而言，如果不是出现土地、住房超额供应的情况，那么有购房指标的人抓紧时间买房吧。那可能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投资。
(4)城市化完成度低的地方可以适度关注
中国超大、特大城市中，有一些农业人口占比比较高，城市化程度低的，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山东等传统农业大省，以及近些年实现了自我扩张的城市，比如合并了简阳的成都等。
这些地方提升城市化水平就能创造大量需求，如果人口居然还在增长，那就意味着机会。
这些地方的人口增长，要么是因为回流，但更大的可能则是生孩子。全面放开二孩后，生孩子就是城市竞争力。这比一线城市的提供户口、住房、搬家基金招揽人才还靠谱。
(5)人口增长有限，房价上涨迅速的地方则要谨慎
这类城市有厦门、苏州、南京、珠海……
以苏州为例，过去五年人口增长10.7万，年均2.1万，房价却蹿升至全国第14，最近一年涨幅44%。可以考虑的因素有二，一历史上的外来人口量还没能完全消化，二是城市住房供地严重不足。如果这两个因素都没有，就要保持高度警惕了。
人口是决定一地经济决策最基本的数据，它的变动可不是房市、房价这么简单。观察一个城市常住人口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出很多有意思的结论——你的城市是在被抛弃还是正朝气蓬勃；你的城市能容得下你的人生、抱负、理想……或者更直接点，如果你真的买了房，你的这笔人生最重要投资到底是不是划得来。
要知道，让中国愿意背井离乡的地方、人们更愿意扎堆的地方，也往往意味着那里“利”多多——赚钱、换工作比较容易，财富积累不拿么费劲，房子升值更快，维持阶层投入少……
你可以不相信绝大多数统计数据。但这个数据不太会说谎。
它就是人口数据。
眼下，正是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大变局在敲门了。
原标题：净增3565万，他们流向哪里？史诗级人口变迁正在重塑中国
补充阅读：中国人口大迁移：一场你死我活的城市战争
导读：
1. 21世纪，人口迁移呈现马太效应，中部地区趋于“边缘化”。
2. 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吸引力继续提升，而北京、广东吸引力相对有所下降。
3. 东北黑龙江、吉林不仅人口流出严重，且无法吸引大学生，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造成较大阻碍。
4. 省会城市和区域单核城市如重庆、成都、武汉、贵阳等地可能享受到人口红利，成为地方性增长高地。
5. 湖北、东三省、贵州、安徽等省市单核城市快速成长，其背后是非重点地级市、县级市的无限衰落，这可能是很多开发商和购房者需要警惕的。
01
零和博弈——渐行渐近的城市战争
1。人口红利确定下降
进入“十二五”末，人口红利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各个学界关注的问题。一方面，人口总量增速开始下行，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至5%以下，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劳动力人口占比也出现拐头，抚养比正逐步抬升。
我们此前在年度策略中做过测算，主流城市的购房年龄段主要集中于25-34岁和35-44岁，这部分人群从2015年开始，占比下滑斜率将逐步加大，虽然我们认为在2025年以前，25-44岁人口的总量依然可以稳定在4亿左右，但从大趋势来看，人口红利的下降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
2. 城市间的人口争夺战已经开始
事实上，即使在人口红利持续释放的21世纪，城市之间的人口争夺战就已经开始。根据北京BCL的街道精度的数据研究，10年间有33%的街道人口密度出现了下降，而出现大幅增长的街道仅有9%。
这说明即使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一直都伴随着充满集聚效应和极端分化的过程，这当中城市边界的增长并不是普惠，而是零和博弈，这个现象将会在未来人口红利趋缓的过程中日趋明显，如何在接下来的10年中选对城市，掌握剩余人口红利，将是房企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研究这其中人口迁移的方向和原因是我们这篇报告的价值。
02
当年的中国人口迁移
从80年代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超大规模剩余劳动力成为全国城镇化的主体力量，人口红利得以释放，因此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梳理我国人口迁徙趋势的变化。
1. 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推动人口迁移高峰
1984年后，国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在小城镇落户，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创造了条件。直辖市、沿海城市以及部分非农城市开始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百万民工下广东”的民工潮开始显现，而中西部省份以及东北省份向东部沿海城市迁移的趋势也在当时开始形成。
从区域来看，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东部省市的人口吸引力开始初步彰显，而人口迁出最大的省市包括四川、浙江、黑龙江等中东部区域，“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成为当时小城镇发展模式的典型。
2. 上世纪90年代人口迁移：东部城市群开始形成
90年代的人口迁移可总结为“三大加一小”的中心，三大流动中心分别是广东省(珠三角)、上海(沪苏浙闽)、北京，一小是指新疆自治区。
比较三大中心的净迁入流向，北京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方向，除河北外，其他较分散，包括山东、江苏，来自中部的河南、安徽、湖北、黑龙江等，而上海主要吸纳长三角周边的江苏、浙江和安徽等区域人口，广东吸引的大部分迁移流动人口距离最远，主要来自经济较为欠发达的中西部的省份，主要包括湖南、广西、四川等。
新疆由于地理位置独特以及中央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开始吸引较多内地人口迁往，但主要来源地仍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地理位置较近的河南等省份。
3. 21世纪以来人口迁移：马太效应下中部地区趋于“边缘化”
人口迁移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进入21世纪，我国流动人口开始呈现迸发增长的态势，2010年流动人口数达到2.21亿，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34倍，其中2010年广东省流迁人口达到3681万，甚至超过了1990年全国流迁人口的总数，证明近30年来全国人口流迁规模和速度都是持续强化的。
区域间分化持续扩大，中部地区边缘化：从省际迁移结构来看，2000年至2010年，东部地区人口迁入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迁入人口占全国迁移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82.4%，而西部中部分别仅占12.1%和6.5%。细化来看：
1、东部超大省市继续傲视其他区域。北京、上海、天津三大超大城市的净迁移人口比重从2000年的17.5%、18.2%和6.6%增长到了2010年的34.5%、37.9%和21.0%，马太效应明显。六普期间人口净流入规模最大的五大省市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全部来自于东部地区。
2、中部区域首次成为全部净迁出地区。在山西从五普的净迁入变成净迁出后，中部地区全部变成净迁出地区，尤其安徽、江西、四川、贵州等中部成片地区的净迁出人口占到全国的53.6%，其中安徽净迁出人口比重占到15.0%，为全国最主要人口迁出中心。
3、西部地区仍存在一定程度凝聚力。在东部地区强大集聚效应下，西部有大量人口迁出，但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区依然保持净迁入，说明西部内部依然具备较强凝聚力。
迁移中心发生微妙改变：21世纪后，全国人口迁移中心发生改变，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福建和江苏成为新一轮人口迁移中心，其中上海、浙江、天津、福建和江苏人口吸引作用继续提升，而北京、浙江和广东吸引力略有下降，新疆则失去了迁移中心的地位。
从迁移中心人口来源来看，随着交通工具升级以及产业重心的转移，各个地区的人口构成也开始体现出变化：
上海：“六普”上海的主要吸纳地区从江西和浙江变成了湖北和河南，主要在于江西人口更加偏向流入福建和浙江；
北京：北京“六普”期间黑龙江取代四川成为主要被吸引地区，天津则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环渤海成为北京天津区域主要人口来源：
浙江：浙江吸引人口中，河南人口大幅增加，取代了五普期间的湖北；
广东：广东省人口来源中河南取代了江西；
福建：福建区域吸引的人口中除了固有的重庆和四川，贵州人口占比也大幅提升。
4. 人口迁徙模式分类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对我国人口迁移的模式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超大城市集聚模式
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是这类模式的主要代表(深圳包含于广东省)，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已经实现高度的城市化进程，就业非农化任务基本完成，城镇化速度逐步放缓，而人口处于高强度导入状态，但其中短期迁移人口比重较小，迁移流动人口具备较强的长期居留意愿。
即使从制度因素来看，这些区域往往执行较严苛的“条件户籍”，但并不能阻止跨省户籍的迁入，背后反映的是全国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不断注入。
第二类：外来农业人口导入模式
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份是这种模式的代表。这些地区具备相对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低于第一种模式)，处于快速增长城镇化阶段，人口处于净迁入状态，但人口沉淀性不强，农业户口人口的迁移比重较高，意味着这些地区未来常住人口市民化任务的艰巨。
这些地区往往是城市群人口集聚的次中心和农业转出人口“阶梯型迁移”中以城市群核心城市为终极目标的“中间站”。
第三类：内生城镇化模式
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非核心地区以及广西、贵州、青海、宁夏等中西部区域是这种模式的代表，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发展速度温和，相对而言人口迁移活动强度较低(人口迁入迁出基本平衡)，尤其跨省迁移和短期增量迁移比重较低，而长期迁移人口沉淀性较强。
这种模式整体处于前两种模式的第三圈层，为前两种模式输送人口，而自身城镇化则大幅度依靠自身内生增长和城乡之间的内部迁移。
第四类：人口逆迁徙模式
我们将东三省、内蒙古、江西、湖南、重庆、四川、安徽等省份划分为这种模式。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处于全国中位数，虽然过去十年人口迁出现象非常明显，大部分都是中部人口输出地，尤其是农业户籍人口，但是自身的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特色也吸引了省内城乡迁移以及外出人口回流。2000年-2010年地区为户籍所在地和常住地的外来人口比重均有所下降，印证这些地区户籍人口存在比较明显的返回式迁移。
5。大数据角度的细化审视
在大数据风起云涌的今天，我们也根据腾讯、360、百度等掌握的LBS数据来进一步审视当前中国人口迁移的最新格局，这无论是对于从业者还是房企而言，都可能带来一些借鉴意义。
我们普通人群的数据来源百度迁徙，通过对2015年春节前7天数据的整理，我们梳理出最新2015年以来全国人口迁徙的偏好：
全国人口迁移的集中度趋于提升，胡焕庸线维持。我们统计了前十大迁出城市和迁入城市的集中度，其中迁出城市人口规模的集中度只有后者的一半，人口向核心区域集中的态势依然维持，同时我国1935年以来的胡焕庸线格局并未发生明显改变。
主流人口迁入城市依然全部来自于三大经济圈。春节前十大人口迁出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东莞、广州、杭州、天津、佛山，全部来自于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近30年以来人口集聚的马太效应依然持续。
最主要人口迁出城市皆为中西部省市的人口富裕城市，但非省会城市。春节前前十大迁入城市分别为重庆、北京、赣州、上海、阜阳、玉林、周口、上饶，其中除了北京和上海，其余城市皆为中西部人口输出大省的城市。重庆、赣州、阜阳等都分别是四川区域、江西省、安徽省人口最多的城市，玉林则为广西最大的侨乡。
对于大部分主流迁出城市而言，省会城市或者区域核心城市是第一目的地，其次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
除了重庆、北京、上海等全国性的辐射力，其他主要迁出城市的人口第一目的地都是其省会及核心城市，同时一线城市也都出现在其前十大流入城市名单。
这也印证了人口迁移的一般规律，尤其农村人口首先向城市群的次中心集聚，然后再向核心城市迁移，对于部分人口净流出省份的单核城市而言，这种吸纳能力往往显得更强。
03
房地产区域选择思考——把握人口迁移的脉络
1. 区域发展机遇分析
如我们此前所述，过去十年人口红利带来的房地产市场机遇可能渐行渐远，未来房地产区域的选择需要更加重视区域人口的增长潜力，而其中人口迁移带来的红利将是兵家必争之地。
综合来看，广东、浙江、江苏、福建、上海、北京等传统东部省市依然具备较强的人口竞争力及未来高素质人口供给，山东、河北依靠较强的教育资源在大学生沉淀层面占据先机，同时也受益于京津冀的辐射。
而安徽、四川、湖南湖北、东北黑龙江、吉林则相对吸引力较低，不但人口流出严重，在大学生吸引力方面也较为薄弱，也从侧面证明了区域产业升级已经迫在眉睫。根据表格我们也按先后顺序对房地产企业选择人口吸引力区域给出了排序：
2. 优先选择：一线城市仍具备广阔空间
从人口发展空间角度，我们认为东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等区域依然具备广阔的空间，这些区域经济发展迅速，工资水平具备极强的吸引力，同时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也进一步反哺区域经济的复苏，可以凭借历史形成的优势，长期享受外来优质人口流入带来的人口红利。
3. 其次选择：城市次中心核心城市和国家战略区域
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广东等区域处于或者紧邻三大经济圈，城镇化进程相对完善但仍存在空间，周边省份农村劳动力充裕，同时丰富的资源对高素质人口具备较强的吸引力，这些省份的省会城市南京、杭州、广州、福州，以及核心城市如苏州、东莞、佛山、厦门等城市都具备较强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同时我们建议关注具备国家战略支持的区域，如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带来的部分省市人口迁移方向的变化。
4. 再者选择：人口返迁的省会城市和区域单核城市
我们主要建议关注重庆、四川、安徽、江西、河南、贵州和湖北等区域的单核城市，这些省份全都是人口导出型区域，但作为人口迁出的第一站，这些省份的省会城市往往并没有受到人口迁出的困扰，同时务工人员的返回式迁移是这些区域得以发展的动力，结合本地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这些区域往往能享受双重人口红利，从而成为地方性的增长高地，如重庆、成都、合肥、南昌、郑州、武汉、贵阳等。
5. 警惕选择：所有人口净流出省份的非核心城市
根据BCL的统计，全国过去人口流出最严重的区域有两个：1、西部的川渝黔连绵区，除了成都、重庆、贵阳等少数中心城市外的区域；2、东部的浙西南-闽西连绵区，该区域以山区为主，人口密度不高，经济相对不够发达，人口容易流向附近的珠三角和长三角。
对于大部分人口流出的省份而言，人口外迁的趋势不可逆转，其中具备人口提升空间的城市可能少之又少。以河南为例，外出人口在18个省辖市并不是均匀分布而是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全省只有省会郑州市是净流入地区，外省流入河南的人口中41%的流入到郑州市，省内跨市流动人口中的60%流入到郑州市，成为承接流入人口最多的地区。
河南并不会是个例，如湖北、东三省、贵州、安徽等省市单核城市成长的背后是非重点地级市、县级市的无限衰落，这可能是很多开发商需要警惕的。
(责任编辑：DF134)
最后更新：2017-08-03 22:3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