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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榮耀
平穩有序實現人民幣匯率清潔浮動
摘要
招商宏觀認為，滯脹是美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一直麵對的難題，因此裏根采取了“緊貨幣、寬財政”的政策組合。
管濤新作《匯率的博弈》，對我國經濟體量和國際影響進行了新的評估定位，明確提出了大型開放經濟體在匯率政策選擇上必須充分考慮國情，隻有優先考慮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方可牢牢把握匯率選擇的主動權；全麵梳理闡述了我國匯率製度的曆史演進和當下的資本流動形勢，指出現在重新思考人民幣匯率政策正當其時，不要浪費了匯率穩定為改革爭取和創造的調整時間；客觀分析了匯率製度選擇“角點解”和“中間解”的利弊，強調匯率選擇並無一勞永逸的最優解，因為沒有一種匯率製度適合所有國家以及一個國家的所有時期，成功的匯率轉型不僅需要謀定而後動，更需要“功夫在詩外”的全方位努力，並由此對匯率改革需要配套的相關措施提出了中肯建議。
的確，作為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一個更加靈活和更富彈性的匯率更有利於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也更有利於在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方麵采取更為進取的策略。因此，從有管理浮動逐步轉向清潔浮動應是我國較為現實可行、大勢所趨的匯率選擇。
目前仍然將法定貨幣盯住其他單一貨幣或一籃子貨幣的主要為小型開放經濟體(如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它們將穩定匯率作為貨幣政策重要目標，主動放棄政策獨立性。但主要發達經濟體絕大多數采用自由浮動匯率製度，匯率水平由外匯市場供求決定；在金磚國家中，俄羅斯、巴西、印度和南非也都實行“浮動類”匯率製度。而我國現階段因受多種因素影響，一方麵金融市場深化程度不足、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不足，另一方麵金融市場化改革尚未到位、經濟體製不完善、對外貿易投資發展仍需要提供穩定的匯率錨作支撐，故人民幣匯率仍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浮動也仍進行一定管理。
這固然有助於減輕匯率超調對實體經濟的衝擊，但匯率雙向浮動作為宏觀經濟“自動穩定器”的作用顯然發揮不暢，一定程度上製約了貨幣政策自主性。
梳理2014年以來我國資本跨境流動的變化不難發現，資本流出壓力在近兩年之所以有所增加，一定程度上也與匯率靈活性不夠、市場主體對經濟和資產保值的信心不足有關。從長期看，人民幣匯率主要取決於經濟基本麵，我國經濟是健康的，人民幣匯率並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但由於當前人民幣匯率並未趨向均衡，因而不可避免地麵臨資本管製和維護市場信心的雙重挑戰。從影響市場預期的其他幾大因素來看，投機力量顯然更關注中國經濟的階段性下行壓力，從而借機炒作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涉及實業投資的企業海外投資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資本流出的壓力；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的大放大收更是導致國際資本跨境大幅流動。
不一致或混亂的市場預期加劇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也使我們不得不麵臨兩種選擇：要麼繼續通過幹預和管製來穩定匯率，要麼允許市場反映供求的變化。從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方向看，無疑應當是逐步退出常態式幹預，走出浮動難的困境，形成以市場供求為基礎、雙向波動、有彈性的匯率運行機製，逐步過渡到清潔浮動，使人民幣匯率政策主要承擔起提高貨幣政策自主性、發揮國際收支自動調節機製的作用。何況隨著我國進出口規模不斷增加、海內外資金往來越來越頻繁，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之間很難嚴格區分，資本項目管製的效果不斷遞減，難度有所上升。資本管製不僅無法有效解決匯率失衡的問題，還容易授人以柄，如美國就不時指責我國操縱人民幣匯率，威脅對我國征收高額關稅等懲罰性措施，並將之與貿易、國企改革、產能過剩等問題掛鉤。此外，匯率市場化程度不高，管製減少的程度不夠，金融市場開放程度自然也難以提高，導致我國目前仍處在市場開放和發展的起步階段，無法更好地發揮匯率自動平衡國際收支的穩定器作用，來緩解資本流動壓力，平衡跨境資本流動。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比較優勢正在發生動態轉移，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對金融支持體係的深度和廣度提出了更高要求，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市場化改革已是大勢所趨。一方麵要逐步減少外匯市場幹預，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提高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容忍度，允許市場匯率在浮動區間內雙向波動，以更加充分地反映市場供求和國際匯市變化，讓市場在匯率形成機製中發揮更大作用；另一方麵，要充分利用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的有利時機，夯實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提高人民幣“可自由使用”程度。不斷完善與儲備貨幣發行國地位相適應的宏觀政策框架，提高宏觀調控能力，使之更加市場化、更加靈活、政策透明度更高、政策溝通更有效，鞏固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信心，降低由信心引發資本外流的概率。
實現人民幣匯率清潔浮動是我國匯率形成機製改革的既定方向，但究竟如何平穩有序地從有管理浮動的此岸走向自由浮動的彼岸，是一篇亟待破題的大文章。
(原標題：平穩有序實現人民幣匯率清潔浮動)
(責任編輯：DF372)
最後更新：2017-12-22 07:0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