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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社科院沈华嵩谈互联网经济学的创新：微信和支付宝影响人行存款准备金制度
本文作者沈华嵩供稿
原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导师
互联网经济和经济学的创新（一）
一 互联网时代
1973年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出版后，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同时后工业社会的思想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后工业社会更加强调知识和创新的作用，是一个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社会，是一个大众创新、共同创新、开放创新成为常态的社会，因此，更重要的资源不是体力劳动或能源，而是信息。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信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信息总量、信息传播速度、信息处理和应用的程度都以指数的方法增长，一个伟大的互联网时代正在到来，它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分享、协作、民主、普惠、自由、平等等理念大行其道。这些理念对传统的独占、封闭、集权、权威等思维造成强烈冲击，并借由互联网媒体、社交网站、即时通信等渠道广泛传播，已经开始自下而上地改造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
同时，互联网经济以高屋建瓴之势冲击工业社会传统的产业结构，新型产业形态层出不穷，这些不仅仅表现为交易渠道、交易方式的改变，更包容了交易信息结构，产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延续着后工业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传统工业时代同质化、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模式和交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信息结构决定的，即信息收集处理和传输的高成本，它很难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但是，信息技术革命导致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信息几乎为零的可变成本，使得生产方提供个性化商品和服务成为可能，并成为供给方主要的竞争手段。特别随着软件技术、3D打印、柔性制造以及生产组织结构扁平化和小型化的发展，规模经济效应逐渐转向范围经济效益，柔性供应链和消费者定制方兴未艾。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子商务，特别是侧重线上销售的消费品生产企业中，个性化的生产和销售服务正形成新的潮流。毫无疑问，工业时代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和同质化，并主要依赖生产要素数量增长来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将让位于依靠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依靠创新，用知识和信息来减少资源消耗与浪费的差异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些发展趋势将会对经济学分析提出新的挑战，新问题和新思维都会接踵而至。个性化经济决定了各个决策个体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从而价格机制就不再是经济分析的全部内容和手段，另一方面供给主导的创新活动，以及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互动将在激励和约束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信息经济学必须考虑解决“非价格”制度的信息复合增长速度最大化问题，并通向成功的相互了解。这个过程将不断地强化供给主导和创新优势，这将是互联网时代一个显着的经济特征。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又正开启一场对传统金融体系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现代法定货币制度的革命，电子货币、虚拟货币可能意味着一次改变经济未来的货币革命，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货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二、电子货币
这里的电子货币是广义的，即泛指一切以电子形式取代纸质形式的货币，包括预付卡、银行卡、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等以电子形式完成支付的货币，但它的价值计量标准必须锁定国家支持的法定货币，并没有自己的价值计量体系。
20世纪末，互联网已覆盖全球主要国家，互联网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其后互联网技术向传统金融业的渗透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金融技术革命。早在1975年，美国《商业周刊》就预言，电子支付方式将改变货币的定义，电子货币将是继金属货币、纸币之后货币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革命。互联网金融起源于金融行业的电子化和金融服务的网络化，但是，这场革命最初的推动力则来自电子商务及其第三方支付。
1998年在美国硅谷成立的Confinity公司是第三方支付的始作俑者，他们首先推出一个名为PayPal的极具发展潜力的转账系统。到2012年，PayPal的总交易额达1450亿美元，为eBay创造了40%的营收，为超过190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提供支付服务，拥有超过2.32亿个账户，并具有低于信用卡的超低风险损失率。
在中国最先偷吃“亚当苹果”的是阿里巴巴在2003年为淘宝网量身订制的第三方支付服务——支付宝。2007年阿里巴巴又与中国建设银行“联姻”，推出信用度贷款服务和“e贷通”，开始“染指”金融业务。2010年成立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公司，进军小微贷款的“长尾市场”，这是被国有商业银行边缘化的处女地，特别2013年阿里小贷又加快了资产证券化的步伐，而它的坏账率仅为1.8%，低于银行业的2.0%。同年，阿里巴巴正式上线的余额宝则是互联网金融变革更为强大的推动力。它依靠独特的互联网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全新的消费体验。它和天弘货币基金对接，并开启了平民化、碎片化理财，带来爆炸式的增长，从余额宝正式发布仅两个月其规模就突破200亿元，“增利宝”一下就推到全国第五大货币基金的宝座。这是互联网金融向传统金融发起的重大挑战，互联网经济已经深度切入金融产业。到银监会正式批准阿里巴巴筹建浙江网商银行，首批民营银行试点之一网商银行在杭州宣布正式开业，是中国第一家将核心系统架构在金融云上的银行。其“轻资产、交易型、平台化”的经营思路，在为小微企业、个人消费者和农村用户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方面，显然具有传统商业银行无比的优势，并开创一个互联网金融革命的新阶段。
在阿里巴巴互联网金融变革历程的同时，随着网上购物的流行导致电子商务大爆发，其他电子商务平台也推出多元化的供应链金融，如京东商城的B2B和B为供应商和普通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苏宁电器则推出“苏宁小贷”和与银行合作的“银行保理”授信供应链金融服务。
在电子商务推动的互联网金融革命大潮下，P2P借贷依靠互联网技术把民间借贷活动公开化、透明化，整合个性化、平民化、碎片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迅速攻占传统金融业边缘化的小微信贷的市场份额。2007年8月，中国第一家P2P借贷平台“拍拍贷”在上海成立，10月P2P平台网站也正式上线。国内P2P平台从2009年的9家增长到2013年的350多家，平台客户达数百万个，累计交易金额超过600亿元。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技术变革在更广泛的战线渗透，网络支付、移动支付、智能理财、众筹融资、大数据金融等金融创新方兴未艾，层出不穷。宜信、人人贷、红岭创投、“铜板街”、“数米网”、“天使汇”等一大批互联网金融公司和平台风生水起。
在电商们吹皱互联网金融的一池春水后，民间的草根金融也在大潮中斩露头角，他们似乎正在撬开一个无比庞大的个人投资管理市场，这不能不对传统金融的巨无霸们带来强大的心理上的冲击，这种爆炸性的扩张发展下去，未来的结局真的不好说。传统金融机构在质疑和观望后开始主动迎接变革，这包括继续推进传统金融业务互联网化，同时探索结构革新和开拓新兴业务。首先是中国平安在2000年8月推出的电子商务网站PA18，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而后马明哲联合阿里巴巴马云和腾讯马化腾在2013年3月成立众安在线财产保险公司，开启一个网络金融的新时期。中国银行业最早涉足互联网金融的领域是网上银行，1999年9月招商银行首次在全国范围推出网络银行服务。央行“超级网银”第二代支付系统正式上线，使各商业银行系统互联互通，为金融业的互联网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在探索和尝试证券电子商务模式以及网上基金超市。传统金融业的主体进军互联网金融又进一步推进了互联网经济的金融化，依托自身的优势开拓金融服务的新领域，开发传统金融业的长尾市场。例如中国银行在2012年6月推出的善融电子商务平台，以及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利用民生银行中小微客户，有机整合传统金融与电子商务的互补优势。另一方面，一些传统金融机构以其强大的实力开发被边缘化的小微信贷市场，例如平安集团2011年9月成立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网络投融资平台，涉足P2P贷款市场，推出“稳盈-安e贷”项目。以及后来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性金融”模式，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建立邦信惠融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为小微客户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信贷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中国民生银行推出“商贷通”为小微企业提供精细的“供应链金融”服务等等。
中国传统金融业的旗舰国有商业银行进入互联网金融大潮标志着互联网金融革命的真正到来，这一场深刻的变革将不仅仅是金融技术、产品的创新，而将涉及金融理念、机构和体制的革命性变化。在云计算、搜索引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中国金融业态将实现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普惠金融和金融民主化这些新思维将引发人们观念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这个深刻变革的进程同步，电子货币也在这个时期迅猛发展。当第三方支付机构逆袭商业银行，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扬的同时，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支付系统和预付货币系统的电子支付方式也飞速发展，电子货币以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自组更新能力冲击传统的货币经济体制和理论。当然，对我们的研究而言，首先就是电子货币对货币数量特别货币供给的影响。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很多研究成果。
（一）电子货币对现金的影响
首先，电子法币（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发行的电子化的中央银行货币）和预付货币（商业银行或非银行机构发行的，以预付央行法定货币为前提并以电子化形式实现支付的货币）对现行货币体系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对现金的替代以及电子货币支付的高效和便利，并极大地降低现金交易成本。因此，在我国电子货币交易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而流通中现金占国内生产总值和货币供应量的比重则逐年下降。
（二）电子货币对存款准备金的影响
由于货币发行是发达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最大组成部分（美国达到80%以上、英国达70%、中国仅为20%），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导致现金减少，相应减少中央银行负债方货币发行量，从而缩减资产负债规模，这会加大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难度，并倾向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同时，电子货币增长的最终结果是现金转换银行存款，这将从两个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在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另一方面，由于电子货币支付使得资金跨行结算和清算效率极大提高，以及社会公众对现金偏好降低，又同时降低商业银行向央行缴存超额存款准备金的需求。因此，在这些机制的综合作用下，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较高的国家，电子货币对基础货币的影响主要是增加基础货币；而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较低的国家则是降低基础货币。
（三）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很明显，在广泛使用电子货币的情况下，将提高货币乘数。一般说来，电子货币将通过降低通货比率而提高货币乘数m1和m2。同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它们同样是递减函数。由此，电子货币将通过降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而提高货币乘数m1和m2。
但是，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的比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则具有不确定性。电子货币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降低流动性偏好，从而提高定期存款比率，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相反的效应，而具有不确定性。例如电子货币支付的快速便捷既可能减少现金和活期存款量而提高定期存款比率，但转换资产便捷套利又会相对降低定期存款利率，从而降低定期存款比率，相应引起货币乘数m1反比变化；m2的正比变化。
总的说来，电子货币的主要功能是降低通货比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从而扩大货币乘数，同时又因为对定期-活期存款比率的双向影响，而带来不确定性。“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有着不确定性，随着电子货币数量和使用规模的不断扩大，货币乘数m变动随机性、复杂性增强，预测货币乘数将变得更加困难，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来控制货币供给总量的难度加大。”
（四）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数量的影响
由于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替代效应，以及支付系统运行和转换的高效便捷，电子货币的主要功能无疑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因此，货币供给数量总体上存在扩张趋势，用于交易和投机的数量都极大地增加了，包括用于资本资产的份额（例如股票市值）的大规模扩张，由此去推动资产价格泡沫，创造“非理性繁荣”。同时，电子货币还对货币供给层次造成很大的冲击，首先就是货币供给量统计口径的影响。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径，一般情况下可将货币按流动性划分为：
M（现金）=流通于银行体系外的现钞（居民手中的现金和企业的备用金）；
M1（狭义货币）=M+商业银行活期存款；
M2（广义货币）=M1+准货币（银行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外币存款以及各种短期信用工具）。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出现了把货币供应量调控重点从M1（狭义货币）向M2（广义货币）转移的趋势，并衍生出M3等更多层次的货币Mn。M具有最强的流动性，以后逐级递减。
但是，电子货币的发展以及其他金融创新使得现金与货币、定期与活期之间可以高效地瞬间转换，货币活动性差异在逐渐减少，各层次的划分也越来越模糊，总的趋势是提高流动性，推动信用创造力，大规模地扩张货币供给数量。首先，公众和企业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减少，投机性货币需求增加，相应增强了货币对利率的敏感度，“余额宝”基金存量规模的超常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从而推动预付电子货币将企业在银行的存款转换为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银行的存款，促使M1向M2转化，M1在M2中的占比也相应下降。这有利于货币政策从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变化。随着支付机构的不断发展，网络预付货币不仅用于购买商品和劳务，而且可以直接购买基金等理财产品，成为存款与理财产品直接转换的通道，从而推进金融创新，增强信用创造力。
第二，在传统金融体制下，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其流动性相对较低，但是随着电子货币在各类金融资产中自由转换的便捷，它们变得更具活力，并创生新的流动性，从而不断扩大实际货币供给数量。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从2001年开始多次修订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逐次把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外资、合资机构的人民币存款；外汇存款、保险公司存款和各种基金存款计入货币供应量。2011年人民银行针对公众资产结构多元化，以及银行表外理财产品迅速发展从而加快存款分流的现状，又把住房公积金存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纳入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另一方面，例如2013年君安证券公司推出跨系统交易的“超级账户”，其证券账户可以像银行账户一样在银行体系内收付资金。同时，证券公司也开始多元化使用证券账户资金，除了定向用于购买证券外，开启资金管理、消费支付功能，其流动性与活期存款M1相近。这样就使得银行成为直接融资通道，有利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的替代一方面增强货币数量的利率弹性，另一方面又影响中央银行调控利率的能力。特别是非金融机构发行的不经过银行账户自行流通的电子货币，普遍提高了货币的流动性和货币供给弹性，以适应交易和投机的需求变化，并带来双重的脱离，一方面是社会金融与流通媒介的脱离；另一方面是流动性与信用创造过程脱离传统金融渠道。其结果是货币数量的极度扩张，以及金融普遍不稳定性的加剧，这将导致中央银行货币发行与宏观经济运行的背离。
三虚拟货币
如同金属铸币，电子货币只是一次金融技术变革，而不是货币发展史上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但虚拟货币却意味着一次改变经济未来的货币革命。
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还没有“虚拟货币”的概念，但此后货币领域发生了大规模的创新，迄今“虚拟货币构成的经济总量目前已超过了很多现实中存在的国家的经济总量”。2010年美国学者E.卡斯特罗诺瓦（Edward Castronovo）主持了一项由全美科学基金赞助的科研项目，其目的是了解影子经济的增长。他们调研了27个社交媒体形成的经济体，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有我们进行过调研的虚拟环境都有自己的虚拟货币。任何一个建立了自己的社交网络的人，都在自己创设的环境中发行了属于自己的货币。”社交媒体和游戏开发商也正利用无政府监管的空间盈利。
一个较早的案例是出现于1993年的卡牌游戏《万智牌》，为了方便玩家交换卡片产生的交易市场需要一种公认的货币，并与法定货币（例如美元）平价，以便细分计量，对等交易。2002年威世智公司推出了依托于互联网的《万智牌在线》以帮助玩家销售卡牌，其交易价格也较为稳定，现在每单位货币兑换美元的价格始终保持在1美元多一点。与此类似的是2003年正式上线运营的游戏“EVE Online”的游戏币ISK，它可以自由地兑换美元，成为虚拟与现实世界的交汇点。
另一种类型的虚拟货币则是在社交网络中创生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是“Facebook”，它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社交网络，在2013年其活跃用户就已超过10亿人，而且还在迅速增长。重要的是这个庞大的社交网络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体，这个网络存在生产、市场、交易和货币，当然其驱动力是来自Facebook网页的应用程序。2010年时，Facebook发行过自己的虚拟货币“Facebook Credits”（缩写为CC）。这个社交网络在不断地创造出自身的虚拟价值，并通过自己的支付系统，收取现实世界中的货币，而这些经济活动并没有计入国民经济总量的统计中。2012年时，Facebook虚拟经济的销售收入约为8亿美元。
这些商业模式一方面使开发商可以凭借现代科技手段迅速赢利；另一方面形成一个虚拟经济圈，从而产生新的市场和新的交易方式。甚至这些社交网络也能运作大型货币和金融体系，例如开发游戏平台Steam的维尔福软件公司现在已经转变成一家金融服务供应商。而且这些虚拟经济体操控的货币也越来越像现实中的货币。
在中国虚拟货币的发展早于网络预付货币。2002年腾讯公司就推出了Q币，以方便QQ聊天网络用户的小额支付，截至2012年Q币用户已超过10亿，活跃用户超过7亿。此外还有泡币、百度币、魔兽币、天堂币等。当然，与网络预付货币依托于国家法币不同，这些虚拟货币具有本系统的价值计量尺度，并用于支付。在中国比较严格地限制虚拟货币的单向流动，而不能用虚拟货币兑换人民币。但是，这些虚拟货币仍然会有一些和法定货币的交汇点，例如淘宝网上就有专门提供Q币兑换人民币的平台，1Q币单位约等于0.93元人民币。百度币则是根据对网站的贡献（如上传文档、浏览次数等）来发行货币。网络游戏开发商也会依据自己的方式发行和监控虚拟货币，它是现在网络虚拟货币的主流。
除了这些依据于社交网络的虚拟货币外，还创生了许多企业货币。其实商业票据就是一种企业货币，另一种来源则是零售机构为促销或者提高顾客依附性的优惠券或积分打折卡之类，它的价值计量标准和解释权都属于发行机构。有证据表明，企业货币和游戏币的规模在不断增长，目前在美国有一家专门从事虚拟货币兑换的服务商First Meta宣称，它们开发的系统上线，可以实现虚拟货币与真实货币之间的兑换。大数据完全可能使这些货币按价值顺利地转换，卡斯特罗诺瓦把它称为“数字价值转移系统”，从而基于数字技术，“在用户之间和不同货币之间无缝转移购买力”。
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货币是比特币。2009年一个自称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人，其实这只是一个网名，后来有爆炸材料表明其真正创始人是一个深居简出的澳大利亚技术专家，他发明一种基于密码学法则产生的货币。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专门的软件，在互联网上进行计算，然后获得一单位的比特币。由于它的制造基于一种特殊的加密运算法则，不断自我加密，生成难度也越来越大，而且这种运算法则限定比特币的数量，到2140年将永远限制在2100万个以内。但比特币单位可无限分割使用，并且由于数量固定不会贬值，从而保证货币的稳定性。由于没有监管机构，因此不存在交易费用，它可以自由地在任何国家流通，也不存在汇率风险。而且它以一个加密文件的方式保存在电脑中，因此比特币也是安全的虚拟货币。但是，比特币通缩型的设计结构以及其他问题，它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成为一种通货。
现在，比特币在许多国家都有交易市场，可以与这些国家的法定货币兑换。，最大的比特币交易网站Mt.Gox受到黑客攻击比特币兑换美元的价格从18美元跌至0.01美元，曾达创纪录的266美元。比特币不仅用于虚拟经济圈的支付，一些实体商店（如咖啡馆、酒吧、零售商等）、基金和募捐网站也接受比特币。近年来，比特币的交易量集中在中国地区，例如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火币网。201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禁止比特币在中国作为货币交易。世界各国央行对比特币态度各异，德国在2013年6月德国财政部认可比特币为“记账单位”。2014年2月，美国加州众议院通过法案，认定各种另类货币用于商品和劳务购买或支出不属于违法。，英国财务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英国计划将比特币或其他类似货币系统作为数字货币合法化。
2015年9月，13家顶级银行包括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斯坦利等加入了一个由金融技术公司R3领导的组织。R3公司将会利用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作为框架，即通过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方式集体维护一个可靠数据库的技术方案。由此总计22家银行首次在银行间对将区块链——支撑比特币的技术——用于金融层面达成了共识。这也为比特币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有意思的是，中国央行也对比特币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允许比特币交易，但是各家银行仍然必须与之保持安全距离。
2016新年伊始，国际市场上一种借鉴比特币技术框架的消费币（C+Coin）勃然兴起。消费币的核心理念是“用价值连接世界”，作为一种数字资产，消费币颇受投资者青睐。消费币由国际消费集团（CIC）发行，是一种创新的“多元替代性价值系统”。形成了独特的“消费金融+”多元价值体系，消费币既能对接消费结算，又具有投资价值，分享消费币全球运营的增值红利。消费币率先采用共同管理基金模式统筹发行和运作。消费币沿袭比特币去中心化的公共账本系统模式，具有比传统纸币更大的优势，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安全高效、规范透明以及广泛的商业接纳度，成为全球企业与消费资本之间最方便快捷的价值流通网络，是创新的数字金融体系。
如此看来，比特币、消费币以及优质企业以法币为结算基础发行的企业货币和积分资产等数字资产正迅猛发展，成为法币支付结算的有效补充部分。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虚拟货币正为现行的货币体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虽然在短时期内数字货币还不可能取代法定货币，但是由于虚拟货币能比传统货币更优秀地发挥价值尺度、交易媒介、价值储藏、世界货币的功能，因此没有任何经济学的理由拒绝虚拟货币成为一种通货。特别是虚拟货币不再由国家垄断，而由多元化的机构发行货币的“去中心化”理念，使它一开始就像一个法定货币的颠覆者，并让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观点死灰复燃。
四 多元化数字价值转移系统
20世纪70年代，哈耶克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解决通货膨胀和政府“伪造货币”的唯一方法就是允许民营部门同政府竞争，发行自己的货币。也就是说，银行不需要使存款按平价兑换成法定货币，并用这种通货来持有准备金，从而垄断货币替代品的发行（货币凭证、银行券），而是可以发行以黄金、石油（布坎南还建议用砖来替代黄金的“砖本位”）或者商品指数为基础的各种货币、存款。这些见解受到多方质疑，以后便无人问津。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时代，虚拟货币层出不穷，经济学家们又开始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用新的思维重新审视哈耶克这些醒世骇俗的观点。
事实上，这种由中央银行完全操控的法定货币问世以来，各国政府都在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剥夺公众的财富。特别是197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解除了限制央行的最后一道防线，从而可以发行没有充分价值和信用保证的货币。通货膨胀已经淘空了国家债券的价值，现在国债收益率可能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国债价格则虚增到有史以来的高水平。在2014年11月英国财政部计划偿还的20亿英镑的战争债券中，甚至包括拿破仑和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政府债券再融资欠下的债务。
不可思议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后雷曼时代”，货币已经成为用来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各国央行魔法般地发行了超过10万亿美元的货币符号，这些没有任何价值依附的纸并没有带来复苏和繁荣，但是，各国政府仍然像“瘾君子”一样迷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的新发行货币与超低的债券收益率并存，并不断降低准备金率，这就是现行国际货币制度面临的金融局面。这种激进的货币干预主义和肆无忌惮的货币扩张，使我们能够选择的仅仅是，要么自愿放弃进一步扩张信用，使危机早一点到来；要么苟延残喘，但最终爆发危及整个货币体系的更大的灾难。这个局面是冯·米塞斯早就告诫过我们的。
在这种情势下，虚拟货币的兴起正引导人们更深刻地思考货币的本质和货币的未来。在“后雷曼时代”，经济学家们面临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凯恩斯写作《货币改革论》（1923年）的时代，与通货膨胀目标制时期的形势也大相径庭。暴涨暴跌的资产价格泡沫，变幻不定的汇率，使得价格稳定的政策目标遥不可及。产能过剩以及来自供给侧的冲击，总产量波动就在所难免，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或者说失业率）之间的菲利普斯替代关系早已不复存在。频繁发生的流动性危机，导致央行货币政策在多元目标之间无所适从。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来自这个由政府垄断发行并不受制约的法定货币制度，它导致政府可能无限制地扩大货币供应。互联网金融的普惠理念和民主化正在使公众的意识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个现行法定货币的“多元替代性价值系统”。
当时，对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观点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私人部门竞争性货币保持币值稳定问题；第二是多元化竞争性货币可能失去统一的标准价值尺度（或者计价单位）的优势，从而导致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的增加。但是，互联网金融革命正在使问题发生变化。事实上，虚拟货币和优质企业发行的企业化货币，具有发行部门的价值（商品和服务）保证和信用保证，在多元化和市场竞争的环境下会淘汰贬值货币，保持币值稳定。“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只是垄断和法权强制的结果。从而有效地防止政府无限制发行不可兑换的法定货币，并带来通货膨胀的弊端。
同时，互联网金融技术革命、云计算、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正在形成一个覆盖面极广的数字价值转移系统。这套系统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集体维护一个可靠的数据库，随时确定不同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从而在不同个体和不同货币之间无缝转移购买力。这些竞争的多元化的货币比统一的法定货币更能保证价格稳定，保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准确性，同时具有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特别是区块链具有的四大技术特征（去中心化；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不可篡改的时间戳），让区块链技术具有传递价值和信任、重构价值体系和秩序规则、合理制约权力和规范技术发展的能力，从而推动解决信任危机以及更加广泛公平的社会参与。完全可能在这些前沿技术的推动下建立完善的价值-信用体系。
因此，我们可以期望一个全新的货币制度，一个多元化的数字价值转移系统，在那里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多元共存，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将更可靠地保持价格稳定和币值稳定。同时，虚拟货币使货币发行与价值创造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将更有效地缓解产出与就业波动，多元竞争的货币体系也会防止出现流动性危机。互联网金融技术革命正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推进全球价值转移系统的发展和完善，从而去达到上述这些货币政策目标，让人民来决定货币体系运行的基本原则，有效地抵御通货膨胀。这也体现了互联网金融普惠和民主化理念以及权力结构的革命性变化。
当然，我们还无法去描述这种变革的具体路径。法定纸币曾经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管理货币制度，但在后雷曼时代这种变革已经不可避免。现在各国政府对待虚拟货币的态度有很大差异，同时虚拟货币对现实经济的影响，以及对央行的竞争力还微乎其微，但它具有无限的潜力和革命性的理念。既然变革不可避免，我们就不能置若罔闻，那么政府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这个全球数字价值转移系统呢？我们在讨论“价值形式理论”时，曾经描述了从实物货币到货币金属的演化过程，这是货币发展史中一个漫长的社会共识自发组织的过程，然后才由法律确认并固定下来，但是，纸币取代黄金本位却完全是由国家法权强制推行的过程。如果国家法权干预虚拟货币，这场货币制度变革一定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因此，各国政府采取正确的政策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变革对政府的职责和监控能力都是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新的资源和新型管理模式带来机遇。虚拟货币正在穿越虚拟和现实之间越来越模糊的界限，向实体经济延伸，在特定条件下，这种延伸可能是极其强大和迅猛的。我们对2013年余额宝对中国传统金融的逆袭还记忆犹新，当余额宝把第三方支付、沉淀资金、电商金融、基金直销这些经营理念整合起来后释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爆发力。它凭借互联网独特的普惠理念，为客户提供了全新的消费体验，由此获得社会公众广泛的认同，并强烈地冲击传统的金融思维。在互联网金融革命时代，这种变革将频仍而至。因此，政府在制订相应政策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到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突发性，未雨绸缪。这当然不仅是要求政府明确虚拟货币的法律和政策环境，而且必须在这个纷乱的转变时期维持货币体系和货币秩序的稳定。
最后，还有一个我们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那就是虚拟货币对货币数量的特殊影响问题。与预付货币和电子货币不同，虚拟货币在它发挥功能的范围，它具有独立的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作用，是与法定货币并列的竞争性货币。因此，就它直接推动交易和投机而言，无论它是否与现行货币体系相互交叉和延伸，都是货币供给量的直接增加，也同样存在信用扩张机制，并具有非线性特征。
因此，网络经济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以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并进行信息资源的生产、配置和消费的经济形态。网络经济以其虚拟化、智能化、创新型特征和优势迅猛发展，并对传统产业产生巨大的冲击。这一大趋势是由网络经济着名的三大定律决定的。这些定律不仅决定了网络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趋势，并且对经济学分析原理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市场价格机制。
互联网经济和经济学的创新（二）
一 创新优势和三大定律
网络经济低成本、高效率以及超级增长速度和创新主导特征可以用网络经济经典的三大定律来描述，即摩尔定律（Moore’s Law）、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达维多定律（Davidow’s Law）。
（1）摩尔定律由Intel公司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的关于信息技术进步速度的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而成本却会成比例地递减。摩尔定律已经得到信息技术各个领域的广泛验证。例如电子计算机的计算速度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到2007年IBM蓝色基因（Blue Gene/L）大致符合每18个月翻一番的摩尔定律。此外，在芯片存储容量、网络传播速度等指标都能验证摩尔定律的正确性。特别图7.1的直线为摩尔定律预测的微处理器晶体管数量的增长趋势，而每一个点表示自1971年至2011年，Intel公司和AMD公司新开发的微处理器中的晶体管数量，显然，它们高度相关，这再一次印证了摩尔定律的正确性。
图一 1971—2011年微处理器晶体管数量变化符合摩尔定律
（2）梅特卡夫定律提出者是计算机网络的先驱，以太网路发明者罗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etcalfe）。梅特卡夫定律表明网络技术的发展规律，即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网络的价值与互联网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梅特卡夫定律基于网络的外部性效果，对网络价值而言，使用者越多其效用不仅不会减少，反而越来越大，它们之间是强的正反馈关系。也就是说，每一个使用者同时也为网络的价值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知道，正是这种外部性和正反馈效应，使新古典主义正统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网络经济中不再成立。对用户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信息的使用、加工和改进能创造出更大的网络价值，信息作为投入要素与其他要素有机结合，就提高了投入要素的边际效用，从而产生边际收益递增的现象。这将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特别是达维多定律直接表述了我们的供给主导和创新优势的经济学新思维。
（3）达维多定律Intel公司高级行销主管和副总裁威廉·H.达维多（William H.Davidow）在1992年提出着名的网络经济的产业发展定律，即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因此，一家企业必须第一个开发出新一代产品，并不断地否定和超越自己，才能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
英特尔公司的实践本身就是达维多定律的一个经典例证。1995年，英特尔公司为了应对IBM公司的挑战，曾经采取故意缩短当时极其成功，并还仍有市场优势的486处理器的技术生命，抢先推出速度更快、体积更小的奔腾586的战略。然后再通过一边削减旧芯片的供应，一边降低新芯片的价格，从而把握市场主导权，把竞争对手远远抛在后面。
在中国传统的家电行业市场上，海尔公司也成功地运用了达维多定律，它通过不断向市场提供“想不到”的产品，占据市场份额和市场主导地位，诸如“拉幕式彩电”、“全媒体、全数字彩电”、家庭影院式彩电等新产品层出不穷，不断地淘汰自己的产品，主动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为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正是这种竞争和创新，以及自我淘汰的危机意识，使海尔产品在家电市场持续地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
摩尔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决定了网络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激烈的速度竞争优势。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太阳微系统公司，它同样遵循达维多定律，随时准备淘汰自己的旧产品，推出新产品，并以价格和性能上的优势打乱竞争对手的阵脚。在高性能工程工作站这一生产领域，产品换代周期一般是3~5年，而太阳微系统公司则为自己订下12个月工作站性能提高一倍的目标。这种迅猛的创新速度，也为企业最强的执行力和管理效率提出高标准要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太阳微系统公司把资源和精力都集中在少数自己最具优势的核心项目上，甚至一开发出新技术就立即转让给别的企业，以激励自己不断创新。同时，以企业的运行速度为核心竞争力，并始终保持公司雷厉风行的动作机制，从而通过速度竞争优势占领市场的主导地位。而微软公司的Windows战略也是在保证竞争速度优势的基础上，奉行“开拓并适应不断演变的大规模市场”的战略。其核心目标是“大规模市场”，因此，微软在遵循达维多定律以保证用新产品促进新市场形成的同时，特别强调推动大批量销售，充分发挥新产品和关联产品的标准供应商的优势，整合、拓宽并简化产品以进入新的大规模市场。从而在保持大规模优势的基础上，逐步改进产品促使产品升级换代，用这种所谓的“版本升级法”（Versioning），获得市场主导权。
当然，这些关于达维多定律的典型案例不胜枚举，千变万化，但是，核心的本质命题只有一个，这就是率先进入市场的创新产品可以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它首先保证了企业对市场的主导地位，即在我们的价格机制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成交概率最大化，以及信息增长速度最大化导致的创新优势。这将对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产生深刻影响，首先就是互联网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学原理；以及用信息论重建传统经济学的概念体系，把价格机制视为一个信息发现过程。
二价格作为信息发现过程
如同市场价格信号的信息量取决于与它连接的交易次数（香农信息），在网络经济中，网络的价值在于（潜在的）链接数量，这是由梅特卡夫定律决定的。另一方面，在我的市场机制理论中，交易成交概率最大化，从而信息增长速度最大化（凯利公式）导致创新优势，而达维多定律则要求网络经济中厂商通过产品创新和主导市场份额力求产品影响力最大化。由此看来，我们从信息论和博弈论视角提出的经济学分析新思维，同网络经济的新特征保持一种相互印证的关系，显然，这是理论上的必然联系，而非机缘巧合。因为，价格机制说到底是一个通过交易活动实现的信息增益过程，或者如哈耶克诠释的那样，是社会集体对个人需求信息的发现、收集、加工和使用的问题，这和互联网机制异曲同工。
在我们的经济学分析原理中，市场价格机制就不是一个神秘复杂的过程，而是一个非常简明的逻辑结构：（1）香农信息定义一次交易活动（二元信源）的信息量为一个信息量单位——比特；（2）交易作为博弈过程，成交具有相对重要性（由纳什均衡定义）；（3）价格机制是一个通过交易实现的个人需求信息增益的过程，因此，市场价格的形成要求信息复合增长速度最大化，凯利公式决定这一命题的充分必要前提是成交概率最大化；（4）由此是供给主导和创新优势（可用梅特卡夫定律和达维多定律描述）。创新优势将直接影响与价格信号（潜在）连接的交易量，从梅特卡夫定律可以导出价格信息价值和成交次数的平方成正比，这是一个自强化过程，并最后决定价格信息价值量的排序；（5）排序前列的价格形成市场价格集合，其分布出现的概率占市场成交量的绝对优势，因而具有最大信息量。如图二所示：
图二 市场价格及其分布形成过程的逻辑结构
如果我们在信息论的基础上考察市场机制问题，那么价格就是一个信息发现过程，那些来自信息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例如香农信息、凯利公式以及梅特卡夫定律和达维多定律、“佩奇排序”等就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并成为我的价格理论的重要依据和范式。
通过价格以及社会集体选择，市场竞价过程首先使市场参与者可以从中获取高质量、低成本的信息。在哈耶克看来，“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确保资源能够用于满足个体的需求”。那么，首先就要发现和识别个体需求信息。但是个体需求信息是“隐形知识”，只有他自己才最了解，没有市场交易，市场参与者就不可能显示偏好，也不能发现他们的比较优势。当然，也就无法进行选择，因为选择本身就包含节约和权衡。保罗·海恩这样写道：
“每一个价格都是一条具有潜在价值的信息，人们可以用它来判断有没有适合的机会。这样的价格越多，价格的表述就越清晰、越准确，知道的人就越多，可供人们选择的机会就越多。总之，人们的财富就越多。”
相应地信息熵也越大，一旦形成市场价格，它包含的信息量也臻于最大化。这个竞价过程非个体本意地为决策者创造了信息价值指数，并通过节约和权衡引导个体选择去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但是，这些分散的、混乱的、甚至是互不相容的个体需求信息为什么能够，又必然会形成有条不紊的市场秩序和市场价格呢？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论证的那个简明严谨的推理结构诠释的原理。从交易的二元信息系统开始——成交博弈——成交概率最大化（信息增长速度最大化）——供给主导和创新优势——信息价值排序——到市场价格及其分布的形成（信息熵最大化）。这里信息熵与热力熵符号相反，并由信息价值引用率表示。这就是市场寻求价格到市场接受价格的过程。就逻辑推理而言，这个结论必然成立，但是，由于前面我们重点是讨论供给主导环节，对消费者选择环节我们还没有充分讨论。现在，我们要回到市场参与者个体需求信息环节上来，特别是社会集体选择的非个体本意的结果，这是价格信号的另一面。
三社会选择和市场价格排序
市场上的消费者首先总是面对一个关于商品及其价格的集合，每一个价格都是一条具有潜在价值的信息，这样的价格越多，可供选择的机会也越多，人们就可能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是一个大数量级的、纷繁复杂的超大集合，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对称的信息，他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同时，每个个体都有千差万别，甚至是互不兼容的个性化偏好序列和信息集（包括经验和知识），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另外，就货币价格机制而言，像明晰的产权制度；足够低的交易成本（从而使交易成为可能）；有效而稳定的货币供给这些前提都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消费者个体将怎样进行选择，以显示他的需求信息，而这些零乱的、随机的、分散的信息又通过什么机制形成市场价格及其分布（社会集体选择的结果），并反过来又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新的信息和激励，从而实现没有强制的人际合作和社会资源最有效率的配置。这是我们在本书反复讨论的主题，从信息论的角度考察，这个过程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群体）选择与个体偏好的联系和转化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这样写道：
所有社会选择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将“社会”（或者群体）的评价与社会或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偏好、选择或其他特征相联系。
我们知道，除了商品及其价格的集合外，还有一些因素影响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决定人们是否愿意购买，例如偏好；消费者个体的收入；预期（对收入、价格等）；其他商品的可得性和替代性；消费者数量等等。由于个体的信息、资源是有限和稀缺的，因此个人的权衡必须遵循节约的原则，比较收益和成本。当然，在消费决策中大多数人都不会去计算麻烦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不过，当我们在决定是否再喝一杯啤酒的时候，我们的肠胃和心理感受总是在潜意识地运用边际概念。多数决策都是依赖本能、直觉或者习惯，并通过市场参与者之间反复的博弈、竞争、讨价还价、谈判等做出的，因此，错误和失算会经常出现，但个体需求会不断反复地纠错和调整，同时，价格和货币数量参数又作为宏观序参量规范个体行为，就社会选择长期而言，总体会遵循节约和权衡的原则，做出正确的选择，这种需求的“微循环”功能很重要，它不断地向价格信号发出正确的需求信息，并调整相关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因此，一般说来微观经济学的需求法则和供给法则当然是成立的。
不过，在我的价格理论中，这些纷繁复杂的消费决策无关紧要，也无须去寻根溯源，那是社会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事情。对货币价格机制而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情，这就是在某个价格成交的量，它决定在这个价位成交的概率。而这个成交概率，将决定价格信号信息价值增长速度的最大化。既然如同哈耶克那样，我们把价格机制视为个体需求信息的发现过程，那么，我们应当可以根据梅特卡夫定律，确认这个价格信息资源的价值与成交次数的平方成正比，成交概率最大的价格也一定是最正确全面地反映了消费者个体的需求信息。从而在资源和技术既定的条件下，能够为消费者最大可能地提供各种物品和服务的组合，因此，它一定是有效率的。另一方面，生产企业的创新优势又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供给调整的效率，以达到成交概率的最大化。
特别在互联网经济时代，不仅信息产业、网络产业、知识产业这些新兴产业在经济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正在导致传统产业以及交易方式、交易理念和交易信息结构的革命性变化。这些变革不仅向处于正统经济理论“保护带”的那些概念和思想提出挑战，也动摇了传统理论的“硬核”，特别是价格理论的供给-需求分析方法。
例如在信息产业经济学中已经注意到了网络经济的外部性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从根本上说，传统供给-需求分析方法同网络经济这些新趋势是不相容的，仅仅利用一个简单的需求和供给模型，无法将网络外部性模型化。网络外部效应是指“一个人得自某种商品的效用取决于消费这种商品其他消费者的数量”，并且这种效用还是高度敏感地依赖于其他消费者数量。由于许多信息技术其前期“沉没成本”很大，而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同时，信息作为投入要素（价格信息价值也是如此），用户对它的使用和增益越多，能够创造出的价值就越大。从而传统经济学理论教条，例如边际收益递减和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之类的命题就不能存在了。这直接动摇了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适用性，价格不再是市场中的唯一标准。对于供给主导的厂商决策而言，不完全依赖于，甚至主要不是依赖于价格和数量调节，而是追求由创新优势引导的产品影响力最大化，获得的市场份额最大化。并且当企业拥有市场力量时，它们可以通过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去提高利润，“一价法则”也不再成立。
但是，显然在我们的价格理论中那些“硬核”，例如成交博弈、成交概率（从而信息价值增长速度）最大化，以及供给主导和创新优势等与网络经济的新趋势则天生相容。因为，这些“硬核”本身就来自信息论和博弈论基础，那么，这个结论就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把价格机制建立在信息论的基础上，那么，这些“硬核”同传统产业或变革后的传统产业也是兼容的。
重要的是，根据香农信息论，从而信息熵以及价格信号的信息价值量可以通过成交量精确计量，从而市场价格及其分布的排序就是不言而喻的。这类似谷歌搜索引擎中的“佩奇排序”。即佩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提出的，以网页间相互链接为基础的排序思路，特别“佩奇排序”中极富创造性的“谷歌矩阵”（Google matrix）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处理过的最庞大的矩阵，而我们以成交次数为基础的市场价格及其分布的排序在数量上则要少得多。因此，一些在物理学系统中难以处理的方法，例如各态遍历理论，在价格系统中却是可以操作的。
这样我们把市场价格及其分布的信息增益看作在k价位成交概率Pk的函数，若改变Pk的值，则信息I的值也相应改变，关键是成交概率。这是对具有最大信息的市场价格及其分布集合存在性的确认。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集合是否能保证从现有资源中取得最大消费者满足的过程，也就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这个传统的老问题。
四创新与效率
一般说来，如果一个经济体在资源和技术既定（稀缺）的条件下，能够为消费者最大可能地提供各种物品和劳务的组合，那么，该经济体就是有效率的。经济学正统理论用“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相当严格地定义效率标准。“当任何可能的生产资源重组都不能在不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坏的条件下，使得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变好时，就达到了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或效率(efficiency)。因此，在实现了配置效率的条件下，只有降低某个人的效用才能增加另一个人的满足或效用。”但是，这个结论直接来自另一个新古典主义命题，即当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水平时，利润达到最大化，从图形上看，也就意味着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也是它的供给曲线，这也是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一般的供给原则。这个原则导出“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结论之一，就是资源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这个结论可用“埃奇沃思方框图”来证明。
图三企业的供给曲线是它的边际成本曲线的上升部分
对于一个利润最大化的竞争企业来说，边际成本（MC）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就是该企业的供给曲线。在市场价格为dd时，企业会在dd与MC的交点A上供给产量。
显然，这个结论必要的前提是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参与者都具有充分的信息，排除外部性，如污染或搭便车以及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等，才会实现经济学家们理想的有效配置境界。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些前提条件没有一条能得到充分保证。不仅如此，信息论原理表明，交易中的市场均衡（成交与不成交概率相等），或者竞争均衡（埃奇沃斯方框图中的帕累托集）是一个价格信息复合增长速度为零的均衡势阱。那么，经济学家们为经济学设置一条苛严的帕累托效率标准，就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由此，福利经济学的两条定理成为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结论之一，即任何竞争均衡都是帕累托有效率的；在一定条件下，每一帕累托有效率配置均能达到竞争均衡。但是，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卓越地证明了他的“不可能性定理”，也就是说，不存在进行社会决策的“完美”方式，不存在完美的方式把个人的偏好“加总”成社会偏好，或者说不存在满足帕累托法则的社会福利泛函。这里，我们要完整地引用阿罗的这一段话：
“社会排序必须满足两个性质：它必须能以某种方式反映出个人对偏好的排序，并且对于任意从备择项集合得到的社会选择，排序都必须取决于个人对备择项的偏好排序信息。此外，社会排序应该定义在任何可能的个人偏好排序集合上，也就是说，社会排序是一个从个人偏好排序向量映射而来的泛函，我们称之为社会福利泛函。上面的第二条性质称为无关备择项的独立性，意味着对任意两个备择项所做的选择应仅依赖于个人对其的偏好。第一条可以表述为不同形式；其中较弱的表述就是帕累托法则，法则表明，如果每一个人都严格偏好x胜于y，则在社会排序中，x也将更受偏好。不可能性定理则表明，不存在满足上述性质的社会福利泛函。”
因此，从信息概念出发，我们不会再沿用帕累托法则作为衡量效率的标准。同时，我们也确认社会集体选择的市场价格排序，会以概率分布的方式反映出个人对价格选择的排序，而不是一个函数向量空间到实数的映射，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遵循完全不同的定律。
因此，我们将采用完全不同的标准来定义市场经济的配置效率，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在经过反复竞价过程以及试错和调整后，我们可以测得另一新的市场价格和分布的集合，其相对频率为，相对初始状态Pk，其信息变化量为Δk，即所谓“库拜克（Kullback）信息。可以证明（从略）库拜克信息具有重要性质：其经济学含义就是市场经济的配置效率，即相对于交易前的价格分布，市场价格始终具有信息增益，也就是说，市场价格及其分布总是具有更大的信息量，这个量是可以准确测定的。从而把信息价值增益作为衡量效率的标准。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穆雷·N.罗斯巴德曾经在自我所有权和展示偏好概念的基础上，并遵循帕累托对有意义的序数福利陈述可能性问题的限定，试图证明在原始占有行动（如对无主土地）基础上，任何后来行为（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出于展示偏好的理由，同样都是帕累托最优，“最终，每次由此基础开展的财货自愿交易也都使帕累托更优”。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可计量的证明，而且也会受制于“阿罗不可能定理”。
（二）在我们的价格理论中，成交概率从而价格信息价值增长速度和信息最大化，在微观上制约着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同时，价格和货币数量（作为序参量）又在宏观上支配着他们的行为，而这些竞价和调节过程则是由供给主导和创新优势引导的，主要不是由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命题引导的收益、利润和效用最大化，即所谓边际原则（marginal principle）。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的配置效率是由创新来定义的。由创新优势引导的供给-需求原则，不仅适用于像信息网络这些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也同样是适用的。事实上，早在上一世纪初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就充分地强调企业家创新的重要性，后来，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罗默（Panl Romer）进一步把创新理论补充到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中，还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发展了熊彼特假说的现代解释，进一步强调信息经济学（economics of information）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特别是信息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以及知识产权的零回报机制和网络的外部性问题。现在，我们要把创新作为衡量市场经济配置效率的重要指标。
由供给主导和创新优势引导的价格信息价值最大化过程，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内容。其中创新效率首先表现在由达维多定律描述的新产品创新中，由此，生产企业拥有了主导市场的力量，并可以通过价格歧视（同样的产品以不同的价格卖给不同的顾客），从而达到产品影响力最大化。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带来的产业信息化、信息传播方式以及交易信息结构的革命性变化正在从根本上动摇传统价格理论的“保护带”和“硬核”。特别是大数据分析一方面明确地使企业获得比顾客更多的信息优势，企业对消费者的了解有时比消费者自己还要多。另一方面，市场也在为维护消费者利益提供新的服务，利用大数据分析来抵消生产者从价格中攫取的剩余，或者为消费者预测，例如，使用Farecast.com的顾客就可以预测机票价格的下降和结果的准确率。总之，市场参与者可以用直接也更便捷有效的方式发现和传输需求信息，而不必反复地依赖迂迴曲折的数量和价格调整方式，并创造全新的消费者体验和个性化服务。
同时，在一个变革和不确定的时代，数字革命已经变成了一种新常态。“数字化已经引起并正在推动着破坏性创新。尽管如此，商业世界的基本规则并没有改变，成功仍然需要创新、差异化和不懈地专注于有效经营，而发生改变的是信息在其中发挥的动态影响作用。”这也预示着仅仅将行业经验作为竞争优势的时代的终结。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以及信息传输方式和交易信息结构的变革，仍然需要企业运营创新，包括企业结构以及文化和人力资本创新的支持。前者是创造外部价值（即社会选择承认的结果），一般均衡量指标包括收益、利润率和成本降低率等等；后者有时是无形的，常常与新能力、生产率或者效率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仅有达维多定律的产品创新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企业运营创新。
我们在讨论达维多定律时，曾经提到像英特尔、海尔、太阳能微系统以及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这些通过开发出不可复制的独创产品、能力或者流程，创造出巨大的差异化，从而主导市场的企业，也包括像宝马公司或者像中国的万向集团、格兰仕集团这些相对小型的，在细分市场（所谓的利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创造外部价值的企业。同时，我们也关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等这些企业，它们通过不间断的持续改善效率和管理张
最后更新：2017-10-22 22:3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