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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遭指控，事實不明前請謹慎站隊

當事實尚不清楚時，無論圍觀者站在哪一邊，都有對受害人造成二次傷害的可能――不以事實為依據的站隊，本身就是流氓行徑。這一點，在這個焦點事件上體現得最為露骨，也最為典型。

有人說，在一個名人身上挖掘一件過去七年之久的事情，很難排除其“蹭熱點”的嫌疑。但是當“炒作”“營銷”這樣的字眼被輕易提及，無形中，性侵、猥褻這一社會陰暗麵的危害就被忽略了。

2016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假如孩子遭遇性侵害，僅有32.54%的家長能確定可以從孩子言行中識別；而假如發現孩子被性侵，仍有15%的家長選擇不報警。

對自己的孩子尚且如此，對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受害者常常更加諱莫如深。他們往往隻會在性侵類案件爆發的契機中才會講出自己的故事，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個時機中，他們需承擔的社會壓力是相對最小的。這也是每有重大猥褻案件發生時，我們就會看到類似案件“爆發式增長”的原因――不是壞人變多了，而是一直以來，壞人都在被包庇。而包庇的方式，有時是無情的道德枷鎖，有時僅僅是一個以妄加猜測為依據的站隊。

看到這一點以後，果斷站隊所謂“弱勢群體”是不是就先天正確了呢？事實上也有不少人表示，男作家勇敢爆料的做法，是賭上了自己的前途命運，殊死一搏。但是這個時候就開始對郭喊打喊殺是不是也太早了一點？

“老師因強奸遭開除 46年後女學生作證是誣告”這條新聞言猶在耳，年過古稀的老人背負了大半生強奸罪的惡名，而其被公眾“定罪”的理由多少離不開“女生敢說出來，他就肯定不幹淨”這樣的道德推論。

一個風言風語式的有罪推定已經讓一個人一輩子抬不起頭，我們在站隊的時候，是否也要再考慮一下，自己會不會成為“道德碰瓷”的幫凶？

動機合理不意味著事實成立，何況你看到的“動機”還是未經佐證的集體想象。將欲加之罪發展到極致的解讀中，還有一例最為令人痛恨者，不惜將當事人的性取向、乃至與此事完全無關的往事牽強附會地拉扯出來，大有將其視作“罪證”的傾向。

且不說將完全無關的人捅上熱搜會對其造成多少新的誤解和傷害，唇槍舌劍之中將同性戀歧視訴諸鍵盤，更以群體的形式對一群無聲的路人輸出了“成噸”傷害。可悲的是，對於這種“誤傷”，受害者連反駁的餘地都沒有。

也許參與這些傷害的所有人都認為自己不是故意的，但是這改變不了群體傷害已經釀成的結果。義憤填膺，不是行凶的理由，但是廉價的情緒，往往讓一個好人，活生生被裹挾成了洪水勐獸。

新周刊在2010年出過一期封麵，叫“圍觀改變中國”，在此之後，“吃瓜群眾”一次次用輿情佐證著圍觀創造的巨大力量。如今，我們已不再質疑“圍觀能改變中國”這一現實，但我們必須開始思考，這裏的“改變”是變得更好還是變得更壞。

文/宋祖禮

最後更新：2017-08-25 17: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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