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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國有企業混改不一定要死守51%這條線
充分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破解經濟發展難題的關鍵之舉
近幾年我國經濟增速有所回落。經濟增速換擋，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顯著特征，反映出我國經濟發展正麵臨著多方麵的問題和挑戰，其中既有周期性、需求側、外部性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供給側、結構性、體製性矛盾。
針對當前突出問題，包括產能過剩、庫存高企、杠杆過高、成本上升等，如果再簡單地運用刺激需求的辦法化解矛盾，作用會明顯減弱，更危險的是還會使現有問題後延，潛在風險積累，再解決起來就會事倍功半了。可以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抓住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矛盾，跳出凱恩斯主義思維慣性，實現了宏觀調控理論和實踐的重大突破。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準確把握幾個關係
一是不能片麵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矯正資源配置的扭曲，提高經濟的運行效率和增長潛力，實現整個經濟平穩健康的發展。
二是不能單純強調或否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政府的作用。市場不是萬能的，政府也不是萬能的，關鍵在於各自歸位。我國市場機製本身存在先天不足，需要讓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但也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異化為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調結構”。
三是不能簡單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管理政策是對立的。供給側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後，有的觀點認為需求管理不重要、甚至過時了，所有政策著力點都應該放在供給側。這種泛化的傾向，沒有看到經濟的複雜性，也割裂了供給與需求相輔相成的有機聯係。實際上，隻有把短期需求管理和長期結構性改革結合起來，才能穩定供需關係。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在於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質是通過深層次的改革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表象是要素配置扭曲，但根源還是體製機製障礙，核心的政策手段應該是通過改革提供和完善製度環境。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在於改革、難點在於改革、突破點也在於改革。
需要注意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全麵改革、而是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堅持問題導向，有什麼問題就改什麼體製，提供有效製度供給。比如可以考慮，在市場製度層麵，健全市場準入、市場交易、破產清算、要素流動等製度；在企業發展層麵，激勵創新、保護產權、減輕稅費負擔、鼓勵競爭打破壟斷等；在政府管理層麵，簡政放權、減少不當幹預以及完善財稅金融體製等。
■彭小楓常委發言：關於降低企業財務杠杆率的幾點建議
做好降杠杆工作，要調動各方積極性，政府要有為，市場要有效，企業要擔當。根據調研情況，提出以下建議：
一、綜合施策，加大支持引導。《國務院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杆率的意見》列舉了企業降杠杆的7種途徑，應根據企業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采取適用的途徑、方法，多策並舉。
“債轉股”是目前采取較多的方式，但由於多方麵原因，銀行積極性不高，進展緩慢。建議重視完善“債轉股”政策。當前，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應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加強支持、引導和指導。財政部、國資委、銀監會等部門可聯合出台實施辦法，增強各項政策的協調性、靈活性，切實推動重點行業“債轉股”。對於中西部地區，應有序擴大“債轉股”試點範圍，並將民營企業納入“債轉股”實施對象。
二、深化改革，強化企業自我約束。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預算軟約束，衝動投資，盲目擴張，是企業杠杆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為此要加快推進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製，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製度，從根本上強化企業自我約束，抑製盲目擴張衝動，解決預算軟約束問題。
對於一些民營企業，也要引導其加強財務約束，避免激進擴張、四處舉債。化解高杠杆率帶來的風險，要靠企業自身發展。政府要進一步營造有利於企業發展的政策環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形成企業良性發展的趨勢。企業要通過製度改革和技術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增加效益。
三、紮實推進，做好基礎性工作。一是國資委、國家統計局、銀監會等部門要摸清底數、監測動態。企業杠杆率具體多少、增減趨勢如何、償債能力怎樣，要“心中有數”。二是根據資金密集型行業特點製定“杠杆率”指引以及相應警戒線標準。三是在監管層麵建立金融係統聯合授信機製，推進信息共享，綜合確定授信額度，防止不同銀行因信息不對稱而對同一企業多頭授信、過度授信。
四、統籌協同，不搞“單兵突進”。“去杠杆”要和“去產能”“降成本”等工作有機結合，不可“單兵突進”。從調研情況看，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杠杆率是偏高的。對於僵屍企業、環保長期不達標及無效、低效占用金融資源的企業，既要“去杠杆”，更要“去產能”，在妥善處置債權債務的基礎上推進兼並重組或破產清算。
五、積極穩妥，防止出現“處置風險”。“去杠杆”的目的是防風險，但要把握好節奏和力度，避免運動式“去杠杆”，防止因過快過急而出現“處置風險”。應堅持實事求是，“因行業製宜”“因企業製宜”，一企一策，避免“一刀切”。
■蘭雲升常委發言：創造良好政策環境引導資金脫虛向實
引導資金脫虛向實既有利於抑製資產泡沫，又有助於實體產業走出低穀，但目前仍存在一些製約因素：第一，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持續降低，對資金缺乏吸引力。第二，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一定程度抑製了資金流入實體經濟。第三，金融創新加快，但監管相對滯後，部分新產品成為資金脫實向虛的工具。為引導資金脫虛向實，提出以下建議：
一，為提高實體產業盈利能力創造良好政策環境。一是多渠道降低實體企業成本。切實進行結構性減稅，解決部分稅項重複計征問題。大力清理不合理行政性收費，縮減涉企的政府收費項目。加快建立用國有資產收益支撐社會保障運行機製，降低企業社保繳費率。盡快出台剝離移交企業辦社會職能實施細則，減輕企業負擔。二是積極支持實體企業增強市場競爭力和盈利能力。支持企業提高研發投入，落實研發投入加計扣除所得稅優惠政策，提高扣除比例、擴大適用企業範圍。用財政補貼、設立基金、貼息貸款等方式，引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產品創新，提高產品附加值，擴大盈利空間。支持以“中國製造”為代表的企業“走出去”，給予審批、匯兌、融資等政策優惠，鼓勵通過兼並收購、參控股開展國際合作。
二、努力改善金融體係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一是加快優化融資結構。提高股權、債權融資比重，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結構，吸引更多新興產業和創新型的企業在國內市場融資。二是增強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加快完善多層次、廣覆蓋、差異化的商業銀行體係，鼓勵錯位發展，大力發展民營銀行。支持在小微企業集中地區設立村鎮銀行，改善對小微企業貸款擔保服務，實施差異化監管考核，提高對小微企業不良貸款率容忍度。三是充分發揮企業集團財務公司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對於財務公司設立境內外分支機構，申請外匯、投資、發債、產業鏈金融等業務資質，參與同業市場、央行清算係統等，給予普惠製放開。
三、營造有利於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監管環境。一是對金融創新業務，根據實體產業需求和金融機構風險狀況疏堵並舉、分類施策，避免監管政策“一刀切”。二是加強對資金脫實向虛監管，提高監管的前瞻性，防止虛擬經濟自我膨脹，加快建立虛擬經濟運行監控體係，加強對資金脫實向虛規模、路徑和運行機製的監測。三是加快金融監管體係改革，深化對金融機構分類施策、差異化監管。對財務公司等專注於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機構，給予寬鬆政策環境，增強其服務實體產業的功能和能力。
■厲以寧常委發言：國有企業轉型中的幾個問題
一、國有企業管理體製，從“管資產”轉為“管資本”是一次重大的改革，有深遠意義，即以提高資本配置效率為主，使資本盤活、增值。改革以後，國有企業的資本運營實際上是三個層次：國資委監管---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作為出資人--國有投資控股企業經營國有資本。三個層次責任明確，各司其職，各負責任。但上述三個層次仍然不是最理想模式。國資委層次能否同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合而為一，既負責監管，又起著出資人的作用，這樣可以提高資本配置效率。
二、怎樣在國有控股企業中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曆來被認為是難題。堅持黨管幹部原則和發揮法人治理結構應有的作用，二者是可以統一的，關鍵在於規範化。董事長主持董事會，聘任總經理，並授權經營本企業，實行任期製，可以續聘，也可以停聘。黨委在這一過程中正常發揮“黨管幹部”作用。
三、國有企業高管向職業經理人的轉變。國有企業轉型過程中，職業經理人從哪裏來，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一種可以試行的辦法，是建立企業高管信息網，通過信息網傳遞有關信息。等招聘方和待聘方認為可以進一步洽談時，就能麵對麵協商了。關鍵在於，網上信息必須真實可靠。
四、國有企業在體製轉型過程中，可以分為兩類企業。一類是特殊行業的企業，另一類是一般行業的企業。特殊行業的企業可以暫緩，一般行業的企業可以先改先試行。要大膽改製，吸引民間資本進入，以建立混合所有製的股份製企業為目標。國有企業中可以試行改革改製為混合所有製企業的，應當有改製細則作為依據。如果股權分散，由國有企業控股的混合所有製企業不一定要死守51%這條控股線，控股40%或30%甚至更低一些，也是可行的。隻有這樣看待國有股的控製權，才能使國有股繼續對轉型後的企業股份行使有效的控股。當然，改製為混合所有製企業後，並非任何一家企業都需要國有投資方控股，有些混合所有製企業不一定要國有股控製。一切以行業性質和國有企業原來的經營狀況而定。
五、關於PPP模式，需要進行較深入的分析。根據國內的實際情況，PPP模式中投入資本的企業通常以國有企業為主。民間投資者會有所顧慮，認為盈利好的、投資數額大的，主要是國有企業或國有股控製企業，於是民間投資者就擔心自己投資PPP項目後被排擠在外，因此積極性不高。針對這種情況，今後在推行PPP模式時，一定要解除民間投資者的顧慮，實現公平競爭，才能使PPP模式發揮更大的作用。
■劉明康常委代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發言：對防範金融風險的認識和建議
中央多次強調要防範金融風險，已經把這個問題提升到了攸關國家安全的高度。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近期進行了專題調研，經過集體討論，提出以下看法和具體建議。
看法：一、金融和實體經濟相互依存，防範金融風險離不開政府債務持續可控、企業穩健發展。金融風險和實體經濟風險、財政風險存在雙向傳導。目前地方政府債務仍在上升。國企改革和轉型難度大。二、金融是經營風險的行業，必須依法合規經營、審慎經營。有的機構信息管理嚴重滯後，風險內控機製失靈；有的機構高管不懂具體業務，公司治理形同虛設。三、一些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嚴重落後於需要，現代科技的運用不適時，部門間存在信息壁壘，信用體係建設遲滯。很多金融機構反映，由於缺乏可靠的信息和完備的信用體係，難以識別企業的真實經營狀況和風險水平；對企業真正在經營、投資行為方麵的問題不能及時發現。四、金融監管新問題多，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步伐慢。“一行三會”以及地方金融管理部門依法履職和監管合作存在大量亟待解決的問題，使金融監管同時出現了不少的“真空”地帶和“共振”現象。五、處理金融風險時使用市場化、法製化手段不夠。
具體建議：一、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認真應對地方政府債務膨脹，直麵各地發展轉型中的具體問題，反思和改進產業指導政策與實踐，築牢防控係統性風險的基本麵。二、從頂層推動金融風險背後體製、機製、法規、標準的建設，並且注意排查執行中的問題，做好有第三方參與的獨立的過程評價和後評價，認真研究全國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金融監管的改革。做好基礎信息工作和共享，做實壓力測試，用專業的手段解決專業問題。三、抓緊要、補短板。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信息失真和監管改革以及市場退出的實踐(含破產、重組等)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須給予充分重視，並設專題實辦、督辦。四、於近期選擇一批典型案件，明確國務院相關業務部門指導地方處置，按市場規律辦，按法律法規辦，涉及刑事犯罪的要有司法機關介入，這對當事各方都會起到很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最後需要強調的是要加強黨的領導，紮實做好金融人才隊伍建設和領導班子的建設，尤其是思想作風建設。
■李毅中常委發言：關於激發民間投資活力的幾點建議
近兩年我國民間投資增幅明顯下滑。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采取了針對性措施。今年4月，王欽敏副主席率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調研組赴廣東、湖南專題調研，兩省認真貫徹中央決策部署，情況都有所好轉，但還存在不少問題和困難。比如，部分民營企業家對經濟預期信心不足；對產權保護、政策落地、信貸、基金還有疑慮；反映壟斷行業入門難、PPP項目難下決心、製造業沒有好項目等。為此，建議：
一、推動民間投資支持政策落地生根。一些政策仍處於“懸空”、“梗阻”狀態。如，株洲市反映，政策性銀行的發展建設專項基金如用於民營企業，必須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擔保。又如，國務院明確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免征營業稅由審批製改為備案製，但是有關部門設置了6項前置條件，大大縮小了政策覆蓋麵。落實政策要抓緊抓實，建議相關部門在製定細則、辦法、方案時不要打折，不要拖延推諉，不要設置過多的前置條件，不要變相抬高門檻。要全麵清理修訂不合時宜的法規製度，避免出現“政策羈絆”、“製度打架”。
二、加強民營高科技企業科研成果的保護和轉化。雖然各地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麵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但是如果維權成本大於創新成本，企業也就對創新失去了信心。長沙市一家鋸切新材料企業的商標被侵權，因為維權程序複雜、證據收集困難、賠償額度低，幾經周折後隻好作罷。在成果轉化方麵，湖南一家民營“磁流體”高科技企業，填補了國防工業的兩項空白，與相關部門合作提供優質“磁流體”密封產品，但是因為體製機製問題，研發投入得不到補償。解決這些問題，要加大對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懲治，還要消除對民企的歧視，打破隱形壁壘，為民營高科技企業成果轉化敞開大門，增強民企的投資信心和創新動力。
三、破解小微民營企業融資難題。小微民企資產少、價值低，缺少抵押物，增信措施也有限，經常受歧視。近年來小額貸款公司和融資擔保公司為小微企業提供了有效幫助，央行、銀監會、證監會早已聯合發文，明確了這兩類公司的金融機構屬性，但稅務部門對此並不認同。應推進小微企業信用評級，建立信用獎懲機製；落實股權、收益權、應收賬款等質押製度；探索設立為小微企業提供低利率、貸款服務多樣的政策性銀行。在國務院層麵明確小額貸款公司和融資擔保公司的金融機構屬性定位，使其享受稅收、準備金提取等優惠政策，增強服務能力和動力。
■陳錫文常委發言：促進農村新產業新業態健康發展
我國農業當前已進入重要的轉型升級階段。農業、農村經濟正麵臨著兩大突出矛盾：一是農產品供求已從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一些產品供過於求、一些產品供不應求的現象並存，根源在於我國農業總體上綜合效益不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強。二是新增外出農民工數量明顯減少，這必然對農民收入的總體增長帶來不利影響。
在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麵，中央已經明確，要改革大宗農產品的價格形成機製、對農民的補貼政策和收儲製度，同時，要大力推進農業科技和農業經營體係的創新。這些政策措施，在一些地方已經初見成效。但在新形勢下，必須找到一條既能讓農民自願“離土”、又能使農民有更充分就業機會的現實途徑，這就要在農村發展新產業、新業態，使鄉村能夠為農民提供更多不直接依賴於耕地的就業機會。
當前，電商、網購、鄉村旅遊等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如火如荼。但在實地調研中，也感到有些情況值得引起重視，有些地方在發展中，存在簡單模仿、形式單一、產品雷同等問題。為此，提兩點建議：
一、加強規劃引導。當前，鄉村旅遊呈井噴式發展，但道路、停車、安全、環保等設施明顯不足，隱患不小。建議主管部門針對這些情況，加強對鄉村旅遊、土特產品等市場供求關係的調研、分析和預測，加強規劃、製定規則、補齊短板、主動引導、搞好服務，促進農村新產業、新業態健康發展。
二、要打開眼界，在滿足市場新需求上下工夫。有些地方發展生態農產品，品質雖好，價格太高，市場難以做大。於是他們從實際出發，同時也生產綠色健康產品。有的地方農民工外出就業逆勢上揚，原因是大力發展了定製化的專業職業技能培訓。可見，眼界一打開，市場就寬廣，有人看到的是農民工外出就業難，有人卻看到了有專業職業技能的勞動力仍然短缺。可見，隻有細分市場，才能發現新需求，創造新產業，形成新供給。所以，要不斷總結農民和基層創造的經驗，使農村發展新產業、新業態的路子越走越寬廣。
■程紅常委發言：堅持問題導向增強有效供給
供給適應需求是市場經濟的永恒命題。我國要在2020年全麵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群眾的消費需求必將向注重質量、服務、發展性消費轉型。因此，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尊重市場經濟規律，以問題為導向不斷優化政府管理，以需求為導向增強產品和服務的有效供給，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的消費需求。
一、提高產品質量，更好適應消費需求。雖然我國是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貨物出口第一大國，但國人近年來熱衷海外消費，而購回的不少外國貨都標著“中國製造”。某些本土產品不如國外產品受歡迎的深層原因在於，國內產品在行業標準和品牌建設等方麵存在差距。建議：
一是切實加強標準工作，全麵提升產品質量。政府應將事關全局的標準工作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工作，高位部署、係統推進，問題為導填補空白，抓緊完善，狠抓標準貫徹，促進國內產品質量安全水平普遍提升，構築放心消費環境。
二是大力實施品牌戰略，提升產品的競爭力和吸引力。消費大國、生產大國並不自然等於經濟大國。這其中，自主品牌能力培育和轉換是關鍵，自主品牌已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亟待解決的戰略問題。國家應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和係統推進，加強自主品牌建設，在供給改善中提振消費，在回拉消費中釋放產能紅利。
二、促進服務業發展，更好引領社會需求。隨著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我國的服務消費比重將越來越高，服務業供給的數量、質量都有待提高。建議：
一是強化標準貫徹和技能培訓，提高規範化程度。我國服務業標準工作相比製造業更為薄弱。政府和協會應係統開展服務業行業的標準製訂、修訂，全麵提升行業規範水平。
二是發展現代模式，提高組織化、品牌化程度。要充分利用連鎖經營、電子商務等新型方式，提升服務業組織化程度。利用品牌、價格、服務、采購等統一的連鎖機製，提高供給的內在約束和規範化程度。與新技術有效結合，積極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生活性服務業，培育新興服務業態，讓需求能更便捷、更經濟地得到滿足。
■張帆常委代表民進中央發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見物”更要“見人”
“國以才立，業以才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落腳點，不能僅僅放在生產端提供“物”的產品，也要關注背後的“人”這一生產供給的主體，否則改革就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深化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係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和國際競爭力，關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係“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落實的關鍵是要夯實“兩個基礎人群”。
一是農民工為主體的“底端”就業的基礎人群。首先是總量短缺，其次是技能短缺。二是在實體經濟“實端”就業的基礎人群。
必須深化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勞動力供需錯配和技能短缺問題。為此，建議：
一、實施人力資源優先戰略。整合和優化人力資源的有關戰略，把人力資本開發放在優先位置，人力資本增長率要超過經濟增長率，人力資本有關的社會項目發展應優先於消費性更強的社會項目。
二、深化職業教育改革。深化職業教育改革，要明確職業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人的發展；職業教育是一個教育類型，而不是教育層次，不依附於普通教育；職業教育不僅僅是學校教育，還是開放的、產教融合的教育，要提高職業教育的靈活性與適應性；職業教育是終身教育，應該有時時、處處、人人、種種的教育供給；職業教育的緊迫任務是質量升級，而非學校升格。
三、實施農民工技能提升工程。打通農民工接受職業教育的製度通道，采用靈活和有彈性的學分製度，允許采取就近、隨時、零存整取方式，實現職業教育零門檻準入，並采取夜校或周末教學，讓農民工能夠邊打工養家、邊上學培訓。使技能人才依靠技能提升和辛勤勞動成為中等收入群體，實現階層流動。
四、發揮市場在人力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培養培訓供給模式，在辦學、財務、人事等方麵賦予學校更大自主權，為校企聯合培養人才掃清障礙。對相關實體企業，試點稅前列支、教育附加費返還、按比例撥付生均經費等激勵政策。建立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的人才管理體製，加快事業單位改革，大幅度提高體現崗位職責和技能的基本工資占比。加快改革戶籍製度和多重分割的社會保障製度，構建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李朋德常委代表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發言：進一步落實政策供給全方位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科技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原動力。科技創新不僅是國家號召，也是社會與產業之期待，更是廣大科技人員責任擔當所在。我國科技創新近幾年發展很快，但我國科研與生產脫節依然比較嚴重，科技與金融結合依然鬆散，很多產業領域的核心技術和關鍵材料仍然受製於人。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圍繞“深化科技體製機製改革，促進科技成果轉化”進行了專題調研。調研組認為，還需要在5個方麵加強科技創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進一步促進科技創新體製改革政策配套供給。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後一公裏”問題還有待解決。建議國家積極調整審計、財政、稅收、人才等相關政策，建立能夠反映成果轉化效果的科技研發指標體係，大膽實施“放管服”和“雙隨機”，把好事落實辦好。
二、進一步促進對接產業需求的科技創新活動供給。我國產業創新力量還不強，產業的創新需求與科研單位研發脫節依然嚴重，沒有真正形成以需求為導向，以市場為依托的研發模式。建議進一步提高科技計劃的係統性，突出基礎研究，加強對行業創新的支持。簡化企業研發後補助的程序，多設立獎勵基金，提高稅收減免力度，多凝練係統性攻關難題，減少競爭性科研。
三、進一步優化科技成果轉化的環境建設供給。要進一步理清誰研發、誰受益、誰投資和誰評價的問題。建議地方政府積極為金融專項提供背書擔保，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基金和保險投入。
四、進一步促進服務科技成果和知識產權轉讓的第三方評價供給。建議在已有的國家技術轉移區域中心基礎上，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規製度，形成專業化、國際化、全鏈條的技術轉移服務體係，推動形成完備的知識產權服務體係。
五、進一步促進科技園區內產學研資的融合支撐能力供給。目前，各地開展的孵化器、工研院、投資、保險、金融、交易中心以及中試基地有突破，但是離實際要求差距還比較大。建議進一步完善現有政策的同步配套，圍繞重點區域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國家高新區為重點，加快創新型產業集群建設，提升產業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營造良好環境，吸引多元資本投入，指導創業者，資助創新者，形成“雙創”新高地。
■賴明常委代表九三學社中央發言：統籌“產城人地”供給關係建立長效機製
近來，熱點城市采取多種舉措，房地產市場調控短期成效明顯。長期來看，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協調產業、人口、城鄉和公共資源供給關係，使人能就業、能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房有人住、人有房住。
一、依據功能，推動產業合理布局。一是城鎮結合。既要城市間協同規劃，又要強化城與鎮產業協調。二是點麵結合。建議加強整合，統籌各類主體功能區，加快推進省級空間規劃試點，協調行政區、經濟區、類型區關係，依據產業布局推動城鎮協同發展，優化房地產開發布局。
二、以產引人，促進人口合理分布。一是城鄉分布。不少三四線城市就業容量不足，城鎮化基礎不牢；許多地區農村出現大量“空心村”和廢棄宅基地。二是市郊分布。如上海就業崗位主要集中在浦西八區和浦東。建議協調產業和城市規劃，以產業吸引人、以就業留住人，以人的城鎮化實現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及時推廣特大城市疏解經驗，促進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產業與人口聚集。鼓勵中小城市和村鎮發展養老服務產業，帶動當地產業發展和人口就近就業；吸引大城市老齡人口到環境優美的中小城市和村鎮養生養老，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為。
三、摸清總量，促進合理供給。一是供給總量。摸清建築總量，以及城鄉間、城市間的保障房與商品房結構。二是土地供給。建議完善金融製度，促進合理供給，區分自住性和投資性購房，降低自住負擔，提高投機成本，必要時試點空置稅。擴大省域內建設用地和人地增減掛鉤試點，盡快推進省域間指標流轉。適度讓利、加大供給，強化住宅用地供應計劃落實。
四、堅持以人為核心，推進公共服務資源合理配置。一是住房保障，二是公共服務，三是人口結構。建議盡快出台住房保障法；鼓勵自住為主、普通商品住房為主、以本地常住居民為主的住房消費；倡導先租後買、先小後大、先舊後新、購租並舉的梯度消費模式；加強中介機構監管，保護租戶權益。適時引導逆城市化發展趨勢，優化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供給，引導社會力量參與中小城市公共服務。
■張基堯常委代表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發言：完善能源政策機製促進清潔能源發展
近年來，我國清潔能源發展較快，對優化能源結構、改善大氣環境、促進綠色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困難和問題：
一是新能源發展存在“跑馬圈地”現象。全國風電裝機規模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規劃目標。太陽能發電發展迅勐，到2015年底全國光伏裝機超過“十二五”規劃目標1倍多。二是局部地區“三棄一限”問題嚴重。三是清潔能源補貼資金收支矛盾日益加劇。四是清潔能源跨省消納存在壁壘。我國電力長期以來按省域平衡，清潔能源缺乏跨省跨區消納政策和電價機製以及配套的國家強製性計劃，受端省缺乏接納區外電力的積極性。五是清潔能源規劃缺乏統籌協調。電力規劃和電網規劃一直未出台，電網建設滯後，新能源富集地區存在跨省區通道能力不足問題。為此，必須推進能源供給側改革，完善政策機製，促進清潔能源持續健康發展。建議：
一、修改完善《可再生能源法》，統籌清潔能源政策，強化法律地位。
二、加強清潔能源發展的規劃設計和執行力。科學統籌製定風、光、水、核及生物質能源總體、類別和地區的發展規劃，開展專項巡視督查，建立考核、問責機製。對清潔能源發展失衡的地區建立預警機製。
三、清潔能源財政補貼實行動態調整。建立資金補貼退坡機製。通過技術降低成本，力爭2020年左右風電、光伏發電實現平價上網；加大自備電廠電價附加的征收力度，適當提高現有電價附加征收標準。
四、製定促進清潔能源消納利用的激勵政策。一是實行包括水電在內的清潔能源電力消納配額製。二是實行綠色電力證書交易機製。三是建立全國統一電力市場。四是加快建設現貨市場和輔助服務市場。推廣水電、風電、光伏互補聯調及火電調峰輔助服務機製。加大龍頭水庫及抽水蓄能電站建設。
五、加強清潔能源外送通道建設和科技創新。加快跨省、區電網建設，提高新能源消納能力。以籌辦冬奧會為契機，建議將“張家口-北京-石家莊”“張北-贛州”特高壓輸電項目補列入國家“十三五”規劃，將儲能、風光儲輸微電網、智能電網等列入國家重點科技研發計劃，為清潔能源發展提供科技支撐。
■錢克明常委發言：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製推進新一輪“雙向開放”
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已站在新的曆史起點。深入推進新一輪對外開放，還麵臨一係列問題與挑戰：
一是國內營商環境須進一步優化；二是市場準入水平須進一步提高；三是“走出去”麵臨新挑戰。
麵對問題和挑戰，要落實好中央決策部署，堅定不移推進新一輪更深層次更高水平的“雙向開放”，建議：
一是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製。深入推動“放管服”和商事製度改革，加快流通現代化建設，切實降低企業稅費、物流及製度性成本。拓展自貿試驗區壓力測試的廣度和深度，加快成熟經驗的複製推廣，加強改革的係統集成。對標國際高標準，推出一批“標誌性”開放新舉措，深化混合所有製改革，加強環境、勞工權益、競爭政策、知識產權等立法執法工作。盡快頒布《外國投資法》和全國版本的《外商投資負麵清單》，建立內外資法律法規體係。
二是“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加大新一輪高水平招商引資力度，培育以技術、標準、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外貿競爭新優勢。增加瓶頸技術裝備、稀缺資源及部分優質消費品的進口，加大服務出口支持力度，改善貿易平衡。科學把握外匯儲備管理與對外投資關係，堅持服務實體經濟大方向，引導企業通過對外投資獲取技術、資源、品牌、市場，培養參與國際競爭的新主體。結合“一帶一路”建設和區域發展戰略，統籌布局、協調推進經濟技術開發區、自貿試驗區、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打造一批支撐開放型經濟發展新高地，形成以我為主的區域價值鏈和全球供應鏈，完善“雙向開放”戰略布局。
三是積極貢獻中國智慧和方案，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新秩序。秉持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以平等為基礎、以開放為導向、以合作為動力、以共享為目標”的全球經濟治理觀，兼收並蓄“自由貿易”“公平貿易”“對等開放”等主張，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係變革，周密謀劃新體製、審慎推出新規則，盡量緩和地緣衝突、降低戰略損耗。建議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功召開為契機，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由雙邊向多邊拓展、由項目建設向規則製定和機製建設提升。
■徐紹史委員發言：把握主線堅決打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戰
2016年以來，各地區、部門圍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陸續出台一批舉措，取得良好成效。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依然艱巨，必須著力改革創新，有力有序有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堅持以深化改革為根本途徑，進一步完善體製機製。一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推動“放管服”改革向縱深發展，加強產權保護製度建設，促進要素更多向生產率高的行業和企業集中。二是加快推進關鍵性改革。爭取盡快在國企國資、財稅金融體製、農村土地製度等關鍵改革領域取得突破。三是持續深入推動對外開放。重點以“一帶一路”建設為統領，大力推動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促進生產要素有序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
二、堅持減法和加法相結合，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一是繼續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要抓住處置“僵屍企業”這個牛鼻子，采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實現過剩產能出清。去庫存要堅持分類調控、因城因地施策，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去杠杆要支持企業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加強企業自身債務杠杆約束；同時規範政府舉債行為，控製地方融資平台債務過快增長。降成本要降稅減費，降低各類交易成本和用地用能、物流成本。補短板要在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增強公共服務能力、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加強基礎設施薄弱環節、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麵加大力度。二是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以提高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實現供給體係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變。三是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加快培育新型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深化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製和收儲製度改革，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三、堅持防控風險隱患，為改革發展營造穩定環境。一是管控金融風險。保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量和水平，改進和提高監管能力。二是防範房地產泡沫風險。緊緊把握“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處理好短期和長期、中央和地方責任、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租房和買房幾大關係，加快形成促進房地產市場穩定發展的長效機製。
最後更新：2017-06-28 21:3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