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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批評家研究·陳曉明

“我的朋友陳曉明”，這句式一看就是借用的，但我覺得很好。需要說明的是，這個句式不是我最先用的。據我有限的了解，孫紹振老師在《出語皆詩的民族》一文中就用了“我的朋友陳曉明先生”，那是在2015年4月26日北大詩歌研究院采薇閣詩歌園開園典禮上的講話。文章後來發在《福建文學》2016年1期上。那是一個莊重、公開的場合。而且大家都知道孫紹振是陳曉明研究生時代的老師。孫老師稱“我的朋友陳曉明”，我想與曉明做了中文係主任肯定沒有關係，因為即便曉明做了更大的主任，他還是孫老師的學生。孫老師稱“我的朋友陳曉明”自是孫老師的謙虛，當然是否還有他用這種方式提攜他的學生以及未加掩飾的幽默也未可知。如果孫老師是幽默，我的確是認真的。陳曉明無論從學術影響還是我們個人友誼，這個句式都可稱“非虛構”。我們有近30年的友誼，也曾一起在社科院文學所共事。然後又先後離開了那裏。他到我的母校任教，直到做了中文係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

陳曉明的學術影響，特別是在當代文學研究和批評方麵的成就有目共睹。他是一個早慧的人。他曾自述說：從19歲就開始讀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伍盠甫的《西方文論選》，一邊讀一邊做筆記。他無意中在圖書館裏發現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在書架最下麵一層，蒙滿了灰塵，便抱了一摞回到房間，貼了一張紙條在門上：閑談請勿超過10分鍾。他讀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美學》，讀羅素的《西方哲學史》，讀柏拉圖的《理想國》，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一個學術青年的形象就這樣站在了1978年代。我隻知道陳曉明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卻不知他理論的“童子功”早已練就。

有了紮實的理論功底，又有對學術執拗的自我期許，陳曉明有現在的成就便在情理之中。作為當代中國重要的文學批評家，他幾乎一出道就陷入一種巨大的爭議中。孫紹振後來回憶說：1985年，他的《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向何處去？》刊《福建論壇》頭條，9月，《新華文摘》全文轉載。文章發表後引起軒然大波，毀譽之聲同時撲向陳曉明。時講學於大陸的杜維明將此文視作中國大陸最早“反傳統”的觀點進行過批判，但學界更多表現出的卻是欣喜和希望。孫老師說：“他的一些文章，那的確不是一般的研究生，甚至是當時的教授能夠寫得出來的。”“我當時就感到，自己對他的估計有些保守。”陳曉明自己也說：“在80年代中期，能夠接受我的碩士論文的人竟然寥寥無幾，因此，師友們的理解和鼓勵，我迄今為止還銘心刻骨。”陳曉明的學術起點預示了他將處在學術風暴的中心。的確如此，幾十年後我們看到，他是當代文學研究和批評的引領者之一。他研究和批評的原創性，幾乎很少有人能夠與之相比。

他得到學界廣泛認同的著作《無邊的挑戰》，是研究中國先鋒文學最重要的著作。20年前我曾評論說：90年代初期的中國文化曾出現了一段短暫的空場，雖然先鋒文學氣勢如虹，但麵對這陌生的文學新軍，批評界卻表達了無以言說的尷尬。先鋒文學放棄了百年中國啟蒙的主流話語，他們沒有給定的、自我設定的文化目標，麵對既有的語言秩序和文化範型，他們實施了一次聲勢浩大的“無邊的挑戰”。但當時鮮有人能夠解讀他們，一些無論批評還是褒揚的文字大半不得要領。這一文學景觀令陳曉明興奮不已，他多年忍耐、等待並以求一逞的時機終於來臨。這一著作對陳曉明來說重要無比。它奠定了陳曉明先鋒文學首席批評家的地位。“陳後主”因此也傳誦一時。對於先鋒文學，陳曉明後來說：我是由衷喜歡那個時期的先鋒小說，不是觀念性的，也不是因為讀了解構主義，可能是我對語言和文學形式感的天性喜愛所致。那時候讀格非、蘇童、餘華，最喜歡的是格非的小說，讀他的小說《迷舟》《褐色鳥群》，像回到精神的家園。所以，格非在我心目中仿佛永遠停留在那個年代，那時會在心裏把他看作我最親密的朋友，因為他寫出了我最理想的文學。我一度認為《風琴》是他最好的小說，向很多人推薦過。2007年這部著作獲魯迅文學獎理論評論獎。他說：“我知道這本書凝結著我最初的敏感和激動，那種無邊的理論想象，那種獻祭式的思想熱情。”“我從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理論森林走向文學的曠野，遭遇‘先鋒派’，幾乎是一拍即合。”

後來，陳曉明陸續出版發表了《解構的蹤跡：曆史、話語與主體》《不死的純文學》《德裏達的底線——解構的要義與新人文學的到來》《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守望剩餘的文學性》《眾妙之門——重建文本細讀的批評方法》等。這些著作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某種意義上，它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高端成就的代表。《當代文學主潮》，是陳曉明的代表作之一。2009年，我評論這部文學史著作時說：這部新出版的文學史著作有勇氣去處理當代文學史中最大的難題，那就是：如何理解中國社會主義文化與文學的現代性意義，隻有解釋這一根本問題，才能在世界文學的框架中解釋中國這60年的文學經驗。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文學無疑意味著一種新的不同於西方資產階級現代性的文化的開端，它開啟了另一種現代性，那是中國本土的激進革命的現代性。文學由此要充當現代性前進道路的引導者，為激進現代性文化創建提供感性形象和認知的世界觀基礎。因此，他所描述的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就有一條清晰的線索，就是中國現代性的曆史進程，從激進革命的現代性敘事，到這種激進性的消退，再到現代性的轉型。這就清理出一條既有內在性，又與世界現代性對話的文學史敘述的理論線索。基於這樣的立場，陳曉明幾乎重新解釋了社會主義革命文藝開啟的曆史，給出了這種轉變的曆史地形圖。在眾多文學史著作中，《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的理論性是最為突出的。

2015年，陳曉明出版了《眾妙之門——重建文本細讀的批評方法》。從1993年到2015年，20多年過去之後，當年那個翩翩少年也已經兩鬢飛雪，他麵對文學時的激進與衝動也緩解了許多。特別是在文學革命終結之後，我們如何麵對已經成為曆史的文學遺產和沉積物，可能是我們麵對的更為切實的問題。經過八年的時間，陳曉明為我們呈現了他的這部著作。《眾妙之門》雖然是文本細讀，但是，作者並不是“執著於某一種流派的觀念方法，也不是演繹某一類操作套路，而是回到文本，去接近文本最能激發閱讀興趣和想象力的那些關節，從而打開文本無限豐富廣闊的天地”。李敬澤說：“20多年來，我已經習慣於從曉明先生豐沛的理論思維獲得啟發。他如果僅僅是天馬行空的理論家就好了，但問題是，他竟還是不避庖廚的批評家，把高深的理論鍛造成了具有如絲的文本感受力的刀。由此，曉明先生使得以批評為業者——比如我——麵對著艱巨的高度和難度。”這些評價，充分顯示了陳曉明在當代文學研究和批評領域中的重要。

然而，讓我們驚訝的是陳曉明的自我期許。他說：“我想做完係主任，任何外麵的事情不接觸，全力專注於自己的學術。某種意義上說，我想保持內心的真實，我的學術還沒有真正開始。”他講這話的時候是2017年2月18日。但是，就在10年前，也就是2007年4月左右，他就說過“我覺得我還沒有真正開始”。我不會將曉明的這些表達當作一種修辭，我認為那是他的由衷之言——以他對學術的執著或迷戀，他完全有理由這樣說。可是，可是他究竟什麼時候才算開始呢？難道隻有學術是他一生鍾情的情人，讓他苦戀不止嗎？

獨處中的曉明，應該是個很寂寞的人。他不打牌，不打麻將，不下圍棋，也不吸煙喝酒，“閑談不超過十分鍾”。他好像沒有什麼業餘生活，偶爾聽說他遊泳，迷戀福建茶，別的好像就沒什麼了。但和朋友在一起，他是一個極其有趣和好玩的人。他喋喋不休地聊天，誇張地講各種笑話，分享各種野史趣聞。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幾個朋友：曉明、光煒、福民、清華、紹俊和我，請千裏迢迢來北京的張燕玲吃飯。曉明要講一個笑話給張燕玲聽，還沒講他就開始笑，一直在笑，直到最後這個笑話也沒有講成。於是曉明講笑話又成了一個笑話。曉明為人處世最大的特點就是周到、厚道。我記得一次在北大開一個著名作家的研討會，會後不見了主辦單位的人，被研討的著名作家也稱有事要離開。這時曉明毫不猶豫地招唿大家不要走，他要請大家吃飯。他說我們也好久沒聚了，正好是個機會。還有一次開會，他事必躬親，單單忘記了買酒。他急得火燒眉毛一樣，不斷地檢討。曉明是聰明無比的人，他也是一個厚道人。我說厚道人是最聰明的人。曉明就是這樣的人。

後來曉明做了北大中文係主任，他對北大也是情有獨鍾。到北大五年時他曾寫道：勐然間才意識到我來到北大已經整整五年了，又是春天，又是在一教上課。銀杏樹還沒有綠，有一種早春的寂寥。說起來，我是喜歡這種寂寥的。即使看著一片濃綠，我欣喜的也隻是那種遼闊而單純的意境，平靜、淡泊，卻有一種定力。在淡藍的天空下，銀杏樹讓你覺得離現實很遠，有一種倔強的曆史定力。在這樣的時候，我總覺得北大如此寬廣，仿佛很深很遠。也許那是因為曆史的北大存活於書本中，存活於記憶中，有它的背景在起作用，北大校園裏自然有一種深遠、空曠與空靈。在這樣的時候，我會在如此真切的現實氛圍中，卻如同與曆史的北大有一種私語，仿佛是曆史的神話般的北大應邀來訪的客人。確實，很多大學沒有曆史，有曆史也已經死去。隻有北大總是有著不死的魂魄，而魂魄總是在別處，在別處召喚、籲請、囑咐……這自是曉明的一種情懷。情懷這個詞，無論在社會還是在學界都已久違了。但真正的學人怎麼會沒有情懷呢，有情懷的人自有卓然不群的光芒。我真心地祝福曉明的學術道路走得更遠，假如像他說的那樣：他還沒有開始呢。

最後更新：2017-10-08 0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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