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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開國少將，毛主席給他改名，彭德懷稱他“諸葛亮”

解方，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無產階級的忠誠戰士，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指揮員，原名解如川，字沛然；生於吉林東豐四平鄉；1930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後參加東北軍，曾任參謀、副旅長、師參謀長；193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東北軍任職期間，積極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解方

1941年到延安，先後任中央軍委情報部第3局局長，中共中央黨校軍事訓練班秘書長，八路軍第120師358旅參謀長。

抗日戰爭勝利後，解方到東北，任東北人民自治軍副參謀長，遼寧軍區副司令員，第四野戰軍12兵團參謀長，第40軍副軍長，先後參加四保臨江、遼沈、平津、衡寶、廣西和海南島戰役。

1950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參謀長，多次參與重大戰役的指揮，並作為朝中方麵代表參加開城停戰談判。

1953年回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軍訓部副部長，軍事學院副教育長，高等軍事學院教育長、副院長。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

1979年2月任後勤學院副院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位列第一）；曾獲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84年4月9日在北京病逝。

“雙料少將”解方

解方將軍於國民黨軍隊官至少將，於解放軍亦官至少將，人稱“雙料少將”。

解方將軍長身劍立，闊嘴直鼻，下巴微突，雙目如炬。是吉林省東豐縣（小四平鎮）人，地主家庭出身，早年就讀於奉天第三高等中學，與張學良胞弟張學銘同窗。將軍品學兼優，後經張學良保薦東渡日本，進日本成城學校補習日文，學習初步軍事學。將軍精通英、日語，思維敏捷，言語犀利。張學良稱之為“難得奇才”；彭德懷稱之為“稱職的參謀長”。

（解方左）

1928年，解方將軍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期步兵科，按規定入校前須於日軍第三師團第六聯隊當兵。適發生“濟南慘案”，該聯隊調援侵華，將軍憤而離隊。因張學良保舉，校方未予追究，解方得以繼續入學。1930年畢業考試名列第一，因有反日行為，被降為第三．解方將軍於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張學良聞之大喜。是晚設宴為將軍接風，並委以中樞機要。據雲，張學良甚喜解方將軍之才，曾為其妹提親，被將軍婉絕。

解方將軍有辯才，亦有運籌謀劃之才。

1931年11月8日晚，駐天津日軍策動地痞流氓暴亂，全城鼎沸。當時是張學銘任天津市市長兼公安局長，解方將軍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務總隊隊長，將軍與賈陶、孫銘久、黃冠南等四人臨危受命，保衛省市政府。其時，閘口又告急，將軍急至，告諸保安曰：“我先行，你們跟上！”戎服佩刀，一鼓而擊之。“天津事變”平息後，南京政府授予解方等四人青天白日獎章，人稱張學銘麾下“四大金剛”。發動事變的日軍頭目土肥原歎曰：“想不到學生（指解方）打老師這麼狠。”

抗日戰爭之初，解方將軍受張學良派遣，三次入桂，遊說李宗仁、白崇禧聯合反蔣抗日，初露舌辯之才，人稱“解鐵嘴”。1937年，解方任國民黨五十一軍參謀處上校科長，繼升任一一三師三三七旅副旅長、一一四師少將參謀長。與此同時，擔任中共五十一軍工委書記。 1941年，解方將軍赴延安，公開共產黨員身份。毛澤東、周恩來接見將軍；毛澤東說：“你回家了，解放了，就叫解放好了。”將軍遂改名“解方”。

解方——彭德懷眼中的“諸葛亮”

在朝鮮戰場上，彭德懷司令員每遇到遲疑難決的軍機大事，就會對通信員喊道：“叫‘諸葛亮’來談談情況。”彭總所說的“諸葛亮”就是中國人民誌願軍參謀長解方。

解方受命擔任第13兵團參謀長後，就立即開始了戰前的準備工作；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他熟悉了所屬部隊的人員編製、裝備狀況，詳盡考察了鴨綠江沿岸的地形、水勢、橋梁等情況，並搜集了有關朝鮮戰場態勢的大量情報。

1950年8月中旬，朝鮮人民軍已經解放了南朝鮮90％的地區，將美軍第8集團軍和南朝鮮軍隊壓縮到洛東江以東一萬平方公裏的狹小地域。然而，朝鮮人民軍一路南下，後方空虛、兵力不足的戰略弱點已經比較明顯。解方根據朝鮮地形和美軍作戰特點判斷：美軍將以一部兵力在現地與朝鮮人民軍周旋，而以主力在平壤或漢城地區大舉登陸，對朝鮮人民軍實施前後夾擊。如果這樣，朝鮮人民軍將腹背受敵，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解方把自己的分析和判斷立刻向鄧華、洪學智作了匯報，並以鄧華、洪學智、解方3人的名義給中央軍委起草了報告。毛澤東、周恩來十分重視這一報告，立即組織人員進行仔細研究，作出了麥克阿瑟可能在仁川登陸、實施兩棲登陸作戰的判斷。

事態的發展果如所料。9月15日，美軍集中了7萬餘人，在200餘艘艦艇、500架飛機的配合下，於仁川登陸。 第4次戰役時，由鄧華指揮的東線部隊預計於1951年2月11日晚向橫城方向實施反擊。發起反擊的當天，在選擇主攻方向上產生了兩個方案，各有利弊。為了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彭總希望與鄧華交換意見，決定取舍。當時，誌願軍司令部與鄧華指揮所沒有建立有線電話，而無線電話在戰役打響前不能使用，隻能靠電台聯絡。這種戰役部署的電文一般比較長，通常一個來回要兩天。時間緊迫，按常規辦事勢必貽誤戰機。 在這種緊急情況下，解方果斷地改變了正常的程序，命令作戰、機要、通信電台人員同時上崗，每崗安排兩人值班，彭德懷開始口述後，就擬一組，譯一組，傳一組，流水作業，隻兩個小時就完成了兩個指揮部間信息傳遞任務，效率提高了幾十倍，有力地保證了戰役反擊按預定計劃當夜發起。解方稱這種緊急情況下的高效運作方法為“救火車”，意即如救火車行使在大街上，暢通無阻。這在當時我軍尚屬首創。這種方法的運用在以後成為一種製度，隻是名稱改為“電台全程預告”了。

經過5次戰役後，美國被迫坐下來與我進行停戰談判。解方參謀長受命為中朝方麵的主要談判代表之一。在談判桌上，他發言反應迅速，應對鞭辟入裏，有一種無可置辯的邏輯力量，顯示了高超的對敵鬥爭藝術。 在確定軍事分界線、建立非軍事區的談判問題上，我方代表提出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的方案。本來在停戰談判前美方也持相同主張，此時卻橫生枝節，加以拒絕。他們自認為，現在雖然雙方相持於“三八線”，但在空中、海上他們仍有絕對的優勢，“海空軍優勢必須在地麵上得到補償”，要求我方向後退出1。2萬平方公裏。這一強盜邏輯理所當然遭到我方嚴厲的駁斥。會商十幾次毫無結果。

在後來的一次小組會談中，解方回敬說：“我承認你們的海空優勢。你們是陸海空三軍參戰，但是你們不要忘了：我們一軍對三軍就把你們從鴨綠江邊趕到‘三八線’，如果是三軍對三軍，早把你們趕下大海了，還有什麼談的餘地呢！”對方張口結舌，無言以對。在另一次小組會上，解方又幽默地說：“既然你方說你海空軍強，我方說我陸軍強，我們是否可以作這樣的設想：在停戰時，隻讓雙方數目相等的陸軍停火，而我方多餘的陸軍不停火，你們的海空軍也不停止行動，這樣好不好？”一席話戳穿了美方荒謬的“海空優勢論”，對方無法反駁，卻堅決不幹。 美方在談判桌上談不贏，就狂妄地叫嚷：讓炸彈、大炮和機關槍去辯論吧！對於這種威脅和恫嚇，解方針鋒相對：你們在談判桌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戰場上得到！ 停戰談判因美方發動夏秋攻勢而休會。美軍在兩個多月的攻勢行動中被我殲滅15。7萬餘人。軍事威脅失敗後，停戰談判在板門店重新開始。當美方重彈“海空優勢”的老調時，解方說：“我勸你還是不要談那刺激感情的什麼‘補償論’吧。如果一定要談，那麼地麵部隊的優勢難道不要補償嗎？”在無可奈何之下，美方不得不放棄了其“海空優勢補償”方案。

毛澤東之子毛岸英不幸遇難後，解方將軍曾請示彭總：“這件是要不要向主席報告？“彭總沉吟半響後，曰：“遲報不如早報，今天就報。”其時，有人提議將毛岸英屍體運回國安葬，彭總不同意，於11月25日致信周恩來，曰：“我意即埋在朝北，以誌司或誌願軍司令員名義刊碑，說明其自願參軍和犧牲經過，不愧為毛澤東兒子，與其同時犧牲的另一參謀高瑞欣合埋一處，似此對朝鮮人民教育意義較好，其他死難烈士家屬亦無異議。”此事杜平將軍言之。 彭德懷元帥好訓人，解方將軍則例外。某日，有人言解方是舊軍人出身，彭總聞之火冒三丈，怒斥曰：“舊軍人出身怎麼啦？我彭德懷，還有朱德、賀龍、葉劍英……哪一個不是舊軍人出身？我看解方是個好同誌，是個稱職的參謀長！”

最後更新：2017-10-08 03: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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