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
微信
社科院沈華嵩談互聯網經濟學的創新：微信和支付寶影響人行存款準備金製度
本文作者沈華嵩供稿
原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研究員，研究生院導師
互聯網經濟和經濟學的創新（一）
一 互聯網時代
1973年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出版後，在美國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同時後工業社會的思想也受到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後工業社會更加強調知識和創新的作用，是一個以創新為主要驅動力的社會，是一個大眾創新、共同創新、開放創新成為常態的社會，因此，更重要的資源不是體力勞動或能源，而是信息。隨著信息技術革命的發展，信息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信息總量、信息傳播速度、信息處理和應用的程度都以指數的方法增長，一個偉大的互聯網時代正在到來，它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分享、協作、民主、普惠、自由、平等等理念大行其道。這些理念對傳統的獨占、封閉、集權、權威等思維造成強烈衝擊，並借由互聯網媒體、社交網站、即時通信等渠道廣泛傳播，已經開始自下而上地改造整個社會的思維方式。”
同時，互聯網經濟以高屋建瓴之勢衝擊工業社會傳統的產業結構，新型產業形態層出不窮，這些不僅僅表現為交易渠道、交易方式的改變，更包容了交易信息結構，產業形態和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延續著後工業時代發展的大趨勢。
傳統工業時代同質化、標準化大規模生產模式和交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信息結構決定的，即信息收集處理和傳輸的高成本，它很難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的商品和服務。但是，信息技術革命導致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信息幾乎為零的可變成本，使得生產方提供個性化商品和服務成為可能，並成為供給方主要的競爭手段。特別隨著軟件技術、3D打印、柔性製造以及生產組織結構扁平化和小型化的發展，規模經濟效應逐漸轉向範圍經濟效益，柔性供應鏈和消費者定製方興未艾。我們可以看到，在電子商務，特別是側重線上銷售的消費品生產企業中，個性化的生產和銷售服務正形成新的潮流。毫無疑問，工業時代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和同質化，並主要依賴生產要素數量增長來實現的經濟增長方式，將讓位於依靠生產要素優化組合、依靠創新，用知識和信息來減少資源消耗與浪費的差異化的經濟增長方式。這些發展趨勢將會對經濟學分析提出新的挑戰，新問題和新思維都會接踵而至。個性化經濟決定了各個決策個體之間直接的相互作用和影響成為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從而價格機製就不再是經濟分析的全部內容和手段，另一方麵供給主導的創新活動，以及供應商和消費者之間的直接互動將在激勵和約束機製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信息經濟學必須考慮解決“非價格”製度的信息複合增長速度最大化問題，並通向成功的相互了解。這個過程將不斷地強化供給主導和創新優勢，這將是互聯網時代一個顯著的經濟特征。另一方麵，互聯網金融又正開啟一場對傳統金融體係的革命性變革，特別是現代法定貨幣製度的革命，電子貨幣、虛擬貨幣可能意味著一次改變經濟未來的貨幣革命，我們必須重新考慮貨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二、電子貨幣
這裏的電子貨幣是廣義的，即泛指一切以電子形式取代紙質形式的貨幣，包括預付卡、銀行卡、網上銀行和手機銀行等以電子形式完成支付的貨幣，但它的價值計量標準必須鎖定國家支持的法定貨幣，並沒有自己的價值計量體係。
20世紀末，互聯網已覆蓋全球主要國家，互聯網經濟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其後互聯網技術向傳統金融業的滲透引發了一場波瀾壯闊的金融技術革命。早在1975年，美國《商業周刊》就預言，電子支付方式將改變貨幣的定義，電子貨幣將是繼金屬貨幣、紙幣之後貨幣發展史上的第三次革命。互聯網金融起源於金融行業的電子化和金融服務的網絡化，但是，這場革命最初的推動力則來自電子商務及其第三方支付。
1998年在美國矽穀成立的Confinity公司是第三方支付的始作俑者，他們首先推出一個名為PayPal的極具發展潛力的轉賬係統。到2012年，PayPal的總交易額達1450億美元，為eBay創造了40%的營收，為超過190個國家和地區的市場提供支付服務，擁有超過2.32億個賬戶，並具有低於信用卡的超低風險損失率。
在中國最先偷吃“亞當蘋果”的是阿裏巴巴在2003年為淘寶網量身訂製的第三方支付服務——支付寶。2007年阿裏巴巴又與中國建設銀行“聯姻”，推出信用度貸款服務和“e貸通”，開始“染指”金融業務。2010年成立阿裏巴巴小額貸款股份公司，進軍小微貸款的“長尾市場”，這是被國有商業銀行邊緣化的處女地，特別2013年阿裏小貸又加快了資產證券化的步伐，而它的壞賬率僅為1.8%，低於銀行業的2.0%。同年，阿裏巴巴正式上線的餘額寶則是互聯網金融變革更為強大的推動力。它依靠獨特的互聯網理念，為消費者提供全新的消費體驗。它和天弘貨幣基金對接，並開啟了平民化、碎片化理財，帶來爆炸式的增長，從餘額寶正式發布僅兩個月其規模就突破200億元，“增利寶”一下就推到全國第五大貨幣基金的寶座。這是互聯網金融向傳統金融發起的重大挑戰，互聯網經濟已經深度切入金融產業。到銀監會正式批準阿裏巴巴籌建浙江網商銀行，首批民營銀行試點之一網商銀行在杭州宣布正式開業，是中國第一家將核心係統架構在金融雲上的銀行。其“輕資產、交易型、平台化”的經營思路，在為小微企業、個人消費者和農村用戶提供普惠金融服務方麵，顯然具有傳統商業銀行無比的優勢，並開創一個互聯網金融革命的新階段。
在阿裏巴巴互聯網金融變革曆程的同時，隨著網上購物的流行導致電子商務大爆發，其他電子商務平台也推出多元化的供應鏈金融，如京東商城的B2B和B為供應商和普通消費者提供金融服務。蘇寧電器則推出“蘇寧小貸”和與銀行合作的“銀行保理”授信供應鏈金融服務。
在電子商務推動的互聯網金融革命大潮下，P2P借貸依靠互聯網技術把民間借貸活動公開化、透明化，整合個性化、平民化、碎片化的金融服務需求，迅速攻占傳統金融業邊緣化的小微信貸的市場份額。2007年8月，中國第一家P2P借貸平台“拍拍貸”在上海成立，10月P2P平台網站也正式上線。國內P2P平台從2009年的9家增長到2013年的350多家，平台客戶達數百萬個，累計交易金額超過600億元。與此同時，互聯網金融技術變革在更廣泛的戰線滲透，網絡支付、移動支付、智能理財、眾籌融資、大數據金融等金融創新方興未艾，層出不窮。宜信、人人貸、紅嶺創投、“銅板街”、“數米網”、“天使匯”等一大批互聯網金融公司和平台風生水起。
在電商們吹皺互聯網金融的一池春水後，民間的草根金融也在大潮中斬露頭角，他們似乎正在撬開一個無比龐大的個人投資管理市場，這不能不對傳統金融的巨無霸們帶來強大的心理上的衝擊，這種爆炸性的擴張發展下去，未來的結局真的不好說。傳統金融機構在質疑和觀望後開始主動迎接變革，這包括繼續推進傳統金融業務互聯網化，同時探索結構革新和開拓新興業務。首先是中國平安在2000年8月推出的電子商務網站PA18，這是一個大膽的嚐試，而後馬明哲聯合阿裏巴巴馬雲和騰訊馬化騰在2013年3月成立眾安在線財產保險公司，開啟一個網絡金融的新時期。中國銀行業最早涉足互聯網金融的領域是網上銀行，1999年9月招商銀行首次在全國範圍推出網絡銀行服務。央行“超級網銀”第二代支付係統正式上線，使各商業銀行係統互聯互通，為金融業的互聯網化奠定了基礎。
同時，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在探索和嚐試證券電子商務模式以及網上基金超市。傳統金融業的主體進軍互聯網金融又進一步推進了互聯網經濟的金融化，依托自身的優勢開拓金融服務的新領域，開發傳統金融業的長尾市場。例如中國銀行在2012年6月推出的善融電子商務平台，以及民生電子商務有限責任公司利用民生銀行中小微客戶，有機整合傳統金融與電子商務的互補優勢。另一方麵，一些傳統金融機構以其強大的實力開發被邊緣化的小微信貸市場，例如平安集團2011年9月成立上海陸家嘴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網絡投融資平台，涉足P2P貸款市場，推出“穩盈-安e貸”項目。以及後來國家開發銀行的“開發性金融”模式，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建立邦信惠融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專注於為小微客戶提供個性化、差異化的信貸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中國民生銀行推出“商貸通”為小微企業提供精細的“供應鏈金融”服務等等。
中國傳統金融業的旗艦國有商業銀行進入互聯網金融大潮標誌著互聯網金融革命的真正到來，這一場深刻的變革將不僅僅是金融技術、產品的創新，而將涉及金融理念、機構和體製的革命性變化。在雲計算、搜索引擎、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基礎上，中國金融業態將實現一個曆史性的跨越，普惠金融和金融民主化這些新思維將引發人們觀念翻天覆地的變化。與這個深刻變革的進程同步，電子貨幣也在這個時期迅勐發展。當第三方支付機構逆襲商業銀行，贏得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讚揚的同時，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支付係統和預付貨幣係統的電子支付方式也飛速發展，電子貨幣以極其強大的生命力和自組更新能力衝擊傳統的貨幣經濟體製和理論。當然，對我們的研究而言，首先就是電子貨幣對貨幣數量特別貨幣供給的影響。在這方麵國內外已有很多研究成果。
（一）電子貨幣對現金的影響
首先，電子法幣（由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發行的電子化的中央銀行貨幣）和預付貨幣（商業銀行或非銀行機構發行的，以預付央行法定貨幣為前提並以電子化形式實現支付的貨幣）對現行貨幣體係最為直接的影響是對現金的替代以及電子貨幣支付的高效和便利，並極大地降低現金交易成本。因此，在我國電子貨幣交易量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上升，而流通中現金占國內生產總值和貨幣供應量的比重則逐年下降。
（二）電子貨幣對存款準備金的影響
由於貨幣發行是發達國家銀行資產負債表中最大組成部分（美國達到80%以上、英國達70%、中國僅為20%），電子貨幣的廣泛使用導致現金減少，相應減少中央銀行負債方貨幣發行量，從而縮減資產負債規模，這會加大央行調控貨幣供應量的難度，並傾向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同時，電子貨幣增長的最終結果是現金轉換銀行存款，這將從兩個方麵增加商業銀行在央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
另一方麵，由於電子貨幣支付使得資金跨行結算和清算效率極大提高，以及社會公眾對現金偏好降低，又同時降低商業銀行向央行繳存超額存款準備金的需求。因此，在這些機製的綜合作用下，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較高的國家，電子貨幣對基礎貨幣的影響主要是增加基礎貨幣；而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較低的國家則是降低基礎貨幣。
（三）電子貨幣對貨幣乘數的影響
很明顯，在廣泛使用電子貨幣的情況下，將提高貨幣乘數。一般說來，電子貨幣將通過降低通貨比率而提高貨幣乘數m1和m2。同理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對貨幣乘數的影響，它們同樣是遞減函數。由此，電子貨幣將通過降低超額存款準備金率而提高貨幣乘數m1和m2。
但是，定期存款對活期存款的比率對貨幣乘數的影響則具有不確定性。電子貨幣在一定的條件下會降低流動性偏好，從而提高定期存款比率，但另一方麵又會產生相反的效應，而具有不確定性。例如電子貨幣支付的快速便捷既可能減少現金和活期存款量而提高定期存款比率，但轉換資產便捷套利又會相對降低定期存款利率，從而降低定期存款比率，相應引起貨幣乘數m1反比變化；m2的正比變化。
總的說來，電子貨幣的主要功能是降低通貨比率和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從而擴大貨幣乘數，同時又因為對定期-活期存款比率的雙向影響，而帶來不確定性。“電子貨幣對貨幣乘數的影響有著不確定性，隨著電子貨幣數量和使用規模的不斷擴大，貨幣乘數m變動隨機性、複雜性增強，預測貨幣乘數將變得更加困難，中央銀行通過控製基礎貨幣來控製貨幣供給總量的難度加大。”
（四）電子貨幣對貨幣供給數量的影響
由於電子貨幣對傳統貨幣的替代效應，以及支付係統運行和轉換的高效便捷，電子貨幣的主要功能無疑提高了貨幣流通速度，因此，貨幣供給數量總體上存在擴張趨勢，用於交易和投機的數量都極大地增加了，包括用於資本資產的份額（例如股票市值）的大規模擴張，由此去推動資產價格泡沫，創造“非理性繁榮”。同時，電子貨幣還對貨幣供給層次造成很大的衝擊，首先就是貨幣供給量統計口徑的影響。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口徑，一般情況下可將貨幣按流動性劃分為：
M（現金）=流通於銀行體係外的現鈔（居民手中的現金和企業的備用金）；
M1（狹義貨幣）=M+商業銀行活期存款；
M2（廣義貨幣）=M1+準貨幣（銀行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外幣存款以及各種短期信用工具）。近年來，許多發達國家出現了把貨幣供應量調控重點從M1（狹義貨幣）向M2（廣義貨幣）轉移的趨勢，並衍生出M3等更多層次的貨幣Mn。M具有最強的流動性，以後逐級遞減。
但是，電子貨幣的發展以及其他金融創新使得現金與貨幣、定期與活期之間可以高效地瞬間轉換，貨幣活動性差異在逐漸減少，各層次的劃分也越來越模煳，總的趨勢是提高流動性，推動信用創造力，大規模地擴張貨幣供給數量。首先，公眾和企業交易性和預防性貨幣需求的減少，投機性貨幣需求增加，相應增強了貨幣對利率的敏感度，“餘額寶”基金存量規模的超常發展就證明了這一點。從而推動預付電子貨幣將企業在銀行的存款轉換為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在銀行的存款，促使M1向M2轉化，M1在M2中的占比也相應下降。這有利於貨幣政策從數量調控向價格調控變化。隨著支付機構的不斷發展，網絡預付貨幣不僅用於購買商品和勞務，而且可以直接購買基金等理財產品，成為存款與理財產品直接轉換的通道，從而推進金融創新，增強信用創造力。
第二，在傳統金融體製下，證券公司、保險公司、財務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存款其流動性相對較低，但是隨著電子貨幣在各類金融資產中自由轉換的便捷，它們變得更具活力，並創生新的流動性，從而不斷擴大實際貨幣供給數量。因此，中國人民銀行從2001年開始多次修訂調整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口徑，逐次把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外資、合資機構的人民幣存款；外匯存款、保險公司存款和各種基金存款計入貨幣供應量。2011年人民銀行針對公眾資產結構多元化，以及銀行表外理財產品迅速發展從而加快存款分流的現狀，又把住房公積金存款、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在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存款納入廣義貨幣供應量M2。
另一方麵，例如2013年君安證券公司推出跨係統交易的“超級賬戶”，其證券賬戶可以像銀行賬戶一樣在銀行體係內收付資金。同時，證券公司也開始多元化使用證券賬戶資金，除了定向用於購買證券外，開啟資金管理、消費支付功能，其流動性與活期存款M1相近。這樣就使得銀行成為直接融資通道，有利於儲蓄向投資的轉化。
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電子貨幣對中央銀行貨幣的替代一方麵增強貨幣數量的利率彈性，另一方麵又影響中央銀行調控利率的能力。特別是非金融機構發行的不經過銀行賬戶自行流通的電子貨幣，普遍提高了貨幣的流動性和貨幣供給彈性，以適應交易和投機的需求變化，並帶來雙重的脫離，一方麵是社會金融與流通媒介的脫離；另一方麵是流動性與信用創造過程脫離傳統金融渠道。其結果是貨幣數量的極度擴張，以及金融普遍不穩定性的加劇，這將導致中央銀行貨幣發行與宏觀經濟運行的背離。
三虛擬貨幣
如同金屬鑄幣，電子貨幣隻是一次金融技術變革，而不是貨幣發展史上一次真正意義的革命，但虛擬貨幣卻意味著一次改變經濟未來的貨幣革命。
新世紀開始的時候，在人們日常生活中還沒有“虛擬貨幣”的概念，但此後貨幣領域發生了大規模的創新，迄今“虛擬貨幣構成的經濟總量目前已超過了很多現實中存在的國家的經濟總量”。2010年美國學者E.卡斯特羅諾瓦（Edward Castronovo）主持了一項由全美科學基金讚助的科研項目，其目的是了解影子經濟的增長。他們調研了27個社交媒體形成的經濟體，發現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所有我們進行過調研的虛擬環境都有自己的虛擬貨幣。任何一個建立了自己的社交網絡的人，都在自己創設的環境中發行了屬於自己的貨幣。”社交媒體和遊戲開發商也正利用無政府監管的空間盈利。
一個較早的案例是出現於1993年的卡牌遊戲《萬智牌》，為了方便玩家交換卡片產生的交易市場需要一種公認的貨幣，並與法定貨幣（例如美元）平價，以便細分計量，對等交易。2002年威世智公司推出了依托於互聯網的《萬智牌在線》以幫助玩家銷售卡牌，其交易價格也較為穩定，現在每單位貨幣兌換美元的價格始終保持在1美元多一點。與此類似的是2003年正式上線運營的遊戲“EVE Online”的遊戲幣ISK，它可以自由地兌換美元，成為虛擬與現實世界的交匯點。
另一種類型的虛擬貨幣則是在社交網絡中創生的。一個典型的案例是“Facebook”，它是一個規模巨大的社交網絡，在2013年其活躍用戶就已超過10億人，而且還在迅速增長。重要的是這個龐大的社交網絡形成一個大規模的經濟體，這個網絡存在生產、市場、交易和貨幣，當然其驅動力是來自Facebook網頁的應用程序。2010年時，Facebook發行過自己的虛擬貨幣“Facebook Credits”（縮寫為CC）。這個社交網絡在不斷地創造出自身的虛擬價值，並通過自己的支付係統，收取現實世界中的貨幣，而這些經濟活動並沒有計入國民經濟總量的統計中。2012年時，Facebook虛擬經濟的銷售收入約為8億美元。
這些商業模式一方麵使開發商可以憑借現代科技手段迅速贏利；另一方麵形成一個虛擬經濟圈，從而產生新的市場和新的交易方式。甚至這些社交網絡也能運作大型貨幣和金融體係，例如開發遊戲平台Steam的維爾福軟件公司現在已經轉變成一家金融服務供應商。而且這些虛擬經濟體操控的貨幣也越來越像現實中的貨幣。
在中國虛擬貨幣的發展早於網絡預付貨幣。2002年騰訊公司就推出了Q幣，以方便QQ聊天網絡用戶的小額支付，截至2012年Q幣用戶已超過10億，活躍用戶超過7億。此外還有泡幣、百度幣、魔獸幣、天堂幣等。當然，與網絡預付貨幣依托於國家法幣不同，這些虛擬貨幣具有本係統的價值計量尺度，並用於支付。在中國比較嚴格地限製虛擬貨幣的單向流動，而不能用虛擬貨幣兌換人民幣。但是，這些虛擬貨幣仍然會有一些和法定貨幣的交匯點，例如淘寶網上就有專門提供Q幣兌換人民幣的平台，1Q幣單位約等於0.93元人民幣。百度幣則是根據對網站的貢獻（如上傳文檔、瀏覽次數等）來發行貨幣。網絡遊戲開發商也會依據自己的方式發行和監控虛擬貨幣，它是現在網絡虛擬貨幣的主流。
除了這些依據於社交網絡的虛擬貨幣外，還創生了許多企業貨幣。其實商業票據就是一種企業貨幣，另一種來源則是零售機構為促銷或者提高顧客依附性的優惠券或積分打折卡之類，它的價值計量標準和解釋權都屬於發行機構。有證據表明，企業貨幣和遊戲幣的規模在不斷增長，目前在美國有一家專門從事虛擬貨幣兌換的服務商First Meta宣稱，它們開發的係統上線，可以實現虛擬貨幣與真實貨幣之間的兌換。大數據完全可能使這些貨幣按價值順利地轉換，卡斯特羅諾瓦把它稱為“數字價值轉移係統”，從而基於數字技術，“在用戶之間和不同貨幣之間無縫轉移購買力”。
真正意義上的數字貨幣是比特幣。2009年一個自稱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的人，其實這隻是一個網名，後來有爆炸材料表明其真正創始人是一個深居簡出的澳大利亞技術專家，他發明一種基於密碼學法則產生的貨幣。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通過專門的軟件，在互聯網上進行計算，然後獲得一單位的比特幣。由於它的製造基於一種特殊的加密運算法則，不斷自我加密，生成難度也越來越大，而且這種運算法則限定比特幣的數量，到2140年將永遠限製在2100萬個以內。但比特幣單位可無限分割使用，並且由於數量固定不會貶值，從而保證貨幣的穩定性。由於沒有監管機構，因此不存在交易費用，它可以自由地在任何國家流通，也不存在匯率風險。而且它以一個加密文件的方式保存在電腦中，因此比特幣也是安全的虛擬貨幣。但是，比特幣通縮型的設計結構以及其他問題，它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成為一種通貨。
現在，比特幣在許多國家都有交易市場，可以與這些國家的法定貨幣兌換。，最大的比特幣交易網站Mt.Gox受到黑客攻擊比特幣兌換美元的價格從18美元跌至0.01美元，曾達創紀錄的266美元。比特幣不僅用於虛擬經濟圈的支付，一些實體商店（如咖啡館、酒吧、零售商等）、基金和募捐網站也接受比特幣。近年來，比特幣的交易量集中在中國地區，例如虛擬貨幣交易平台火幣網。2013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禁止比特幣在中國作為貨幣交易。世界各國央行對比特幣態度各異，德國在2013年6月德國財政部認可比特幣為“記賬單位”。2014年2月，美國加州眾議院通過法案，認定各種另類貨幣用於商品和勞務購買或支出不屬於違法。，英國財務大臣喬治·奧斯本表示，英國計劃將比特幣或其他類似貨幣係統作為數字貨幣合法化。
2015年9月，13家頂級銀行包括匯豐銀行、德意誌銀行、美國銀行、摩根斯坦利等加入了一個由金融技術公司R3領導的組織。R3公司將會利用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作為框架，即通過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方式集體維護一個可靠數據庫的技術方案。由此總計22家銀行首次在銀行間對將區塊鏈——支撐比特幣的技術——用於金融層麵達成了共識。這也為比特幣的完善和發展提供強大的推動力。有意思的是，中國央行也對比特幣采取了更為寬容的態度，允許比特幣交易，但是各家銀行仍然必須與之保持安全距離。
2016新年伊始，國際市場上一種借鑒比特幣技術框架的消費幣（C+Coin）勃然興起。消費幣的核心理念是“用價值連接世界”，作為一種數字資產，消費幣頗受投資者青睞。消費幣由國際消費集團（CIC）發行，是一種創新的“多元替代性價值係統”。形成了獨特的“消費金融+”多元價值體係，消費幣既能對接消費結算，又具有投資價值，分享消費幣全球運營的增值紅利。消費幣率先采用共同管理基金模式統籌發行和運作。消費幣沿襲比特幣去中心化的公共賬本係統模式，具有比傳統紙幣更大的優勢，極大地降低交易成本，安全高效、規範透明以及廣泛的商業接納度，成為全球企業與消費資本之間最方便快捷的價值流通網絡，是創新的數字金融體係。
如此看來，比特幣、消費幣以及優質企業以法幣為結算基礎發行的企業貨幣和積分資產等數字資產正迅勐發展，成為法幣支付結算的有效補充部分。這些真正意義上的虛擬貨幣正為現行的貨幣體製帶來革命性的變化。雖然在短時期內數字貨幣還不可能取代法定貨幣，但是由於虛擬貨幣能比傳統貨幣更優秀地發揮價值尺度、交易媒介、價值儲藏、世界貨幣的功能，因此沒有任何經濟學的理由拒絕虛擬貨幣成為一種通貨。特別是虛擬貨幣不再由國家壟斷，而由多元化的機構發行貨幣的“去中心化”理念，使它一開始就像一個法定貨幣的顛覆者，並讓哈耶克的“貨幣非國家化”觀點死灰複燃。
四 多元化數字價值轉移係統
20世紀70年代，哈耶克和其他一些學者認為，解決通貨膨脹和政府“偽造貨幣”的唯一方法就是允許民營部門同政府競爭，發行自己的貨幣。也就是說，銀行不需要使存款按平價兌換成法定貨幣，並用這種通貨來持有準備金，從而壟斷貨幣替代品的發行（貨幣憑證、銀行券），而是可以發行以黃金、石油（布坎南還建議用磚來替代黃金的“磚本位”）或者商品指數為基礎的各種貨幣、存款。這些見解受到多方質疑，以後便無人問津。在高速發展的互聯網金融時代，虛擬貨幣層出不窮，經濟學家們又開始在新的經濟環境下，用新的思維重新審視哈耶克這些醒世駭俗的觀點。
事實上，這種由中央銀行完全操控的法定貨幣問世以來，各國政府都在用貨幣貶值的方式剝奪公眾的財富。特別是1974年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崩潰解除了限製央行的最後一道防線，從而可以發行沒有充分價值和信用保證的貨幣。通貨膨脹已經淘空了國家債券的價值，現在國債收益率可能處於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國債價格則虛增到有史以來的高水平。在2014年11月英國財政部計劃償還的20億英鎊的戰爭債券中，甚至包括拿破侖和克裏米亞戰爭時期英國政府債券再融資欠下的債務。
不可思議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後雷曼時代”，貨幣已經成為用來執行國家政策的工具，各國央行魔法般地發行了超過10萬億美元的貨幣符號，這些沒有任何價值依附的紙並沒有帶來複蘇和繁榮，但是，各國政府仍然像“癮君子”一樣迷戀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大量的新發行貨幣與超低的債券收益率並存，並不斷降低準備金率，這就是現行國際貨幣製度麵臨的金融局麵。這種激進的貨幣幹預主義和肆無忌憚的貨幣擴張，使我們能夠選擇的僅僅是，要麼自願放棄進一步擴張信用，使危機早一點到來；要麼苟延殘喘，但最終爆發危及整個貨幣體係的更大的災難。這個局麵是馮·米塞斯早就告誡過我們的。
在這種情勢下，虛擬貨幣的興起正引導人們更深刻地思考貨幣的本質和貨幣的未來。在“後雷曼時代”，經濟學家們麵臨的環境已經完全不同於凱恩斯寫作《貨幣改革論》（1923年）的時代，與通貨膨脹目標製時期的形勢也大相徑庭。暴漲暴跌的資產價格泡沫，變幻不定的匯率，使得價格穩定的政策目標遙不可及。產能過剩以及來自供給側的衝擊，總產量波動就在所難免，在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或者說失業率）之間的菲利普斯替代關係早已不複存在。頻繁發生的流動性危機，導致央行貨幣政策在多元目標之間無所適從。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都來自這個由政府壟斷發行並不受製約的法定貨幣製度，它導致政府可能無限製地擴大貨幣供應。互聯網金融的普惠理念和民主化正在使公眾的意識形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我們是否應該考慮一個現行法定貨幣的“多元替代性價值係統”。
當時，對哈耶克“貨幣非國家化”觀點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第一是私人部門競爭性貨幣保持幣值穩定問題；第二是多元化競爭性貨幣可能失去統一的標準價值尺度（或者計價單位）的優勢，從而導致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的增加。但是，互聯網金融革命正在使問題發生變化。事實上，虛擬貨幣和優質企業發行的企業化貨幣，具有發行部門的價值（商品和服務）保證和信用保證，在多元化和市場競爭的環境下會淘汰貶值貨幣，保持幣值穩定。“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隻是壟斷和法權強製的結果。從而有效地防止政府無限製發行不可兌換的法定貨幣，並帶來通貨膨脹的弊端。
同時，互聯網金融技術革命、雲計算、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正在形成一個覆蓋麵極廣的數字價值轉移係統。這套係統通過去中心化的方式集體維護一個可靠的數據庫，隨時確定不同虛擬貨幣之間的兌換比率，從而在不同個體和不同貨幣之間無縫轉移購買力。這些競爭的多元化的貨幣比統一的法定貨幣更能保證價格穩定，保證貨幣作為價值尺度的準確性，同時具有更低的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特別是區塊鏈具有的四大技術特征（去中心化；分布式賬本；智能合約；不可篡改的時間戳），讓區塊鏈技術具有傳遞價值和信任、重構價值體係和秩序規則、合理製約權力和規範技術發展的能力，從而推動解決信任危機以及更加廣泛公平的社會參與。完全可能在這些前沿技術的推動下建立完善的價值-信用體係。
因此，我們可以期望一個全新的貨幣製度，一個多元化的數字價值轉移係統，在那裏法定貨幣與虛擬貨幣多元共存，優勝劣汰的競爭原則將更可靠地保持價格穩定和幣值穩定。同時，虛擬貨幣使貨幣發行與價值創造過程緊密結合在一起，將更有效地緩解產出與就業波動，多元競爭的貨幣體係也會防止出現流動性危機。互聯網金融技術革命正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推進全球價值轉移係統的發展和完善，從而去達到上述這些貨幣政策目標，讓人民來決定貨幣體係運行的基本原則，有效地抵禦通貨膨脹。這也體現了互聯網金融普惠和民主化理念以及權力結構的革命性變化。
當然，我們還無法去描述這種變革的具體路徑。法定紙幣曾經是最好的也是最壞管理貨幣製度，但在後雷曼時代這種變革已經不可避免。現在各國政府對待虛擬貨幣的態度有很大差異，同時虛擬貨幣對現實經濟的影響，以及對央行的競爭力還微乎其微，但它具有無限的潛力和革命性的理念。既然變革不可避免，我們就不能置若罔聞，那麼政府究竟應該怎樣對待這個全球數字價值轉移係統呢？我們在討論“價值形式理論”時，曾經描述了從實物貨幣到貨幣金屬的演化過程，這是貨幣發展史中一個漫長的社會共識自發組織的過程，然後才由法律確認並固定下來，但是，紙幣取代黃金本位卻完全是由國家法權強製推行的過程。如果國家法權幹預虛擬貨幣，這場貨幣製度變革一定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無論是悲劇還是喜劇。因此，各國政府采取正確的政策是問題的關鍵，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這些變革對政府的職責和監控能力都是嚴峻的挑戰，同時也為新的資源和新型管理模式帶來機遇。虛擬貨幣正在穿越虛擬和現實之間越來越模煳的界限，向實體經濟延伸，在特定條件下，這種延伸可能是極其強大和迅勐的。我們對2013年餘額寶對中國傳統金融的逆襲還記憶猶新，當餘額寶把第三方支付、沉澱資金、電商金融、基金直銷這些經營理念整合起來後釋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爆發力。它憑借互聯網獨特的普惠理念，為客戶提供了全新的消費體驗，由此獲得社會公眾廣泛的認同，並強烈地衝擊傳統的金融思維。在互聯網金融革命時代，這種變革將頻仍而至。因此，政府在製訂相應政策的時候，應當充分考慮到互聯網金融創新的突發性，未雨綢繆。這當然不僅是要求政府明確虛擬貨幣的法律和政策環境，而且必須在這個紛亂的轉變時期維持貨幣體係和貨幣秩序的穩定。
最後，還有一個我們特別關注的重要問題，那就是虛擬貨幣對貨幣數量的特殊影響問題。與預付貨幣和電子貨幣不同，虛擬貨幣在它發揮功能的範圍，它具有獨立的價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作用，是與法定貨幣並列的競爭性貨幣。因此，就它直接推動交易和投機而言，無論它是否與現行貨幣體係相互交叉和延伸，都是貨幣供給量的直接增加，也同樣存在信用擴張機製，並具有非線性特征。
因此，網絡經濟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它是建立在互聯網基礎之上，以現代信息技術革命為核心，並進行信息資源的生產、配置和消費的經濟形態。網絡經濟以其虛擬化、智能化、創新型特征和優勢迅勐發展，並對傳統產業產生巨大的衝擊。這一大趨勢是由網絡經濟著名的三大定律決定的。這些定律不僅決定了網絡經濟發展的技術經濟趨勢，並且對經濟學分析原理產生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市場價格機製。
互聯網經濟和經濟學的創新（二）
一 創新優勢和三大定律
網絡經濟低成本、高效率以及超級增長速度和創新主導特征可以用網絡經濟經典的三大定律來描述，即摩爾定律（Moore’s Law）、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達維多定律（Davidow’s Law）。
（1）摩爾定律由Intel公司創始人戈登·摩爾（Gordon Moore）提出的關於信息技術進步速度的定律：當價格不變時，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約每隔18個月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而成本卻會成比例地遞減。摩爾定律已經得到信息技術各個領域的廣泛驗證。例如電子計算機的計算速度從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電子計算機ENIAC到2007年IBM藍色基因（Blue Gene/L）大致符合每18個月翻一番的摩爾定律。此外，在芯片存儲容量、網絡傳播速度等指標都能驗證摩爾定律的正確性。特別圖7.1的直線為摩爾定律預測的微處理器晶體管數量的增長趨勢，而每一個點表示自1971年至2011年，Intel公司和AMD公司新開發的微處理器中的晶體管數量，顯然，它們高度相關，這再一次印證了摩爾定律的正確性。
圖一 1971—2011年微處理器晶體管數量變化符合摩爾定律
（2）梅特卡夫定律提出者是計算機網絡的先驅，以太網路發明者羅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etcalfe）。梅特卡夫定律表明網絡技術的發展規律，即網絡的價值等於網絡節點數的平方，網絡的價值與互聯網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梅特卡夫定律基於網絡的外部性效果，對網絡價值而言，使用者越多其效用不僅不會減少，反而越來越大，它們之間是強的正反饋關係。也就是說，每一個使用者同時也為網絡的價值做出自己的貢獻。我們知道，正是這種外部性和正反饋效應，使新古典主義正統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在網絡經濟中不再成立。對用戶幾乎為零的邊際成本，信息的使用、加工和改進能創造出更大的網絡價值，信息作為投入要素與其他要素有機結合，就提高了投入要素的邊際效用，從而產生邊際收益遞增的現象。這將對傳統理論提出質疑和挑戰。特別是達維多定律直接表述了我們的供給主導和創新優勢的經濟學新思維。
（3）達維多定律Intel公司高級行銷主管和副總裁威廉·H.達維多（William H.Davidow）在1992年提出著名的網絡經濟的產業發展定律，即市場的第一代產品能自動獲得50%的市場份額，因此，一家企業必須第一個開發出新一代產品，並不斷地否定和超越自己，才能占據市場的主導地位。
英特爾公司的實踐本身就是達維多定律的一個經典例證。1995年，英特爾公司為了應對IBM公司的挑戰，曾經采取故意縮短當時極其成功，並還仍有市場優勢的486處理器的技術生命，搶先推出速度更快、體積更小的奔騰586的戰略。然後再通過一邊削減舊芯片的供應，一邊降低新芯片的價格，從而把握市場主導權，把競爭對手遠遠拋在後麵。
在中國傳統的家電行業市場上，海爾公司也成功地運用了達維多定律，它通過不斷向市場提供“想不到”的產品，占據市場份額和市場主導地位，諸如“拉幕式彩電”、“全媒體、全數字彩電”、家庭影院式彩電等新產品層出不窮，不斷地淘汰自己的產品，主動適應迅速變化的市場，為千變萬化的市場需求，提供個性化的產品。正是這種競爭和創新，以及自我淘汰的危機意識，使海爾產品在家電市場持續地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
摩爾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決定了網絡經濟的另一個特征是激烈的速度競爭優勢。這方麵的典型案例是美國太陽微係統公司，它同樣遵循達維多定律，隨時準備淘汰自己的舊產品，推出新產品，並以價格和性能上的優勢打亂競爭對手的陣腳。在高性能工程工作站這一生產領域，產品換代周期一般是3~5年，而太陽微係統公司則為自己訂下12個月工作站性能提高一倍的目標。這種迅勐的創新速度，也為企業最強的執行力和管理效率提出高標準要求，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太陽微係統公司把資源和精力都集中在少數自己最具優勢的核心項目上，甚至一開發出新技術就立即轉讓給別的企業，以激勵自己不斷創新。同時，以企業的運行速度為核心競爭力，並始終保持公司雷厲風行的動作機製，從而通過速度競爭優勢占領市場的主導地位。而微軟公司的Windows戰略也是在保證競爭速度優勢的基礎上，奉行“開拓並適應不斷演變的大規模市場”的戰略。其核心目標是“大規模市場”，因此，微軟在遵循達維多定律以保證用新產品促進新市場形成的同時，特別強調推動大批量銷售，充分發揮新產品和關聯產品的標準供應商的優勢，整合、拓寬並簡化產品以進入新的大規模市場。從而在保持大規模優勢的基礎上，逐步改進產品促使產品升級換代，用這種所謂的“版本升級法”（Versioning），獲得市場主導權。
當然，這些關於達維多定律的典型案例不勝枚舉，千變萬化，但是，核心的本質命題隻有一個，這就是率先進入市場的創新產品可以自動獲得50%的市場份額，它首先保證了企業對市場的主導地位，即在我們的價格機製理論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成交概率最大化，以及信息增長速度最大化導致的創新優勢。這將對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產生深刻影響，首先就是互聯網經濟需要新的經濟學原理；以及用信息論重建傳統經濟學的概念體係，把價格機製視為一個信息發現過程。
二價格作為信息發現過程
如同市場價格信號的信息量取決於與它連接的交易次數（香農信息），在網絡經濟中，網絡的價值在於（潛在的）鏈接數量，這是由梅特卡夫定律決定的。另一方麵，在我的市場機製理論中，交易成交概率最大化，從而信息增長速度最大化（凱利公式）導致創新優勢，而達維多定律則要求網絡經濟中廠商通過產品創新和主導市場份額力求產品影響力最大化。由此看來，我們從信息論和博弈論視角提出的經濟學分析新思維，同網絡經濟的新特征保持一種相互印證的關係，顯然，這是理論上的必然聯係，而非機緣巧合。因為，價格機製說到底是一個通過交易活動實現的信息增益過程，或者如哈耶克詮釋的那樣，是社會集體對個人需求信息的發現、收集、加工和使用的問題，這和互聯網機製異曲同工。
在我們的經濟學分析原理中，市場價格機製就不是一個神秘複雜的過程，而是一個非常簡明的邏輯結構：（1）香農信息定義一次交易活動（二元信源）的信息量為一個信息量單位——比特；（2）交易作為博弈過程，成交具有相對重要性（由納什均衡定義）；（3）價格機製是一個通過交易實現的個人需求信息增益的過程，因此，市場價格的形成要求信息複合增長速度最大化，凱利公式決定這一命題的充分必要前提是成交概率最大化；（4）由此是供給主導和創新優勢（可用梅特卡夫定律和達維多定律描述）。創新優勢將直接影響與價格信號（潛在）連接的交易量，從梅特卡夫定律可以導出價格信息價值和成交次數的平方成正比，這是一個自強化過程，並最後決定價格信息價值量的排序；（5）排序前列的價格形成市場價格集合，其分布出現的概率占市場成交量的絕對優勢，因而具有最大信息量。如圖二所示：
圖二 市場價格及其分布形成過程的邏輯結構
如果我們在信息論的基礎上考察市場機製問題，那麼價格就是一個信息發現過程，那些來自信息論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例如香農信息、凱利公式以及梅特卡夫定律和達維多定律、“佩奇排序”等就是我們必須遵循的，並成為我的價格理論的重要依據和範式。
通過價格以及社會集體選擇，市場競價過程首先使市場參與者可以從中獲取高質量、低成本的信息。在哈耶克看來，“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確保資源能夠用於滿足個體的需求”。那麼，首先就要發現和識別個體需求信息。但是個體需求信息是“隱形知識”，隻有他自己才最了解，沒有市場交易，市場參與者就不可能顯示偏好，也不能發現他們的比較優勢。當然，也就無法進行選擇，因為選擇本身就包含節約和權衡。保羅·海恩這樣寫道：
“每一個價格都是一條具有潛在價值的信息，人們可以用它來判斷有沒有適合的機會。這樣的價格越多，價格的表述就越清晰、越準確，知道的人就越多，可供人們選擇的機會就越多。總之，人們的財富就越多。”
相應地信息熵也越大，一旦形成市場價格，它包含的信息量也臻於最大化。這個競價過程非個體本意地為決策者創造了信息價值指數，並通過節約和權衡引導個體選擇去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
但是，這些分散的、混亂的、甚至是互不相容的個體需求信息為什麼能夠，又必然會形成有條不紊的市場秩序和市場價格呢？這就是我們在前麵反複論證的那個簡明嚴謹的推理結構詮釋的原理。從交易的二元信息係統開始——成交博弈——成交概率最大化（信息增長速度最大化）——供給主導和創新優勢——信息價值排序——到市場價格及其分布的形成（信息熵最大化）。這裏信息熵與熱力熵符號相反，並由信息價值引用率表示。這就是市場尋求價格到市場接受價格的過程。就邏輯推理而言，這個結論必然成立，但是，由於前麵我們重點是討論供給主導環節，對消費者選擇環節我們還沒有充分討論。現在，我們要回到市場參與者個體需求信息環節上來，特別是社會集體選擇的非個體本意的結果，這是價格信號的另一麵。
三社會選擇和市場價格排序
市場上的消費者首先總是麵對一個關於商品及其價格的集合，每一個價格都是一條具有潛在價值的信息，這樣的價格越多，可供選擇的機會也越多，人們就可能創造更多的財富。這是一個大數量級的、紛繁複雜的超大集合，每一個市場參與者都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對稱的信息，他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同時，每個個體都有千差萬別，甚至是互不兼容的個性化偏好序列和信息集（包括經驗和知識），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另外，就貨幣價格機製而言，像明晰的產權製度；足夠低的交易成本（從而使交易成為可能）；有效而穩定的貨幣供給這些前提都是不言而喻的。那麼，在這種狀態下，消費者個體將怎樣進行選擇，以顯示他的需求信息，而這些零亂的、隨機的、分散的信息又通過什麼機製形成市場價格及其分布（社會集體選擇的結果），並反過來又為生產者和消費者提供新的信息和激勵，從而實現沒有強製的人際合作和社會資源最有效率的配置。這是我們在本書反複討論的主題，從信息論的角度考察，這個過程的核心問題是，社會（群體）選擇與個體偏好的聯係和轉化問題。關於這個問題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這樣寫道：
所有社會選擇的問題都有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將“社會”（或者群體）的評價與社會或群體中個人的價值觀、偏好、選擇或其他特征相聯係。
我們知道，除了商品及其價格的集合外，還有一些因素影響消費者的需求，從而決定人們是否願意購買，例如偏好；消費者個體的收入；預期（對收入、價格等）；其他商品的可得性和替代性；消費者數量等等。由於個體的信息、資源是有限和稀缺的，因此個人的權衡必須遵循節約的原則，比較收益和成本。當然，在消費決策中大多數人都不會去計算麻煩的邊際成本和收益，不過，當我們在決定是否再喝一杯啤酒的時候，我們的腸胃和心理感受總是在潛意識地運用邊際概念。多數決策都是依賴本能、直覺或者習慣，並通過市場參與者之間反複的博弈、競爭、討價還價、談判等做出的，因此，錯誤和失算會經常出現，但個體需求會不斷反複地糾錯和調整，同時，價格和貨幣數量參數又作為宏觀序參量規範個體行為，就社會選擇長期而言，總體會遵循節約和權衡的原則，做出正確的選擇，這種需求的“微循環”功能很重要，它不斷地向價格信號發出正確的需求信息，並調整相關商品和服務的供給。因此，一般說來微觀經濟學的需求法則和供給法則當然是成立的。
不過，在我的價格理論中，這些紛繁複雜的消費決策無關緊要，也無須去尋根溯源，那是社會學家、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的事情。對貨幣價格機製而言，重要的隻有一件事情，這就是在某個價格成交的量，它決定在這個價位成交的概率。而這個成交概率，將決定價格信號信息價值增長速度的最大化。既然如同哈耶克那樣，我們把價格機製視為個體需求信息的發現過程，那麼，我們應當可以根據梅特卡夫定律，確認這個價格信息資源的價值與成交次數的平方成正比，成交概率最大的價格也一定是最正確全麵地反映了消費者個體的需求信息。從而在資源和技術既定的條件下，能夠為消費者最大可能地提供各種物品和服務的組合，因此，它一定是有效率的。另一方麵，生產企業的創新優勢又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供給調整的效率，以達到成交概率的最大化。
特別在互聯網經濟時代，不僅信息產業、網絡產業、知識產業這些新興產業在經濟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同時，產業信息化和信息傳播方式的變革正在導致傳統產業以及交易方式、交易理念和交易信息結構的革命性變化。這些變革不僅向處於正統經濟理論“保護帶”的那些概念和思想提出挑戰，也動搖了傳統理論的“硬核”，特別是價格理論的供給-需求分析方法。
例如在信息產業經濟學中已經注意到了網絡經濟的外部性問題，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從根本上說，傳統供給-需求分析方法同網絡經濟這些新趨勢是不相容的，僅僅利用一個簡單的需求和供給模型，無法將網絡外部性模型化。網絡外部效應是指“一個人得自某種商品的效用取決於消費這種商品其他消費者的數量”，並且這種效用還是高度敏感地依賴於其他消費者數量。由於許多信息技術其前期“沉沒成本”很大，而邊際成本幾乎為零。同時，信息作為投入要素（價格信息價值也是如此），用戶對它的使用和增益越多，能夠創造出的價值就越大。從而傳統經濟學理論教條，例如邊際收益遞減和價格等於邊際成本之類的命題就不能存在了。這直接動搖了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價格理論的適用性，價格不再是市場中的唯一標準。對於供給主導的廠商決策而言，不完全依賴於，甚至主要不是依賴於價格和數量調節，而是追求由創新優勢引導的產品影響力最大化，獲得的市場份額最大化。並且當企業擁有市場力量時，它們可以通過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去提高利潤，“一價法則”也不再成立。
但是，顯然在我們的價格理論中那些“硬核”，例如成交博弈、成交概率（從而信息價值增長速度）最大化，以及供給主導和創新優勢等與網絡經濟的新趨勢則天生相容。因為，這些“硬核”本身就來自信息論和博弈論基礎，那麼，這個結論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僅如此，如果我們把價格機製建立在信息論的基礎上，那麼，這些“硬核”同傳統產業或變革後的傳統產業也是兼容的。
重要的是，根據香農信息論，從而信息熵以及價格信號的信息價值量可以通過成交量精確計量，從而市場價格及其分布的排序就是不言而喻的。這類似穀歌搜索引擎中的“佩奇排序”。即佩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提出的，以網頁間相互鏈接為基礎的排序思路，特別“佩奇排序”中極富創造性的“穀歌矩陣”（Google matrix）也許是人類有史以來處理過的最龐大的矩陣，而我們以成交次數為基礎的市場價格及其分布的排序在數量上則要少得多。因此，一些在物理學係統中難以處理的方法，例如各態遍曆理論，在價格係統中卻是可以操作的。
這樣我們把市場價格及其分布的信息增益看作在k價位成交概率Pk的函數，若改變Pk的值，則信息I的值也相應改變，關鍵是成交概率。這是對具有最大信息的市場價格及其分布集合存在性的確認。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集合是否能保證從現有資源中取得最大消費者滿足的過程，也就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這個傳統的老問題。
四創新與效率
一般說來，如果一個經濟體在資源和技術既定（稀缺）的條件下，能夠為消費者最大可能地提供各種物品和勞務的組合，那麼，該經濟體就是有效率的。經濟學正統理論用“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相當嚴格地定義效率標準。“當任何可能的生產資源重組都不能在不使其他人的情況變壞的條件下，使得任何一個人的福利變好時，就達到了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或效率(efficiency)。因此，在實現了配置效率的條件下，隻有降低某個人的效用才能增加另一個人的滿足或效用。”但是，這個結論直接來自另一個新古典主義命題，即當邊際成本等於價格水平時，利潤達到最大化，從圖形上看，也就意味著企業的邊際成本曲線也是它的供給曲線，這也是完全競爭條件下企業一般的供給原則。這個原則導出“經濟學中最深刻的結論之一，就是資源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的配置是有效率的”。這個結論可用“埃奇沃思方框圖”來證明。
圖三企業的供給曲線是它的邊際成本曲線的上升部分
對於一個利潤最大化的競爭企業來說，邊際成本（MC）曲線向上傾斜的部分就是該企業的供給曲線。在市場價格為dd時，企業會在dd與MC的交點A上供給產量。
顯然，這個結論必要的前提是所有市場都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參與者都具有充分的信息，排除外部性，如汙染或搭便車以及幾乎為零的邊際成本等，才會實現經濟學家們理想的有效配置境界。但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些前提條件沒有一條能得到充分保證。不僅如此，信息論原理表明，交易中的市場均衡（成交與不成交概率相等），或者競爭均衡（埃奇沃斯方框圖中的帕累托集）是一個價格信息複合增長速度為零的均衡勢阱。那麼，經濟學家們為經濟學設置一條苛嚴的帕累托效率標準，就實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由此，福利經濟學的兩條定理成為經濟學中最基本的結論之一，即任何競爭均衡都是帕累托有效率的；在一定條件下，每一帕累托有效率配置均能達到競爭均衡。但是，肯尼思·阿羅（Kenneth arrow）卓越地證明了他的“不可能性定理”，也就是說，不存在進行社會決策的“完美”方式，不存在完美的方式把個人的偏好“加總”成社會偏好，或者說不存在滿足帕累托法則的社會福利泛函。這裏，我們要完整地引用阿羅的這一段話：
“社會排序必須滿足兩個性質：它必須能以某種方式反映出個人對偏好的排序，並且對於任意從備擇項集合得到的社會選擇，排序都必須取決於個人對備擇項的偏好排序信息。此外，社會排序應該定義在任何可能的個人偏好排序集合上，也就是說，社會排序是一個從個人偏好排序向量映射而來的泛函，我們稱之為社會福利泛函。上麵的第二條性質稱為無關備擇項的獨立性，意味著對任意兩個備擇項所做的選擇應僅依賴於個人對其的偏好。第一條可以表述為不同形式；其中較弱的表述就是帕累托法則，法則表明，如果每一個人都嚴格偏好x勝於y，則在社會排序中，x也將更受偏好。不可能性定理則表明，不存在滿足上述性質的社會福利泛函。”
因此，從信息概念出發，我們不會再沿用帕累托法則作為衡量效率的標準。同時，我們也確認社會集體選擇的市場價格排序，會以概率分布的方式反映出個人對價格選擇的排序，而不是一個函數向量空間到實數的映射，社會選擇與個人選擇遵循完全不同的定律。
因此，我們將采用完全不同的標準來定義市場經濟的配置效率，它包括三個方麵的內容：
（一）在經過反複競價過程以及試錯和調整後，我們可以測得另一新的市場價格和分布的集合，其相對頻率為，相對初始狀態Pk，其信息變化量為Δk，即所謂“庫拜克（Kullback）信息。可以證明（從略）庫拜克信息具有重要性質：其經濟學含義就是市場經濟的配置效率，即相對於交易前的價格分布，市場價格始終具有信息增益，也就是說，市場價格及其分布總是具有更大的信息量，這個量是可以準確測定的。從而把信息價值增益作為衡量效率的標準。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穆雷·N.羅斯巴德曾經在自我所有權和展示偏好概念的基礎上，並遵循帕累托對有意義的序數福利陳述可能性問題的限定，試圖證明在原始占有行動（如對無主土地）基礎上，任何後來行為（不論是生產還是消費），出於展示偏好的理由，同樣都是帕累托最優，“最終，每次由此基礎開展的財貨自願交易也都使帕累托更優”。顯然，這並不是一個嚴格的可計量的證明，而且也會受製於“阿羅不可能定理”。
（二）在我們的價格理論中，成交概率從而價格信息價值增長速度和信息最大化，在微觀上製約著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同時，價格和貨幣數量（作為序參量）又在宏觀上支配著他們的行為，而這些競價和調節過程則是由供給主導和創新優勢引導的，主要不是由邊際成本等於價格命題引導的收益、利潤和效用最大化，即所謂邊際原則（marginal principle）。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的配置效率是由創新來定義的。由創新優勢引導的供給-需求原則，不僅適用於像信息網絡這些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的新興產業，對傳統產業也同樣是適用的。事實上，早在上一世紀初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就充分地強調企業家創新的重要性，後來，斯坦福大學的保羅·羅默（Panl Romer）進一步把創新理論補充到傳統的新古典主義增長理論中，還有更多的經濟學家發展了熊彼特假說的現代解釋，進一步強調信息經濟學（economics of information）中出現的一係列新問題，特別是信息邊際成本幾乎為零以及知識產權的零回報機製和網絡的外部性問題。現在，我們要把創新作為衡量市場經濟配置效率的重要指標。
由供給主導和創新優勢引導的價格信息價值最大化過程，是市場機製的核心內容。其中創新效率首先表現在由達維多定律描述的新產品創新中，由此，生產企業擁有了主導市場的力量，並可以通過價格歧視（同樣的產品以不同的價格賣給不同的顧客），從而達到產品影響力最大化。另一方麵，技術創新帶來的產業信息化、信息傳播方式以及交易信息結構的革命性變化正在從根本上動搖傳統價格理論的“保護帶”和“硬核”。特別是大數據分析一方麵明確地使企業獲得比顧客更多的信息優勢，企業對消費者的了解有時比消費者自己還要多。另一方麵，市場也在為維護消費者利益提供新的服務，利用大數據分析來抵消生產者從價格中攫取的剩餘，或者為消費者預測，例如，使用Farecast.com的顧客就可以預測機票價格的下降和結果的準確率。總之，市場參與者可以用直接也更便捷有效的方式發現和傳輸需求信息，而不必反複地依賴迂迴曲折的數量和價格調整方式，並創造全新的消費者體驗和個性化服務。
同時，在一個變革和不確定的時代，數字革命已經變成了一種新常態。“數字化已經引起並正在推動著破壞性創新。盡管如此，商業世界的基本規則並沒有改變，成功仍然需要創新、差異化和不懈地專注於有效經營，而發生改變的是信息在其中發揮的動態影響作用。”這也預示著僅僅將行業經驗作為競爭優勢的時代的終結。產品創新、技術創新以及信息傳輸方式和交易信息結構的變革，仍然需要企業運營創新，包括企業結構以及文化和人力資本創新的支持。前者是創造外部價值（即社會選擇承認的結果），一般均衡量指標包括收益、利潤率和成本降低率等等；後者有時是無形的，常常與新能力、生產率或者效率緊密相關。也就是說，僅有達維多定律的產品創新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企業運營創新。
我們在討論達維多定律時，曾經提到像英特爾、海爾、太陽能微係統以及蘋果公司和穀歌公司這些通過開發出不可複製的獨創產品、能力或者流程，創造出巨大的差異化，從而主導市場的企業，也包括像寶馬公司或者像中國的萬向集團、格蘭仕集團這些相對小型的，在細分市場（所謂的利基市場）占據主導地位從而創造外部價值的企業。同時，我們也關注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和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等這些企業，它們通過不間斷的持續改善效率和管理張
最後更新：2017-10-22 22:3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