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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写进《废都》里的“天籁书屋”，有怎样传奇的故事

写作前面的话

上个世纪80年代西安的“天籁书屋”，是改革开放之后西安乃至国内最早的民营书店，它与传说中的“地下读书会”一起，共同构成了那个万物复苏年代古城的文化风景。着名作家贾平凹在小说《废都》也曾提到过这家书店的名字。

浮山笔记经作者授权，今天发表“天籁书屋”创办人张世和先生一段口述回忆，讲述“天籁书屋”创办前前后后鲜人为知的故事。当年的文学青年张世和先生，就是如今国际知名的独立纪录片导演“老虎庙”……

“天籁书屋”创办前前后后

文｜张世和（老虎庙）

近日多有网友询问八十年代西安天籁书屋之事。以至有失散多年的天籁读者登门看望田夫，叫我一时感慨不已。当年天籁的关张已成历史之谜。其实我今天也未必可以解密（还请朋友见谅）。我只想就天籁之外围略作描摹，以提供兴趣者考据葛岩所写《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一文中“读书何以地下”之背景所用。

这个“口述”自前年始，以手机微信和PC终端陆续写成。如今已成三十万字。这里将涉及天籁书屋部分摘录出来。支离破碎，勉强连缀，以供我友，尤其是天籁之友一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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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青年农场"，喆夫为书屋取名

1983年的寒假，我陪妻子在兰州度假，住在“青年农场”（位于黄河边，也叫“八号院儿”，甘肃省一些高级干部住地。）的日子里，创办书店的想法，渐渐成形，而且念头越来越强烈。

我把这个念头告诉了当时的“群木小说社”（贾平凹、周矢、陈忠实、邹志安、郭培杰、张敏、高铭等）成员，并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但书店的名字却一直未能定下。后来平凹和周矢一致提议：你不是在兰州吗？兰州有作家喆夫和匡文丽夫妇古文底子好，都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

瞅了个周末，我邀请喆夫夫妇来到“青年农场”。喆夫是位科普小说家，擅长治印。在科普小说创作方面已经名列科普四大家之一。巧的是四大科普作家之一的宋宜昌（宋平之子，作品《断臂维纳斯》当时在香港出版而名噪一时）也在“青年农场”居住。还有一位是上海的叶永烈，其人后来热衷红墙文学，致力于海里秘闻搜刮，离科幻越来越远了。第四位是谁我就一直没有搞清。喆夫的妻子匡文丽亦属不凡之辈，她和胞姐匡文留、另有牛正寰、周境如、庞瑞琳等五人均为天水作家，被誉为陇南新秀，文坛五朵金花。

看得出，喆夫夫妇进入“青年农场”，举止有些拘谨，对我亦是客气十分。后来在他们夫妇的创意下，我们当场约定起名“天籁书屋”。取自于庄子齐物论里“天籁”之说：“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

我这人做事急，尤其有兴趣的事情，就必须一试方了。因此往往欠谋划，成功之前必反复以失败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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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题写牌匾

我把“天籁”定名迅速告知西安的文友。当即大家推荐平凹题写。之所以让平凹去写并非因了他是书法名家。事实上，他后来为我所写“天籁书屋”是他的字首次在公众前亮相。1984年，我在北京劲松街头的书店里看到一本散文丛书，那是由我的书店店员，后来成了天德书屋老板的左军所出版的“天德书屋”散文丛书。丛书的序言是平凹所写，开首第一段如是道：“平生第一次题匾是给天籁书屋，后来书店倒了，老板背着牌子跑了”。印证了平凹第一次书法作品便是“天籁书屋”。

平凹一口允诺题字，这样我就在兰州又耐着性子等了些时日。那时候交通不便，通讯尤其不便，我和平凹联络只能靠一个个基站人工转接的长途电话。半个月后，平凹的字寄到了兰州。打开来看，大失所望。说实话，之前我们谁也未曾见过他的字，不就是冲着他已经小有名气嘛。可是眼前的“天籁书屋”是一张张大小不一，零零乱乱的纸片，而非连缀，更非一气呵成。平凹早期的字尚可欣赏，近乎于欧体，规规矩矩。只是这样的支离破碎叫我实在为难。

后来大家看到的挂在西安街头的“天籁书屋”是我用几根竹片子临时制作了一只放大尺，将那些大大小小的字迹里挑出来的四个字，大缩小，小放大，最终拼凑一起而完成的。

假期毕，我怀揣着那四个字回到了西安。我是瞒着父母把我们家的唯一一张单人床板给半破了，拼凑起一块“匾”来。没有钱，我是用墨汁刷上床板，然后描金字， 最后覆盖一层清漆加以保护才完成的那匾。这些动作如今看来得亏我自小尚有美术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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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元，一间小屋，四五个书架

妻子从钟楼邮局储蓄柜台上，用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存单取了八百块钱。说是杨ZL留给她结婚的唯一钱财。(而那时候的杨ZL，每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要播放他的用工资捐献巨额党费的先进事迹。交党费已成例假。而每每缴费之前，杨ZL都会向子女们“请示”，而杨ZL的七个子女都是非常优秀之人。一律艰苦朴素，从不不以干部子女自居，对其父亲的定期额外交党费事件则一律表示：你是你，干我们什么事？分外坦荡。)这是我俩开书店唯有的资金。

我没有钱，只有一腔子热血，直到今天都这样儿。我们从家里搬来两个民用书架，只有四层，高不过一米五左右。朋友又为我凑了几个。不大一间屋子里就高高低低，参差不齐地摆开了书店架势，地址是在西安大南门外的西侧，原先的省体育馆是我对门(现人大)……

我去骡马市工商局办开店手续，手里没有任何证件，只有一张陕西钢厂关于职工张世和除名的“陕钢83年XX号文件”。工商局长告诉我说“你先等等……市里有话，你这是个体，能不能开书店还两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怎么能够被资产阶级的个体户商业占领，这是市里领导的怀疑，我们也没有办法。谁叫你要冒这个尖呢？”工商局长甚至建议我为了谋生开个香烟摊子也还不错，因为香烟那时候还没有专卖管制，但也只能是残疾人一类开办。至少它是不受政治限制的呀……

天籁书屋尚未出生，就已经面临着胎死腹中……

1983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以《文学青年办文学书店》为题报道天籁书屋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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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籁书屋被盯上了

天籁书屋是以四五个小书架打出名气不久后“出的事”。

陕西省文联的办公地址当时在我南关书店的对面，体育馆的招待所里。有一天省文联派人来和我长谈，是否可以把天籁书屋收归省文联管辖？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毕竟有钱”，“你可以真正得到迅速发展”，“何况你是作协会员，属省文联管理，你在名义上并不受影响。”文联之所以如此关注天籁，是因为那时候各个事业单位都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思谋发展自己的商业第三产业，天籁这就被盯上了。

那时候我的书店除了被《中国青年报》报道外，还有当时全国发行量第一的上海《青年一代》（月发行量突破200万）报道过，该杂志发行直至世界各国。后来许多日本人来西安旅游，其中重要一项就是要看看天籁书屋。也有人在刚刚建成的金花饭店大堂柜台上，免费取读的日本奈良佛教学院院刊，看到了介绍天籁书屋的文章。那上边称田夫是共产国家新生代的“红色资本家”。的确，在外部世界看来，共产党国家有了私人企业的确破天荒。

《青年一代》上的那篇文章我记得名字叫《而立之年的而立》，文章介绍了俩人，一个是平凹，另一个就是我。那位记者来访时，在我书店里观察了好几日才和我接头。我牢记妻子的话，“咱开书店必须低调”，所以拒不接待。几天后，记者看我倔强，就说不再采访了，但问我能不能借周日时光带他上上华山游玩？我想我已经欠了记者的，这个要求总该满足一下他吧，正好我也爱玩。我们就去了华山，当时的华山上正值文革劫后，尚未复苏，也只有西峰顶上的气象站可以借宿。那晚上我和记者筒在一床被窝里说道了一宿我的烂事情……

半个月后，我的那些个事情就全出现在那篇文章里。为此我妻子杨XM和我大吵了一架。

接着，省文联对我的轮番加剧进攻。于此同时，我的书店里总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找我说悄悄话：“田夫，好好干，干好了，我们就也出来了。”那时候还没有“下海”一说。我感觉我就是人群里最不食人间烟火的，断了自己后路，却不明前路的怪人。“共产党政策爱变”这个词儿又是我那些年听来最多的一个。

已经记不起是什么时间了，我和省文联私下里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继续以我田夫名义开办天籁书屋，但收归省文联所有，并由文联投资发展。这件事情在外界读者并没有多少人知晓。但在后面却因此引发了巨大变化。直到我二次从体制内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挣脱之后，天籁书屋才重新得以私营企业的名义得到巨大发展。这都是后话了……

最后更新：2017-08-20 09: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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