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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涵花500万保护方言，哪些方言最值得保护？

两年前汪涵掏500万保护方言，近日又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网友争议很大。怎么看待汪涵试图用用声像方式保存方言资料，作为人文类史料保存起来的努力？如果非要保护几种方言，哪些方言最值得保护？

汪涵这么做，其实很正常，保护还是不保护，都属于一个人的内心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和追求。汪涵是热爱传统文化的，而方言的背后其实是一套完整的地方文化的保护。记得去年，他还参与一个档方言歌唱比赛节目，就玩的很嗨。

广电总局等部门也一再发文提到，不要在影视剧里使用方言。但是这些年，总体来看，以东北话为主的北方方言，还是比较强势的在主流舆论中出现，各种电视剧电影，还有小品，但南方方言，因为不易懂，确实影响了流传。

而在表情包等地方，也会有些地方方言，但大多还是局限在一些地域里。

几年前，我在《中国新闻周刊》做记者时，曾经专门写过相关的文章，当时关于保护地方方言的焦点，是聚焦在上海话上的。

早在2013年，上海市统计局曾经公布过“上海市民语言应用能力调查报告”。调查显示，81.4%的市民会或会一些上海话，上海出生的低龄市民的上海话水平堪忧。

上海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这份报告，是利用12340社情民意调查专线，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市13岁及以上市民中开展了一次调查，共获取成功样本1008份。本次调查采用了5分评价法。调查显示，在上海出生的市民中，13-20岁市民上海话“听说”能力均为各年龄段最低。“听”的能力平均分为3.9分，低于上海出生市民平均分0.4分；“说”的能力平均分为3.1分，低于上海出生市民平均分1分。

而在接受东方网采访时候，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滑稽剧团副团长钱程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比调查数据更严重，上海话确实面临“失传”的危险。

我就曾专门到上海，广泛采访了各界人士，谈的正是上海话失传的担忧以及如何保护和继承的话题。

在当时的采访中，最记忆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当年年轻的周立波报考上海滑稽剧团时，是从3000人中杀出重围，成为最终入选的20人之一，那是上海话和沪语曲艺的繁盛之时，而后来，周立波离开了滑稽剧，创立了海派清口，时不时还来一场沪语专场，但最新的调查依旧不容乐观，会说会听上海话的青年，真的越来越少了。

1979年出生的上海青年胡宝谈，用一年时间，写了一本纯上海话小说《弄堂》。书一推出，立即引起上海学界热议，评论人士甚至认为，这是近几十年真正的沪语文学的一个新起点。

那次采访中，胡宝谈是接受我采访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他却很有一颗热爱上海话的心。他瘦瘦高高，戴着黑框眼镜，留着稀疏的八字胡，看起来有些羸弱，谈起上海话，滔滔不绝。从商科毕业后，他做过很多工作，酒店餐饮，IT销售，电视剧场记，偶然看到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研究上海话的文章，一下子就入迷了，于是萌发了用纯上海话写一部小说的念头。

他开始在生活中留意人们说话，马路上、电车上、商店里、地铁里的上海小囡讲话，很可怕，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普通话，不但他们说普通话，连他们的父母，甚至六七十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些老上海也在陪着他们说“洋泾浜”普通话。

“有时候听见小囡一口流利上海话，我马上会高兴起来，口袋里拿出糖来请他们吃，有一次被一个家长当人贩子一把揪住，差点打110。”

但一直没敢下笔，他觉得很多上海话找不到准确的汉字，直到他看到钱乃荣教授编写的《上海话大辞典》，那些“上海话正字”犹如天书，但一下子打动了他，“时机到了”。

他写的“弄堂”，活色生香，烟火十足。1970年代“蛋票呒没了”(蛋票没有了)、“画图调鸡蛋”怎样“赞”(好)，老干部的太太为老公“解厌气”而怎样“拆神思”，外公是怎样“做人家”又不是“做得腻心八腊”(恶心、小家子气)的，生活趣味就是这样娓娓道来。

年轻的上海人胡宝谈扎进故纸堆，像个考古的学究，他说，沪语语法上也有特色，保留不少古汉语句型，比如“你去什么地方”，沪语则是“侬啥地方去”；“看不起他”则成了“看伊勿起”；“快来了”则说成“来快了”。

1990年代，港台经济渗入大陆，粤语因此成为“时髦”，上海人也不例外，一度以学说粤语为荣。最近几年，以北京为背景和题材的电视剧越来越多，北京俚语也因此走红。类似“牛逼”“猫腻儿”等词汇，迅速占领上海，而上海人一直说的“捣糨糊”之类的方言土语，也逐渐被“不靠谱”等词儿取代，说多了，就成了一种心理潜意识，张口就来。

胡宝谈也难免有这样的“潜意识”，他说：“开头我都写不标准，甚至觉得写英文也比写沪语简单。有时候写一个字，我要反复查词典，反复回忆小时候老人们是怎么说的。”

胡宝谈当时跟我说，要写好一本《上海365夜》，专给小朋友看，这几年过去了，不知道他的计划完成了如何？

胡宝谈不是个案。我当时采访时候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保护和恢复上海活的行动中来。

钱翔和陆韵是当时上海大学大三的学生，他们开通了一个微博，取名“上海话播报新闻”。他们的第一条微博是在7月3日这天发出的，写的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两个上海人在一起，却说普通话。”

一开始，他们的微博全部用谐音汉字来写新闻，但难度太大，看起来也很吃力，后来改成新闻主体部分用普通话，然后加上一句上海话评论。到7月30日，他们已经拥有近6万粉丝。

在这个暑假，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大学生也行动起来，他们自己编写了《校园上海话》小册子，打算在社区里教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学习上海话。该校团委书记唐旭生说，这是他们暑期社会实践的120个项目之一，名叫“上海话公益行”。

该校商务信息学院的章凤慈同学是此项活动的牵头人。这个上海90后，此前在新闻里看到很多关于“上海话危机”的专题节目，于是召集同学们四处走访调查，最后形成了这本小册子。不过在他们的父辈看来，这些倡导上海话的90后们，说得也有些“洋泾浜”，“但这没关系，上海话本身就是流动变化的，推广它，也要接受它的这种变化，总比彻底丧失好。”

当时我采访时，上海社科院发布了《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情况最新调查报告》，其中提到方言问题，主持这个调查的研究员周海旺接受我采访时说，人口变迁，对语言的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80年代末，因为户籍的严格管控，异地人口流动很少，上海城市内部的社会人群相对稳定，语言也在那近30年里处于内生稳定状态。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开始实施，人口流动加大，上海社会的语言开始混杂融合。

普通话的推广，一半是受到了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渴望的强烈推动，一半则是由于社会氛围。很多外地人反映，在上海坐车买菜，听不懂上海话，上海人也以此来区别是否为本地人，有时进而会产生差别待遇。

这一度引起全国的关注，大家由此认为上海人排外，不尊重外地人，并依赖语言来设置交流障碍。作为恢复和保护上海话的学者，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说，“这种现象不是上海话本身带来的，而是使用上海话的人造成的，不能因为使用不当而使这个文化消失。”

钱乃荣接受我采访时回忆，当年推广普通话如火如荼，学校里甚至打出口号：“进了学校门儿，就到了北京城儿”，“上课讲，下课也讲，吃饭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甚至在厕所里，都不许讲上海话，否则要扣品行分，孩子们彼此告密，向老师打小报告。”在钱乃荣看业，那时很多口号标语，存在潜台词，比如：“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不说脏话，不说方言，做文明的好孩子”等等。

社会上因此有了担忧：“30年之后沪语会不会就此消失？”

上海滑稽剧团对此感受最深。滑稽剧是一种以沪语为主要语言的剧种，但近二十年来，要招到一口纯正沪语的青年演员越来越难，几百人里，往往只能挑出三四个。剧团老演员徐维新向我回忆起80年代招收青年演员的情景，“只招20个，报名3000多”。周立波就是那时进入剧团的。然而到1990年代，情景大为不同，计划招收20个，只有30人报名，最后勉强招了8人。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滑稽剧团副团长钱程曾多次提交保护上海话的提案，那天他接受我采访时候，正在参与一场地方曲艺的比赛，他是评委之一，在化妆间里，他对我说，会说纯正上海话的青年人越来越少，这直接影响到上海滑稽剧等地方曲艺的发展。

沪剧名角马莉莉说：“如今上海沪剧专业团体仅存3个，编剧缺乏、演员流失，沪剧已大不景气。从表面看，是市场经济冲击的因素，但实质是沪剧已缺失了它生存的土壤——上海方言大大萎缩。”

事实上，保护上海话的潜流一直存在。1990年代初，上海话电视连续剧《孽债》深受上海观众的欢迎，然而第二部沪语连续剧开播之前被叫停，后来只播出了普通话配音版本。近几年，沪语电视剧又重新回归，比如一部叫《老娘舅》的情景喜剧，剧名都很有“上海味儿”。

很多地方电视台，都有用方言说新闻的节目，当时我采访时候，上海台有一档方言节目《新闻坊》，杨晓明是上海电视台新闻中心通联部主任，也是《新闻坊》节目负责人。他坦言，这档节目的想法很单纯，“用上海话来说，更接地气。”

在沪语版《新闻坊》之前，上海电视台还有一档出名的沪语节目《阿富根谈家常》，不过播出时间一再变动，甚至两度停播。沪语版《新闻坊》算是第一个固定时间播出的新闻栏目。

与电视不同，电台一直在低调尝试用沪语播音，比如FM103.7频道有一档上海话节目《越听越欢喜》，主持人用上海话介绍音乐，有些成为口耳相传的段子，比如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主持人就用上海话说成《实在趟伐牢侬迭只面孔》，而杨坤的《我比从前更寂寞》则被转为《我比老早更嘎厌弃》，颇有喜感。

陆韵是地道的上海人，而钱翔故乡在浙江，算是新上海人，他告诉我，沪语能听懂，也能说一些，不流利，会有磕碰，但这不影响他喜欢沪语。他觉得，来到上海，如果听不到沪语，就有点缺憾，方言是一个地方特色和文化最直接的体现。

比如，上海话里实际上融入了很多英语词汇，这与上海最早开埠有关。鲜有人知道，“大亨”这个词最早是上海人造出来的上海话与英文的合体。上海学者程乃珊的解释是，早先上海人不懂洋文，为方便记叙，就将百元大票与英文“hundred”合拼一起：“唷，一张‘大亨’！”众人熟知的上海话“瘪三”，则是从英文“a bitter cents”演绎而来，几乎一个先令都没有，够穷了吧？

让上海话成为生意，是不是能用商业的力量，来推进方言保护呢？

想出这个点子的罗春乐却是个温州人。最初，学说上海话只是他做生意的一门工具，不得不说，但日久天长，他也品出了语言背后的味道，“上海话是那种骂人也不带脏字儿的语言”。

2011年，罗春乐投资兴建了一个网站：“沪语网”，将他感兴趣的有关上海话的一切，都放到网站上。他说，这是一门生意，也是一份兴趣。

当然，真正做起来才发现，很难。他带着团队采访了上海很多文化名人，表演艺人，做关于沪语方言的专题栏目，但点击率一直不高。他曾经与静安区某社区合作，搞了一场沪语晚会，忙前忙后花了不少钱，也请来钱乃荣等沪语学者，到头来，上海主流媒体鲜有关注，晚会落得个“清汤寡水”的结局。

网站还受到一些外地人的攻击。有人留言道：这是个歧视外地人的网站。

作为外地人的罗春乐能够理解这种情绪，但他觉得，“这不正是沪语网需要努力之处吗？”他也反感不分场合、不顾对方听懂与否坚持说上海话的人，但这与语言无关，他将一些类似的交际案例放在网站上，期望能帮助人们改变对上海话的偏见。

不过维持网站的开销太大，于是罗春乐想再做一个“上海之声”的资讯服务类网站，以养活沪语网。

王佳梁，这个1979年出生的上海人，则将眼光放在了沪语输入法上。接受我采访时，王佳梁带着商务总监李海峰匆匆吃了一顿盒饭，就从公司赶到约定地点。这家名为“触宝”的公司目前只有10多位员工，员工平均年龄仅有26岁。

2007年到现在，王佳梁和他的伙伴们研发的触宝手机输入法已横跨多个智能手机平台，支持40多种语言，拥有500万次的网络下载量。

公司员工以外地人为主，除了在家里，王佳梁平时说上海话的机会并不多。这也是许多上海人的现状。他由此认为，让更多新上海人爱上上海话，才是保护上海话的核心之道，他认为手机输入法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他努力想让上海话在使用时变得有趣一点，抓住青年人的心，于是在设计输入法时，做了翻译功能，即便那些不会上海话的人，也可以打出上海话：如果打拼音“出租车”，同时还会跳出“差头”的选项；打“傻瓜”，看到的结果还有“戆大”，“挺好玩的”。

搜集字库对于他们是最难的。他们最初在网络上搜集字库，后来找到了钱乃荣教授，于是打算使用钱乃荣编辑的《上海话大词典》里的正字，不过这也依赖使用者对上海话正字的熟悉程度，“期望有一天沪语正字能像粤语正字一样，成为众人熟知的书写体系。”

但也有人说，上海话其实内部也有很大的差异，市区和郊区的差异就很大，这个输入法能否抹平其间的差异呢？

王佳梁说，这些恰是方言的魅力所在，以后或许会开发出升级版，将这些多样性放进去，一定能吸引更多人的喜爱。

“现代社会必定是一个多言多语的社会。”上海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张日培对我说，关于方言的保护，已引起多方关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关于文化工作建设的决议里，第一次提到语言文字的问题，其中说道：“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也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包括汉语”。张日培强调说：“而方言是汉语的重要构成。”

上海语委正在根据国家语委建设国家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要求，建设上海话有声数据库。“归根到底，上海话和普通话是可以共存的，是在不同的交际层面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的。”张日培说，“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推广普通话，传承上海话。保护和传承上海话，说到底是一种文化需求，既是上海市民的心理层面的需求，也是城市管理者塑造城市独特文化品位的追求，因此要将着力点聚焦在文化领域，上海的文化界应当‘生产’出更多更好，甚至在全国都能打得响的上海话文化产品，包括戏曲、曲艺、文学和流行歌曲，等等。这一点，上海还需要努力。”

最后更新：2017-09-02 11: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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