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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如何谋“双赢”？风险管理倡议关注环境风险
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目的地。根据商务部数据，在整体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下降的背景下，1~8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2个国家新增投资同比增加4.3%。
在这些投资中，对外的工程合作占比较大。1~8月，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845.1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6.5%，同比增长21%；完成营业额432.4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8.9%，同比增长1.2%。
此前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显示，截止到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需要的资金约为26万亿美元。其中，在“一带一路”国家，大部分投资领域是基础设施、电电力、交通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域同时也是碳排放强度相对较高的行业，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多、环境标准参差不齐，这也让中国企业感到困惑。
当前，来自气候、水资源、生态环境等因素对市场和经济系统的影响不断凸显；2016年环境因素更是首次被排在风险影响力的首位，2017年影响力最大的5大全球风险中，有3个是环境因素。
为了更好的防范和管理对外投资中的环境风险，近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绿金委)、中国投资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中国信托业协会、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共同向参与对外投资的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起了《中国对外投资环境风险管理倡议》(以下简称《倡议》).
在许多专家看来，和目的国取得“双赢”才是最好的风险管理办法。
环境风险引起关注
“截至2014年，将近30个‘一带一路’国家中，总的未通电人口数量超过4.7亿，其中印度就有将近3个亿的人口没有电力使用。”华北电力大学袁家海是在日前举行的“一带一路”电力和高耗能行业绿色产能合作研讨会上公布这一数据的。
在他看来，电力发展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非常大，但目前这些国家人均用电水平电力与基础设施水平和中国、发达国家相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这成为“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消费和日后发展潜力空间。
目前，“一带一路”国家的装机目前以化石能源为主，包括油电和煤气，但它也在快速向可再生能源装机转变。据有关数据显示，到2030年，“一带一路”国家新增煤电装机差不多会有7亿千瓦，但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会达到20亿千瓦。袁家海分析，在这个过程当中，印度、东南亚和独联体国家对于煤电需求相对比较多，可再生能源需求呈现出区域分布更加广泛的局面，欧洲、印度、非洲、东南亚国家，需求潜力都非常大。
“近四年来我们对外投资主要在9个国家，一共有40个项目。对于东南亚主要投资领域是在煤电和水电，南亚国家主要是风电和煤电。工程承包方面共投资有295个项目，分布于40余个国家，在东南亚地区是以传统煤电水电为主 。”据电力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统计专职副秘书长祝慧萍介绍，近年来电力发电装机容量逐年下降，弃风弃光的状况加剧，中国电力企业也逐步在寻求到海外市场开拓。
依据《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利于国内优势产能、优质装备、适用技术输出，境外油气、矿产等能源资源勘探和开发都是鼓励审慎开展对外投资的领域。
就在“走出去”成为行业机遇的同时，一些项目也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难题。
NGO组织绿色流域发起人于晓刚曾经去东南亚实地调研过一些能源项目。缅甸密松水电项目自2011年搁浅至今。该项目当时以“破坏自然环境”“可能出现溃坝”“企业社会责任不达标”等因素被指责，并且被认为是停建原因。于晓刚认为这是因为和当地社区沟通不够，并且当时企业界也基本没有社会环境风险管理的考量。
甚至，多边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的项目也不能避免搁浅。“有一个天然气发电项目，用的是缅甸工业部的地，但这块地是工业部在军政府时期以很低的价格占用，现在当地提高了社会和环境意识与标准，因此要求补偿。”
创绿研究院主任白韫雯表示，如果去海外投资的企业在环境方面产生了问题，那影响范围甚至会不仅仅局限于环境风险。
“从全球的PM2.5分布图来看，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所面临的环境约束比中国还要严峻，无论是从水资源压力，无论是从空气质量约束来说，都是全球水资源紧张、空气污染严重的集中地。”袁家海表示，因此能源合作尤其是煤电合作时，要充分考虑环境风险。
投资策略需着眼长远
只是，现实是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法律和标准并不健全，例如缅甸没有专门的法规来管理空气和水污染，也没有相关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而同时，也有一些国家的环保标准高于我国标准，例如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水质标准高于中国，东盟多国水中重金属控制标准非常严格。
“现在企业的解决方案就是：投资首先遵循当地环保标准，如果没有，那么就比照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标准。”一位在中东投资的光伏企业老板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在此次多部门提出的《倡议》中，强调通过金融手段的约束，对外投资机构应积极采用绿色债券、绿色资产ABS(资产证券化)、碳收益抵押融资等绿色融资工具以及绿色产业基金为项目筹集资金，支持绿色金融市场和绿色金融产品的发展，尤其强化绿色融资工具所要求的环境信息披露和内部流程，发挥第三方机构在绿色融资过程中对强化项目环境风险管理的倒逼机制。
“我们对外投资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必须要认真研究当地环境法律法规，必须要充分认识和分析他们所在行业的环境风险，包括对大气、水、碳排放、土壤、森林等等影响，要充分利用第三方机构，包括NGO，专业的力量来帮助评估和管理风险，要充分利用新的绿色金融的工具，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等，帮助识别和管理环境风险。”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
目前，中国提出推动金融机构开展环境风险分析和改善环境数据可获得性的倡议，写入了《G20汉堡行动计划》。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勇对媒体表示，中国是首个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未来，中国将继续大力推动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
未来对于绿色合作的追求，可能从一开始的项目确定就已经开始。
“一些煤电大国，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政策共商的方式引导技术升级，淘汰落后技术，提高能效标准。在很多不发达的”一带一路“国家，本身电网设施是非常薄弱的，在这种情况下，以因地制宜方式开发一些分布式电力解决项目，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电力基础设施提升有非常大的帮助。”袁家海表示。
创绿研究院项目主管郭虹宇表示，从“一带一路”纯投资风险角度来看，《巴黎协定》已经制定了一个长期目标，这预示着未来政策的约束会越来越强，投资决策需要把这些政策因素考虑进来，识别这些“一带一路”国家环境与气候风险，并且了解到带路投资的优先领域，避免投资一些高耗能的行业。这类项目可能会导致当地国家的碳排放超出承诺的范围。随着未来当地国家的环境或者气候政策的收紧，面临提前退役，或者成本无法收回的情况。
“以印度为例，如果继续执行当前的碳排放情景，到2030年它的总排放会从现在的20亿吨增长到40.5亿吨，这会显着超出它的承诺目标，也就是不超过38亿吨排放的约束。印度现在年用电总量约为1.3万亿千瓦时，差不多是中国五分之一左右，人均年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预计到2030年总发电量可能达到2.3万亿千瓦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印度在电力部门推行清洁煤电、可再生能源，实现减排5亿吨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比较好的实现承诺的减排目标。”袁家海表示。
“我们需要识别出每个国家电力投资的上限或者约束，并且作为它的基准线。”郭虹宇表示。
而要做好环保工作，公众感受不可忽视。“现在国内的一些机构和部门做了很多国家层面的投资风险研究，但更多聚焦于政治经济文化，基本没有针对环境和社会、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的现状评估。这使得中国企业以为走出去还和在国内一样，政府同意了就可以做。”白韫雯表示，实际上还需要和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征求社区和居民的意见，对于环境标准比中国低的国家，要参考国内现有高耗能产业的排放标准、输出高标准，打消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顾虑。
(原标题：海外投资如何谋“双赢”？风险管理倡议关注环境风险)
最后更新：2017-09-24 00:3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