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9
搜狐
海外投資如何謀“雙贏”？風險管理倡議關注環境風險
新興市場國家已經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目的地。根據商務部數據，在整體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下降的背景下，1~8月，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2個國家新增投資同比增加4.3%。
在這些投資中，對外的工程合作占比較大。1~8月，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845.1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56.5%，同比增長21%；完成營業額432.4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48.9%，同比增長1.2%。
此前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顯示，截止到2030年，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需要的資金約為26萬億美元。其中，在“一帶一路”國家，大部分投資領域是基礎設施、電電力、交通行業。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領域同時也是碳排放強度相對較高的行業，然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量多、環境標準參差不齊，這也讓中國企業感到困惑。
當前，來自氣候、水資源、生態環境等因素對市場和經濟係統的影響不斷凸顯；2016年環境因素更是首次被排在風險影響力的首位，2017年影響力最大的5大全球風險中，有3個是環境因素。
為了更好的防範和管理對外投資中的環境風險，近日，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綠金委)、中國投資協會、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中國保險資產管理業協會、中國信托業協會、環境保護部環境保護對外合作中心共同向參與對外投資的中國金融機構和企業發起了《中國對外投資環境風險管理倡議》(以下簡稱《倡議》).
在許多專家看來，和目的國取得“雙贏”才是最好的風險管理辦法。
環境風險引起關注
“截至2014年，將近30個‘一帶一路’國家中，總的未通電人口數量超過4.7億，其中印度就有將近3個億的人口沒有電力使用。”華北電力大學袁家海是在日前舉行的“一帶一路”電力和高耗能行業綠色產能合作研討會上公布這一數據的。
在他看來，電力發展對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基礎性作用非常大，但目前這些國家人均用電水平電力與基礎設施水平和中國、發達國家相比，還有非常大的差距。這成為“一帶一路”國家的能源消費和日後發展潛力空間。
目前，“一帶一路”國家的裝機目前以化石能源為主，包括油電和煤氣，但它也在快速向可再生能源裝機轉變。據有關數據顯示，到2030年，“一帶一路”國家新增煤電裝機差不多會有7億千瓦，但新增可再生能源裝機會達到20億千瓦。袁家海分析，在這個過程當中，印度、東南亞和獨聯體國家對於煤電需求相對比較多，可再生能源需求呈現出區域分布更加廣泛的局麵，歐洲、印度、非洲、東南亞國家，需求潛力都非常大。
“近四年來我們對外投資主要在9個國家，一共有40個項目。對於東南亞主要投資領域是在煤電和水電，南亞國家主要是風電和煤電。工程承包方麵共投資有295個項目，分布於40餘個國家，在東南亞地區是以傳統煤電水電為主 。”據電力國際產能合作企業聯盟統計專職副秘書長祝慧萍介紹，近年來電力發電裝機容量逐年下降，棄風棄光的狀況加劇，中國電力企業也逐步在尋求到海外市場開拓。
依據《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見》，“一帶一路”建設和周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有利於國內優勢產能、優質裝備、適用技術輸出，境外油氣、礦產等能源資源勘探和開發都是鼓勵審慎開展對外投資的領域。
就在“走出去”成為行業機遇的同時，一些項目也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難題。
NGO組織綠色流域發起人於曉剛曾經去東南亞實地調研過一些能源項目。緬甸密鬆水電項目自2011年擱淺至今。該項目當時以“破壞自然環境”“可能出現潰壩”“企業社會責任不達標”等因素被指責，並且被認為是停建原因。於曉剛認為這是因為和當地社區溝通不夠，並且當時企業界也基本沒有社會環境風險管理的考量。
甚至，多邊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的項目也不能避免擱淺。“有一個天然氣發電項目，用的是緬甸工業部的地，但這塊地是工業部在軍政府時期以很低的價格占用，現在當地提高了社會和環境意識與標準，因此要求補償。”
創綠研究院主任白韞雯表示，如果去海外投資的企業在環境方麵產生了問題，那影響範圍甚至會不僅僅局限於環境風險。
“從全球的PM2.5分布圖來看，大部分‘一帶一路’國家所麵臨的環境約束比中國還要嚴峻，無論是從水資源壓力，無論是從空氣質量約束來說，都是全球水資源緊張、空氣汙染嚴重的集中地。”袁家海表示，因此能源合作尤其是煤電合作時，要充分考慮環境風險。
投資策略需著眼長遠
隻是，現實是一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環境法律和標準並不健全，例如緬甸沒有專門的法規來管理空氣和水汙染，也沒有相關質量標準和汙染物排放標準。而同時，也有一些國家的環保標準高於我國標準，例如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的水質標準高於中國，東盟多國水中重金屬控製標準非常嚴格。
“現在企業的解決方案就是：投資首先遵循當地環保標準，如果沒有，那麼就比照國際上比較先進的標準。”一位在中東投資的光伏企業老板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
在此次多部門提出的《倡議》中，強調通過金融手段的約束，對外投資機構應積極采用綠色債券、綠色資產ABS(資產證券化)、碳收益抵押融資等綠色融資工具以及綠色產業基金為項目籌集資金，支持綠色金融市場和綠色金融產品的發展，尤其強化綠色融資工具所要求的環境信息披露和內部流程，發揮第三方機構在綠色融資過程中對強化項目環境風險管理的倒逼機製。
“我們對外投資的金融機構和企業必須要認真研究當地環境法律法規，必須要充分認識和分析他們所在行業的環境風險，包括對大氣、水、碳排放、土壤、森林等等影響，要充分利用第三方機構，包括NGO，專業的力量來幫助評估和管理風險，要充分利用新的綠色金融的工具，包括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等等，幫助識別和管理環境風險。”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表示。
目前，中國提出推動金融機構開展環境風險分析和改善環境數據可獲得性的倡議，寫入了《G20漢堡行動計劃》。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殷勇對媒體表示，中國是首個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綠色金融政策體係的經濟體。未來，中國將繼續大力推動綠色金融領域的國際合作，推動“一帶一路”投資綠色化。
未來對於綠色合作的追求，可能從一開始的項目確定就已經開始。
“一些煤電大國，像印度這樣的國家，我們可以考慮通過政策共商的方式引導技術升級，淘汰落後技術，提高能效標準。在很多不發達的”一帶一路“國家，本身電網設施是非常薄弱的，在這種情況下，以因地製宜方式開發一些分布式電力解決項目，對於促進這些國家電力基礎設施提升有非常大的幫助。”袁家海表示。
創綠研究院項目主管郭虹宇表示，從“一帶一路”純投資風險角度來看，《巴黎協定》已經製定了一個長期目標，這預示著未來政策的約束會越來越強，投資決策需要把這些政策因素考慮進來，識別這些“一帶一路”國家環境與氣候風險，並且了解到帶路投資的優先領域，避免投資一些高耗能的行業。這類項目可能會導致當地國家的碳排放超出承諾的範圍。隨著未來當地國家的環境或者氣候政策的收緊，麵臨提前退役，或者成本無法收回的情況。
“以印度為例，如果繼續執行當前的碳排放情景，到2030年它的總排放會從現在的20億噸增長到40.5億噸，這會顯著超出它的承諾目標，也就是不超過38億噸排放的約束。印度現在年用電總量約為1.3萬億千瓦時，差不多是中國五分之一左右，人均年用電量不超過800千瓦時。預計到2030年總發電量可能達到2.3萬億千瓦時，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印度在電力部門推行清潔煤電、可再生能源，實現減排5億噸的話，基本上就可以比較好的實現承諾的減排目標。”袁家海表示。
“我們需要識別出每個國家電力投資的上限或者約束，並且作為它的基準線。”郭虹宇表示。
而要做好環保工作，公眾感受不可忽視。“現在國內的一些機構和部門做了很多國家層麵的投資風險研究，但更多聚焦於政治經濟文化，基本沒有針對環境和社會、第三方機構、社會組織的現狀評估。這使得中國企業以為走出去還和在國內一樣，政府同意了就可以做。”白韞雯表示，實際上還需要和利益相關方進行溝通，征求社區和居民的意見，對於環境標準比中國低的國家，要參考國內現有高耗能產業的排放標準、輸出高標準，打消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倡議的顧慮。
(原標題：海外投資如何謀“雙贏”？風險管理倡議關注環境風險)
最後更新：2017-09-24 00:3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