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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为什么要褒李贬杜？

因为初代不喜欢杜甫，所以杜甫必须不要脸啊！ 《毛泽东晚年的诗情与政见》陈东林： 在1957年与臧克家、袁水拍等诗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已表示过对李白的欣赏，对杜甫的贬抑：“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黑杜甫，赞李白这事儿，起头的并非郭沫若。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整风、反右、大跃进，在这后，文化界自然也刮起了一股妖风，也要颂扬“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 由于毛泽东喜欢三李而不喜欢杜甫和白居易，因此他们把杜甫和白居易提溜出来批判了一番，尤其是杜甫，多次被编排，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知识分子能有好人么？ 没好人。

到了文革，政治风向又变了，不再结合了，改批斗了。知识分子就成臭老九了，需要彻底摒弃了。郭沫若创作的《李白与杜甫》（1971），就在这个时期。杜甫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自然要划清界限，深入批判。 这下杜甫可就惨了，以至于杜甫这辈子干什么都是错的，不仅说任何一句话是在放屁，写任何一首诗是在放屁，就连眼见百姓受苦，想要号召国家减租减税，想要让百姓都过好日子，也都成了放屁。至于具体是怎么骂杜甫放屁的，主要是抓住杜甫光说不做这一点来讲的，还住三重茅的房子，说明杜甫是个反革命。 杜甫容易吗？ 杜甫不容易啊，穷了一辈子，到最后终于吃了一口饱饭，是被撑死的啊！现在有北漂，古时候有长漂（长安）、金漂（金陵）等吗？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 豆子的回答 但这些都不用管了。 既然黑，就往死里黑。 郭沫若未必有多恨杜甫，他是怕自己被批斗，因为一旦被发现不革命，有右倾，不崇拜，就不只是拉黑，而是毙命了。郭沫若为了保全自己，结果用力过猛，形成了跪舔之势。说用力过猛，这是真的，因为郭沫若的马屁连毛泽东本人都有点儿受不了。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褒扬李白的部分挺好的，写杜甫就不行了，开启满嘴胡吣模式，双重标准外加诛心之论。得出的结论，无非是杜甫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胆小鬼，心肠坏透了，我们应该站起来揭发他、批斗他。 文革期间都是怎么揭发人的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郭沫若是怎么揭发杜甫的： 诗人说他所住的茅屋，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来说，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比住瓦房来还要讲究，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 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儿子却是娇儿。

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比他穷困百倍。异想天开的“广厦千万间”的美梦，是新旧研究专家们所同样乐于称道的，以为“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或者是“这才足以代表人民普遍的呼声”。 其实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大撒，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者“人民”呢？农民的儿童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里吗？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 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喜欢，自己就住破屋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所谓“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只是一些士大夫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 建国后的各种政治清洗，实则是公权的一次洗粉行为，留下的基本都是脑残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伪残粉，他们并不相信自己嘴里说的话，内心保持十二分的清醒，在清醒之中，干些指鹿为马的自保。

我以前也鄙夷过郭沫若，但渐渐明白了他为什么这样做，也隐约觉得，站着说话的确是不会腰疼的。当时具体的情况和有多少无奈，可以参看周国平写的《岁月与性情》之《北大岁月·郭世英之死》。 最后，关于郭沫若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要引一段《岁月与性情》中的《前海那座深院》的内容： 毛泽东诗词是当时的热门，我曾两次听郭老讲解。一次是为我办的专场，我请教，全家旁听。我请教的是《清平乐·会昌》，问他如何理解“莫道君行早”这一句里的“君”，是否有所喻指。他答：“我看不出来。”我说：“可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君’是指西方帝国主义。”他说：“那太牵强了。”我翻开一本资料，指给他看，正是他自己曾经提出过这种说法。他立即快活地大笑，全体在场的人也大笑。 如此说来，他只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的人罢了。

最后更新：2017-08-20 1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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