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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為什麼要褒李貶杜？

因為初代不喜歡杜甫，所以杜甫必須不要臉啊！ 《毛澤東晚年的詩情與政見》陳東林： 在1957年與臧克家、袁水拍等詩人的談話中（毛澤東）已表示過對李白的欣賞，對杜甫的貶抑：“杜甫的詩，有好的，大多數並不怎麼樣。”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黑杜甫，讚李白這事兒，起頭的並非郭沫若。建國後的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整風、反右、大躍進，在這後，文化界自然也刮起了一股妖風，也要頌揚“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 由於毛澤東喜歡三李而不喜歡杜甫和白居易，因此他們把杜甫和白居易提熘出來批判了一番，尤其是杜甫，多次被編排，變成了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 知識分子能有好人麼？ 沒好人。

到了文革，政治風向又變了，不再結合了，改批鬥了。知識分子就成臭老九了，需要徹底摒棄了。郭沫若創作的《李白與杜甫》（1971），就在這個時期。杜甫作為“知識分子”的代表，自然要劃清界限，深入批判。 這下杜甫可就慘了，以至於杜甫這輩子幹什麼都是錯的，不僅說任何一句話是在放屁，寫任何一首詩是在放屁，就連眼見百姓受苦，想要號召國家減租減稅，想要讓百姓都過好日子，也都成了放屁。至於具體是怎麼罵杜甫放屁的，主要是抓住杜甫光說不做這一點來講的，還住三重茅的房子，說明杜甫是個反革命。 杜甫容易嗎？ 杜甫不容易啊，窮了一輩子，到最後終於吃了一口飽飯，是被撐死的啊！現在有北漂，古時候有長漂（長安）、金漂（金陵）等嗎？他們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 豆子的回答 但這些都不用管了。 既然黑，就往死裏黑。 郭沫若未必有多恨杜甫，他是怕自己被批鬥，因為一旦被發現不革命，有右傾，不崇拜，就不隻是拉黑，而是斃命了。郭沫若為了保全自己，結果用力過勐，形成了跪舔之勢。說用力過勐，這是真的，因為郭沫若的馬屁連毛澤東本人都有點兒受不了。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中，褒揚李白的部分挺好的，寫杜甫就不行了，開啟滿嘴胡唚模式，雙重標準外加誅心之論。得出的結論，無非是杜甫是徹頭徹尾的偽君子，膽小鬼，心腸壞透了，我們應該站起來揭發他、批鬥他。 文革期間都是怎麼揭發人的呢？ 我們不妨來看看郭沫若是怎麼揭發杜甫的： 詩人說他所住的茅屋，屋頂的茅草有三重。這是表明老屋的屋頂加蓋過兩次。一般來說，一重約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這樣的茅屋是冬暖夏涼的，有時比住瓦房來還要講究，茅草被大風刮走了一部分，詩人在怨天恨人。 使人吃驚的是他罵貧窮的孩子們為盜賊。孩子們拾取了被風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多少呢？虧得詩人大聲製止，喊得“唇焦口燥”。貧窮人的孩子被罵為盜賊，自己的兒子卻是嬌兒。

他在訴說自己的貧困，他卻忘記了農民比他窮困百倍。異想天開的“廣廈千萬間”的美夢，是新舊研究專家們所同樣樂於稱道的，以為“大有民胞物與之意”，或者是“這才足以代表人民普遍的唿聲”。 其實詩中所說的分明是“寒士”，是在為還沒有功名富貴的或者有功名而無富貴的讀書人大撒，怎麼能夠擴大為“民”或者“人民”呢？農民的兒童拿去了一些被風吹走的茅草都被罵為盜賊，農民還有希望住進廣廈裏嗎？那樣的“廣廈”要有千萬間，不知道要費多大的勞役，詩人恐怕沒有夢想到吧？ 慷慨是十分慷慨，隻要天下寒士皆大喜歡，自己就住破屋子凍死也不要緊。但如果那麼多的廣廈真正象蘑菇那樣在一夜之間湧現了，詩人豈不早就住進去，哪裏還會凍死呢？所謂“民吾同胞，物為吾與”的大同懷抱，“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契稷經綸，隻是一些士大夫的不著邊際的主觀臆想而已。” 建國後的各種政治清洗，實則是公權的一次洗粉行為，留下的基本都是腦殘粉。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偽殘粉，他們並不相信自己嘴裏說的話，內心保持十二分的清醒，在清醒之中，幹些指鹿為馬的自保。

我以前也鄙夷過郭沫若，但漸漸明白了他為什麼這樣做，也隱約覺得，站著說話的確是不會腰疼的。當時具體的情況和有多少無奈，可以參看周國平寫的《歲月與性情》之《北大歲月·郭世英之死》。 最後，關於郭沫若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要引一段《歲月與性情》中的《前海那座深院》的內容： 毛澤東詩詞是當時的熱門，我曾兩次聽郭老講解。一次是為我辦的專場，我請教，全家旁聽。我請教的是《清平樂·會昌》，問他如何理解“莫道君行早”這一句裏的“君”，是否有所喻指。他答：“我看不出來。”我說：“可是，有一種說法認為，‘君’是指西方帝國主義。”他說：“那太牽強了。”我翻開一本資料，指給他看，正是他自己曾經提出過這種說法。他立即快活地大笑，全體在場的人也大笑。 如此說來，他隻是一個被時代裹挾的人罷了。

最後更新：2017-08-20 1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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