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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場最振奮人心的投資故事：中國消費
中金近日的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全球貿易影響與日俱增，目前已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美國二戰後取代英國成為第一大進口國，現在仍然領先。今年以來，中國進口加速。預計中國有望在五年內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進口國。隨著中國經濟結構進一步向消費傾斜，中國將進口更多消費品。“中國消費”將會是未來一段時期全球市場上最振奮人心的投資故事。
而李迅雷的分析報告則指出，盡管中國的出口占全球出口額的比重2016年就已經超過13%，但進一步研究發現：盡管中國出口的全球份額不斷提高，但出口產品的國內增加值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卻明顯偏低，問題究竟出在哪裏？為此，特從R&D投入角度去發現結症所在。
中金宏觀的觀點
中國已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中國加入WTO後，貿易占全球比重加速上升。2009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2016年出口2.1萬億美元，占全球出口13.5%。中國目前仍是全球第二大進口國，2016年進口1.6萬億美元，占全球進口9.9%，低於美國的2.2萬億美元。
今年以來，中國進口增速再次加快。過去幾年中國進口增速放緩。但今年以來，隨著國內經濟企穩回升、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反彈，中國進口增速大幅回升。年初以來，中國進口同比增長17.2%，比美國進口增速6.8%高10多個百分點。中美進口差距再度縮小。
中國有望在五年內成為全球第一大進口國。過去十年，中國進口年均增速比美國快6個百分點左右。基準情形下，我們假定2018年中美進口增速仍相差6個百分點，之後每年縮小0.15個百分點，那麼中國將在2022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進口國。保守情形下，如果中美進口增速差從4個百分點開始遞減，中國將在2025年成為全球第一大進口國。
中國對外貿易不平衡程度減輕。最近兩年，中國貿易順差出現回落。我們預計2017年貨物貿易順差占GDP比重降至3.4%左右的曆史平均水平，貨物和服務貿易順差占GDP比重可能降至1%左右的曆史低位。未來幾年進口增速可能仍然超過出口，中國對外貿易不平衡程度有望繼續緩解。
中國進口對全球影響廣泛。中國進口地區分散度高於美國。中國是41個國家和地區的第一大進口國，超過美國的36個。中國對亞洲、非洲、大洋洲進口份額超過美國，對南美和東歐進口份額也超過美國。
中國進口結構變化印證了“中國製造”的崛起。隨著中國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中國進口中原材料和零配件比重上升。中國目前是鐵礦石、原油、大豆、銅、棉花、皮革等原材料，以及集成電路、液晶麵板等零配件的第一大進口國。中國消費品進口占全球份額總體上低於原材料和零配件進口份額。
中國將在全球貿易中更多地展現出“中國消費”的一麵。過去十年，消費品占中國進口產品比重開始回升。從美國和日本曆史看，它們在與中國當前收入水平相近的時期也經曆了消費品進口比重的上升。隨著中國經濟結構進一步向消費傾斜，中國將進口更多消費品。“中國消費”將會是未來一段時期全球市場上最振奮人心的投資故事。
李訊雷等研究分析
主要觀點：
一、研究發現，出口產品的國內增加值偏低，折射出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垂直分工”地位仍舊偏弱。(1)中國出口產品國內增加值占比，不僅低於日本、美國、德國等成熟的製造業發達國家，而且低於印度等新興國家。(2)從細分項目看，盡管我國的計算機、通訊設備等出口份額快速上升，然而，與美國、日本、德國相比，我們計算機、電子、光學設備以及電子機械和設備等行業的國內增加值份額占比仍舊處於弱勢地位。
二、基礎研究支出占比不高可能是製約著出口產品的增加值提升的主因。(1)中國研發投入強度，尤其是基礎研究金額的投入占比與美日等製造國家有較大差距。(2)中國的應用型學科研發投入較多，相反，基礎性學科研發投入較少。(3)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基礎研究投資主體單一化，企業基礎研究投資比例不高，不利於科技創新的活力與持續。(4)研發投入效率不高對中國出口競爭力提升形成拖累。
三、與美日相比，中國風險投資對企業研發的作用有限。(1)從R&D與中小企業風險投資的占比看，中國與美國、日本存在較大差距。這一差距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中國的研發效率主要集中在大型企業的貢獻。(2)從風險投資的行業來看，美國主要將風投資金投向軟件技術、生物技術等行業，而中國的風險投資主要在互聯網領域。互聯網+房地產、互聯網+金融等商業模式的投資分散了企業的研發資源。
我國出口產品真的走向高端了嗎？
縱向看，過去的二十年，中國製造業的出口競爭力有較為明顯的提升。從出口結構來看，紡織製品、鞋、傘、帽等勞動型密集產品、賤金屬等資源性密集產品出口占比均出現回落，相反，機電音像設備、運輸設備等工業製成品出口占比均出現回升。其中，機電音像設備的改善最為明顯，從1995年的18.6%上升至2016年的42.39%，反映出中國製造業出口結構出現改善。
橫向看，中國製造業出口的快速發展一定程度上對日、韓、台的出口形成擠占。這種此消彼長的關係廣泛出現在日、韓、台的多個傳統製造業優勢項目上，如通訊設備、電氣設備、手機、半導體等。2006年至2015年，中國在通訊設備、手機、電腦、電腦配件領域對美大量出口，在美國的進口份額比重的上升幅度均超過10%，分別達到了19.33%、14.29%、17.81%、10.59%，日、韓、台則相應下降。
然而，通訊設備、手機、電腦的大量出口真的等同於我們製造業的生產技術可以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抗衡嗎？我們不妨用出口總值國內增加值占比來觀察中國出口的競爭能力。
出口產品國內增加值占比偏低折射出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垂直分工”地位仍舊偏弱。從橫向看，據OECD的估算，中國出口總值中國內增加值為67.8%，而同時期的日本、美國等成熟的製造業發達國家分別達到了85.3%、85%，以色列、印度也達到了74.7%、75.9%的高位。
從細分項目看，盡管我國的計算機、通訊設備等出口份額快速上升，然而，與美國、日本、德國相比，中國的計算機、電子、光學設備以及電子機械和設備等行業的國內增加值占比仍舊處於弱勢地位。從主要的出口交易對象看，中國的電氣、電子設備除了大量出口至美國，而且有相當部分輸送至日本、韓國等發達製造業國家。因此，這也從側麵反映出，我們所賺取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金額，更多集中在加工組裝環節，而非核心技術研發與生產環節。
以蘋果公司的手機為例，iPhone產品的研發、設計在美國完成，處理器與存儲芯片來自韓國，觸控麵板、顯示器來自日本。此外，歐洲的德國、荷蘭等公司也提供了其他主要的零部件，最終，在中國組裝之後再出口至蘋果公司。邢予青等(2011)對iPhone的生產成本進行分解，指出從價值增值的角度中國廠商僅貢獻了iPhone總價值的3.6%；董虹蔚等(2017)的估算認為，一部iPhone手機的總價值中，僅有1.8%的價值來自中國，並且蘋果公司對整個價值鏈的分配有著絕對的控製權。
基礎研究支出占比過低製約出口產品附加值提升
研發投入是影響一個國家科技創新的重要動力，具體又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實驗發展三個方麵。其中，基礎研究是為了揭示客觀事物的本質、運動規律，獲得新發展、新學說而進行的實驗性或理論性研究。
應用研究是為了確定基礎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為達到預定的目標探索應采取的新方法或新用途。
試驗發展則是利用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實際經驗所獲得的現有知識，為生產新的產品、材料和裝置，建立新的工藝，以及對已產生和建立的上述工作進行改進。因此，基礎研究不僅是應用研究的先決條件與催化劑，也是中國產業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的源泉。
研發經費尤其是基礎研究支出占比不高製約著中國出口產品的增加值提升。盡管我國研發經費的占比不斷提升，然而研發投入強度與美國、日本、韓國等重要的製造業大國相比，仍有著明顯的距離。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研發投入占比主要在工藝改進的應用製造環節，2015年基礎研究占比僅為5.1%，遠低於美國、日本等國家，這也就意味著製造業產業升級後勁不足會拖累出口產品增加值的提升。
我國應用型學科研發投入較多，基礎型學科研發投入較少，不利於基礎研究知識的積累與創新。從投入金額角度看，2015年我國電子通信的科研投入金額最高，達到264.02億元，占比17.44%，農學投入也高達49.5億元，相反，基礎醫學、力學、數學等基礎性學科僅投入了9.88億元、2.56億元和2.13億元。從研發投入的人員來看，電子通信和農學的資源優勢更為明顯，分別為全部人力投入的15。。39%與8.12%，遠遠高於數學(0.28%)、力學(0.19%)、基礎醫學(0.92%)等學科。
資源在不同學科的錯配亦有可能是形成不同行業非均衡發展的重要推手。隨著大量的資源流向電子通信行業，在推動華為、中興等一批企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隱藏了巨大浪費的風險。例如5G技術的快速發展，有可能導致前期3G、4G的大量的研發投入轉變為沉沒成本。農業同樣占據了國家大量的科研資源，然而由於農業屬於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行業，同質化競爭情況較為突出，隨著勞動成本的上漲不斷對資本回報進行壓縮，中小企業轉移、退出的現象在所難免。
基礎研究投資主體單一化，企業基礎研究投資比例不高，不利於科技創新的活力與持續。從世界範圍來看，許多發達國家基礎研究的投資主體都十分多元化。以美國為例，據《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的統計，2013年美國基礎研究投入804.6億美元。其中，企業投資212.13億美元，占比26.4%；聯邦政府投資378.26億美元，占比47%，此外非盈利組織、大學的占比也達到了2.9%、11.7%。
相反，我國的基礎研究主要依賴於政府的投入，投資主體十分單一。由於目前我國尚未有對基礎經費來源的持續統計，朱迎春(2017)根據全國財政指出數據與基礎研究經費統計數據，測算出我國基礎研究經費中政府承擔了98%的經費，企業資金僅占2%，遠低於美國的企業投資占比。
與此同時，政府的引導有可能會“適得其反”。雖然近年來我國政府持續通過科技基金、創新獎勵等形式加大對研發活動的引導與支持，但是現實中，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這種引導促使一些企業通過尋租或者謀取稅收優惠進行低質量、低效率的“策略性創新”，甚至政府對科研機構的投入，無形中擠占、抬升了企業獲取相關資源的成本。因此，調整基礎研究投資結構對於改善我國的基礎研究投入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此外，研發投入效率不高對出口競爭力提升形成拖累。我們用每單位研發費用在出口份額的比例作為衡量研發投入效率的一種指標。計算發現，美國與日本的研發效率相對平穩，相反，中國的研發效率在過去的二十年出現小幅下滑。這也與我國出口產品附加值仍然集中在組裝加工環節的事實相對應。
中國風險投資支持企業研發作用有限
與美日相比，風險投資的技術效率有待提升。由於企業資金是R&D投入的主要來源，而風險投資又對於激勵企業創新有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R&D投資與中小企業風險資本的比例來衡量不同國家風險投資的技術效率，根據我們的估算，中國的中小企業風險資本技術效率遠低於美國、日本。這樣的差距也從側麵體現出中國在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背景下，研發效率主要集中在大型企業的貢獻。
從美國與中國風險投資的行業比較看，2015年美國風險投資行業占比最高的是軟件技術，占比達到40%；2016年中國的風險投資行業占比最高的則是互聯網，達到24.48%。然而，互聯網行業作為推動資本市場發展的領軍力量，是否可以代表我們企業研發技術投入快速上升呢？
從細分項目來看，2016年中國的電子商務、行業網站、網絡視頻等子項占比遙遙領先。從技術研發角度來看，電子商務是以信息網絡技術為手段，以商品交換為中心的商務活動。行業網站作為提供設計服務的平台，其技術支撐主要依賴於強大的搜索引擎。網絡視頻依賴獨立的播放器，網絡社區是以成熟社區為內容的大型規模性局域網。整體而言，盡管它們都還有需要完善的空間，但是這些行業已慢慢步入成熟階段。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互聯網其它這項，受益於以“鏈家”為代表的互聯網+房地產、互聯網+金融等融合性企業的優秀融資業績，2016年它的融資在所有行業中占比33.08%，穩居榜首。從側麵說明雖然人工智能、智能製造、分享經濟等已成為互聯網行業技術發展的熱點領域，但是純商業模式的投資仍然占據較大的比例。
結論和建議
近年來，隨著中國出口份額的快速上漲，尤其是高技術產品出口金額的持續上升，一些研究認為中國出口競爭力逐步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中國的研發投入已經基本實現了從技術引進向自主創新的轉變。但被掩蓋的問題依然十分嚴峻：
(1)與出口份額增加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出口產品的國內增加值偏低，折射出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垂直分工”地位仍舊偏弱。
(2)進一步看，R&D中基礎研究支出占比不高製約出口產品附加值提升。這種結構性差異不僅表現在與發達國家相比，基礎研究投資金額的占比偏低，學科分布的差異化明顯，而且體現在基礎研究的經費單一，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企業投入不足。
(3)此外，由於中國的互聯網+房地產、互聯網+金融等純商業模式的投資占據相當大的比例，風險投資對企業研發支撐的作用有限，同樣影響了企業的研發效果。
為了我們避免陷入“引進——改進——再引進”的低技術水平循環，降低對海外核心技術的依賴，政府部門應該從以下幾方麵尋求突破：
(1)從健全知識產權保護法規入手，引導企業重視基礎研究，拓展基礎研究的經費來源。
(2)從基礎研究知識儲備的視角，引導研發投入在基礎學科上的積累，避免資源蜂擁的流向見效快的熱門應用學科，防止資源的錯配與浪費。
(3)從企業融資的角度，積極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改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引導風險投資回歸實體，深化金融體製的改革。
(責任編輯：DF134)
最後更新：2017-12-05 14:3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