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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最大的担忧是什么？生意做大了不一定是好事

坐拥4000亿美元市值，腾讯的掌舵者马化腾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前两年他说，“越来越看不懂年轻人的喜好，这是自己最大的担忧。”

用户的需求和喜好瞬息万变，95后、00后人群的需求是什么？“包括微信，没有人保证一个东西是永久不变的，因为人性就是要不断更新，可能你什么错都没有，最后就是错在自己太老了。”

在扑朔迷离的变化年代，这一句“错在自己太老了”，成了不折不扣的金句。

然而，经历了2017年的“王者荣耀”风波，以及数字内容监管的从严从紧，马化腾会不会有一些新忧虑？

作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具世界声誉的一位，马云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网上有一句真假莫辨的“马云说”——“我担心我们这么努力，最后所挣的钱都是医药费”。

而从公开讲话看，马云最大的担忧可能来自支付宝。2015年冬季达沃斯，他对美国脱口秀主持人查理·罗斯说了这么几段：

“对电子商务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最开始（创业的）三年，阿里巴巴只不过是信息交换的在线市场，看看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双方谈了很久但却迟迟不能交易，因为无法支付。

“我也跟银行谈过，但银行都不愿意做，觉得这肯定做不起来。因此，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如果我自己做支付体系，这是违反中国金融法律规定的，我没有执照，但我如果不做，那么电子商业就没有前途。

“当时我来到了达沃斯，听了许多人对领导力的阐释，领导力也意味着责任，在听了那场讨论之后，我立刻给在杭州公寓里办公的同事打电话，‘现在就开始做，如果将来要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开心，要有人去坐牢，我马云愿一力承担。’”

在支付宝成长过程中，马云不止一次说压力很大，有人说阿里巴巴在做金融，金融就是政治，“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不做，将对国家有害，对行业有害。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支付宝，我想都不会想，会在1秒钟内把支付宝送给国家。”

2013年，当时的支付宝总裁邵晓峰说，支付宝在中国诚信体系的建设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阿里巴巴集团高层在内部讨论时基本达成共识，如果政府需要，支付宝随时可以送给国家，但基于银行有各自的利益考虑，支付宝不能送给银行。

支付宝诞生后的主要压力，是能不能健康活下来。可能谁都没想到今天，支付宝已如此强大，中国移动支付更在全球遥遥领先。

但马云的担忧，可能丝毫未减。

在最近关于“网联”、关于“无现金社会”的众声喧哗中，这个去年在天上飞了800次、奔波在33个国家和地区、不算闭门会议和坐着发言的公开演讲差不多100场的超人，一直沉默不语。

以支付宝为基础的蚂蚁金服就像马中赤兔，很明显，今天有一种力量试图使它易于控制一点，看得清楚一点。

支付宝有什么错吗？没有。政府有什么错吗？没有，没有政府的包容与支持，支付宝不会像今天这样风驰电掣。

可是，有一些深刻的变化，哪怕微妙，还是在发生。

变化的核心，是新经济领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开始提高。

观察中国经济的历史，会发现，那些蓬勃发展、具备新动能的经济，除了拜技术创新之所赐，在很大程度上要倚重制度性交易成本低。不过，“低”不是一劳永逸的，从“低”到“高”是会变化的。

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一系列和市场准入、行政许可、监管规制、政策调控、监督检查等相关的成本，是企业自身努力所无法降低的。新经济因为“新”，原有的法律、规制、调控工具少，所以制度性交易成本天然就低。而在诸如传统产业改造、实体经济转型等领域，因为企业附着在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上，要转身，要脱胎换骨，总是举步维艰。

直到今天，政府强调的重点仍是“大道至简”，顺势而为，不用“老办法”管制“新业态”，但有迹可循的是，原来处于制度性交易成本“洼地”的那些领域，具体管制正在添加而不是减少。有的添加可能是临时性的，有的则具备结构化和长期化的特征，后者强调的重点，往往不是最高的效率，而是要调和不同人群的差异。以现钞问题为例，政策底线是那些“技术弱势群体”也能得到普惠待遇，哪怕这种待遇加强了对传统路径的依赖。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社会。对支付宝来说，可能你什么都没错，错在跑得太快了。而公共政策不仅是关于创新与效率的安排，也是关于社会均衡的安排。如果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提高乃至刚性化，有助于社会均衡，那为政者就会坚持下去。

马云可能并不担心阿里自身的创新能力，但他一定在思考，今天阿里所面临的不仅是奔跑的问题，还有场地、跑道、裁判、观众、温度湿度和风向等等问题。

长大很不容易，长大以后更不容易。跑得慢会被吃掉，跑得太快可能有更大烦恼。

最后更新：2017-08-20 13: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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