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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力參與全球競爭 長三角一體化打造世界級城市群
走過20多年曆程後，長三角一體化迎來一個關鍵且將會取得重大突破的發展時點。
1月12日，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在蘇州舉行，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市(省)委書記、市(省)長出席會議，就建設長三角城市群、深化區域合作機製等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13日，解放日報、浙江日報、新華日報、安徽日報頭版就此次座談會同步刊發了同一篇報道。
此次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上，三省一市達成的共識是——創新引領，攜手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為實現這一目標，各城市的定位明確為：進一步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提升南京、杭州、合肥副中心城市的國際化水平和城市首位度。
就在一個月前的2017年12月6日至7日，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履新剛剛一個月零一周，就和上海市市長應勇率領上海市黨政代表團走訪了安徽合肥、江蘇南京、浙江杭州。李強說，此次來安徽、江蘇、浙江學習考察，就是要學習借鑒長三角兄弟省市的好經驗好做法，共同謀劃做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這篇大文章。
一體化進入新階段
作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長三角對於推進一體化早有共識，也有著強大的內在驅動力。
長三角合作起源於1992年建立的長三角15個城市經濟協作辦主任聯席會議製度，1997年升格為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此後，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多次擴容，目前會員城市達30個。
上海社科院研究員鬱鴻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1992年長三角的融合度並不高，“當時開會主要是為了解決單個省市無法解決的具體問題。”
進入21世紀之後，長三角合作逐漸升級。
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認為，在經曆了近30年快速的工業化和分散經濟的發展模式之後，大約到本世紀初，沿海地區特別是長三角地區越過了經濟發展的粗放階段，需要走向經濟發展的集聚模式，這是經濟發展動力轉換的必要。
2001年，滬蘇浙三省市發起成立了由常務副省(市)長參加的“滬蘇浙經濟合作與發展座談會”製度，長三角區域合作進入了一個著眼於建立長期性、戰略性、整體性區域合作框架的新階段。
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劉誌彪說，習近平總書記早在出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就多次到上海考察發展經驗，力推長三角經濟一體化。比如2003年，習近平率領浙江省黨政代表團與上海簽署了《關於進一步推進滬浙經濟合作與發展的協議書》；隨後與江蘇簽署了《進一步加強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協議》。
2004年滬蘇浙三省市主要領導座談會製度啟動，長三角區域合作納入到最高決策層的視野。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2008年9月印發，標誌著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2009年，兩省一市吸納安徽作為正式成員出席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長三角地區合作與發展聯席會議。
合肥都市圈納入2016年6月發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下稱《規劃》)後，在國家戰略層麵，安徽正式進入長三角範圍。
在長三角逐步形成的包括決策層、協調層和執行層“三級運作”的區域合作機製之下，長三角的“同城效應”越來越得以強化。
以高鐵為例，2008年起長三角高速鐵路網建設拉開序幕，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為主要節點的高速鐵路網絡推動區域快速融合，三省一市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的“0.5至3小時”高鐵都市圈。
一體化的推進為長三角發展帶來了強大驅動力。2017年前三季度，長三角三省一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4.10萬億元，占全國的23.76%；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09萬億元，占全國的15.57%；外貿進出口總額7.46萬億元，占全國的36.76%。
長三角需要多個城市群
在長三角一體化的20多年中，各地的經濟實力也呈現了動態變化。
浙江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研究員卓勇良做的一組數據分析顯示，長三角的發展水平正在趨同，萬紫千紅取代了一花獨放。
比如，上海GDP占長三角四省市的比重，1978年為35.9%，2016年降至15.8%。
從人均GDP來看，1978年如以上海為1，江蘇為0.173，浙江為0.133，安徽為0.198，按算術平均上海人均GDP是蘇浙皖的7倍多。2016年如繼續以上海為1，則江蘇為0.839，浙江為0.735，安徽為0.344，按算術平均上海僅是蘇浙皖的1.6倍。
這種發展水平的變化，也體現在具體產業上。比如，杭州已經形成了巨大的信息經濟產業鏈。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前三季度，杭州信息經濟實現增加值2276億元，增長22.3%，占地區生產總值25.2%。
位於合肥的科大訊飛(002230.SZ)則是中國智能語音與人工智能產業領導者。2017年12月，上海市黨政代表團一行專門到訪合肥，希望科大訊飛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領域與上海全麵深化合作。
“長三角的發展形態在變化，原來是一個特大型城市帶動其他城市，現在則是其他城市與特大型城市共同發展。”鬱鴻勝說，需要樹立的一個理念是，包括杭州、合肥、南京等多個都市圈的迅速成長，對於長三角打造世界級城市群是有利的。
根據《規劃》劃定的範圍，長三角城市群擁有1座超大城市、1座特大城市、13座大城市、9座中等城市和42座小城市。《規劃》同時稱，要創造聯動發展新模式。發揮上海中心城市作用，推進南京、杭州、合肥、蘇錫常(蘇州、無錫、常州)、寧波等都市圈同城化發展。
鬱鴻勝表示，長三角城市群要攜手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就應該多中心發展，單純提高某一個特大型城市的首位度，是難以實現目標的。
“在長三角城市群中，上海的強項、地位都是無法撼動的，四地也都形成了不可替代的特色和地位。”卓勇良說，上海是長三角的知識與現代服務業高地，具有引領優勢；江蘇和浙江作為全球先進製造業高地，安徽作為長三角發展的腹地，均具有非常旺盛的知識和現代服務業的需求。供需之間互為因素，互為促進，互為相長。
對於上海來說，鬱鴻勝表示，進一步提升全球城市功能並不意味著要全麵引領，而是要前端引領，有所為有所不為，“有些領域上海要做好主角，但另外一些領域，也要做好配角。上海還要學習，學習其他地方的先進發展理念。”
在剛剛獲批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中，上海提出主動融入長三角區域協同發展，推動上海與周邊城市協同發展，構建上海大都市圈，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全球化下的城市群競爭來臨
不僅內部格局在發生變化，長三角推進一體化的外部環境也在發生變化。
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王新奎表示，目前全球經濟正麵臨再平衡，全球化也從商品的全球化進入到了創新知識的全球化，由此也帶來全球貿易與投資規則的重構。
與此同時，國家間的競爭正日益演化為主要城市群之間的綜合實力比拚。這種趨勢，推動中國要形成參與國際競爭的平台，由此，不僅是長三角，包括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體化進程也得以強力推進。
2014年2月26日，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習近平最後強調，京津冀協同發展意義重大，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要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麵。
201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又提出，“研究製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
當然，上述一體化進程已經進入了新發展階段。梳理曆年長三角合作與發展聯席會議的議題就可以看出，合作內容已經從產業轉移轉向了協同發展，合作層次也逐步深化到了體製機製的創新。
“代表中國參與全球競爭的城市群，同時又是重要的經濟增長極、世界先進製造業產業集群，這些定位長三角完全具備。”劉誌彪說。
也因此，王新奎認為，長三角城市群需要成為推進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排頭兵、凝聚創新知識全球化的橋頭堡、參與全球貿易投資規則重構的先行者。
但是，長三角的發展也存在突出矛盾。
《規劃》指出，上海全球城市功能相對較弱，與紐約、東京、倫敦等全球城市相比，上海城市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化程度不夠，落戶上海的世界500強企業總部僅為紐約的10%，外國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僅為0.9%。
同時，長三角城市群發展質量不高，國際競爭力不強。以人均GDP來看，2014年的數據顯示，長三角城市群人均GDP為13737美元，而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國中南部城市群的這一數據則分別是62030美元、67200美元、48315美元、55305美元。
也因此，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提出了多項任務，希望在強化創新驅動，共建內聚外合的創新網絡；深化實施《規劃》，促進一體發展；共建基礎設施，提升互聯互通和能源保障水平；突出先行先試，推動長三角改革開放取得新突破、建立健全更加有效的合作新機製等方麵，加強長三角合作。
鬱鴻勝表示，長三角一體化的關鍵問題是實現包容性的區域協調製度一體化。所謂的包容性，是指在這個區域，最高利益應該是區域利益，而不是地方利益。
“長三角一體化是一個內在的經濟趨勢，誰都阻止不了。政府要做的是清理那些阻礙要素流動的機製體製，一旦製度層麵完成清理，市場和企業自然會做出最優的選擇。”劉誌彪說，依托於滬蘇浙皖四地的優勢互補、產業共生，長三角將形成更強實力，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全球價值鏈競爭，並在某些環節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進而利用這些優勢吸收全世界最先進的生產要素，在城市群的平台上發展創新經濟。
(原標題：發力參與全球競爭，長三角一體化打造世界級城市群)
最後更新：2018-01-14 23:1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