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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
新华社总编室王清颖:机器人都能写稿的时代,她的每一次采访仍从握手开始
编者按:今天,记者这个职业遇到很多挑战,连机器人都能写稿了,很多采访可在虚拟世界中完成。但是,今天文章的作者——新华社总编室的王清颖却更相信面对面交谈的力量,她的每一次采访,都从握住采访对象的手开始。这种握手,有时会变成一次爱心“牵手”,让耄耋老叟圆了一生梦想;有时也可以带来一次善意接力,为基诺山区人民脱贫贡献一份力量。她用握手的小小动作,传递着记者的价值,温暖更多的人前行。
2015年9月,王清颖(右)在云南猛海县布朗山拉祜族山寨调研直过民族贫困问题。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作者|王清颖,原题《王清颖:记者,在报道中行动》,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5期
回望2015年,媒体经历着一场思想的变革,全媒体、新旧融合、互联网思维、自媒体、死亡与再生、悲观与期望,不绝于耳。而自媒体的迅速发展,让人人都是媒体,技术上不再需要精英来充当把关人。
变革总会带来伤感和泪水,蜕变才能重生。
过去一年,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创业,身边很多从事媒体的朋友,离开了曾经为理想而奋斗的媒体业,用新的价值理念取代了理想。
有人离开,但更多人选择坚守,在严冬里静待花开。
我是一名记者,每一次采访,我都从握手开始。
1
2012年初秋,沈阳,我握住了一个老工人的手,他叫吴嘉祜,当年90岁,双手粗糙、骨节大,这双手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枚国徽的铸造。这枚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已经60多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艺条件落后,吴嘉祜带着六七个人扎在车间,50多个日夜不眠不休,听到验收合格的消息时,壮的像铁塔一样的吴嘉祜哭了。
时间,慢慢地让这双手被遗忘。但个人的光荣与骄傲,始终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每天晚上七点《新闻联播》开始时,吴嘉祜都会扔下碗筷,快步走到电视机前,盯着屏幕中浮现的国徽发呆。
采访那天,正好是吴嘉祜老伴的生日,老奶奶对我说:“我生日的愿望就是让我家老头在合上眼前,能去天安门亲眼看看他做的国徽。”吴嘉祜听到不高兴了:“你和人家记者说这干啥!”
那是一个深藏功与名的年代,铸造国徽的人没有去天安门看过自己铸造的国徽。握着老人的手,我问自己:信息碎片化的现在,有多少人能注意到老人的故事?我还能为老人做些什么?
我想到了新媒体,把老人的故事发在了新华社官方微博上。当天晚上,就掀起了转发“狂潮”,很多网民为老人点赞,并要求为老人圆梦。
那年国庆节,老人在一群年轻人的帮助下来到了北京。他久久仰望着天安门上那枚国徽,那枚不再是电视屏幕里的国徽,泪水一滴两滴三滴地流进了满脸的皱纹里……
我的办法,成功了。
这就是互联网时代中国青年主流的一面:热忱,爱国,渴望参与。作为记者,唯有在报道中行动,才能把中国故事讲得深入人心。
2
我还握过一双黢黑、干瘦的手,这是新疆一位柯尔克孜族大妈的手。这双手把“中国”二字刻在了边境线无数的石头上。这一刻,就是近50年。大妈名叫布茹玛汗·毛勒朵。
那是四年前的中秋,我结束斯姆哈纳边防连的采访,见到了已经69岁的大妈。大妈所在的克州位于帕米尔高原,是新疆自然条件最艰苦的州,有1190多公里的边境线。对面就是吉尔吉斯斯坦。
大妈19岁时,学会了“中国“二字。因为当时虽有国境线,却没有界碑,为了警示村里的牧民,不要随意越界放牧,她便在石头上刻下了“中国”。后来,她明白了国境线的含义,于是越刻越多。大妈说:“这么多年了,我也记不得刻了多少石头,但只要我走过的地方,那里的石头就会被我刻上‘中国’二字。我刻的最大的石头有房子那么大,我要让路过的人都知道,这里是中国!”
采访那天,当我得知大妈是当地吉根乡小学荣誉校长时,我来到了那所小学。大妈告诉我,她想让自己的孙子长大后做义务戍边员,但不能和她一样没有文化。可是乡里的小学条件有限,让孩子们看看外面的世界很难。
于是,我和远在北京的同事们一起开始多方联系,最后联想集团愿意给吉根乡小学赠送电脑。我们还策划了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电话连线,让柳传志和吉根乡小学的孩子们进行对话。我们将这场对话用微博直播的形式在网上呈现,获得了巨大的关注,而毛勒朵大妈的故事也在随后被更多的人知道。
那天捐赠电脑后,毛勒朵大妈塞给我一块手绢,这是柯尔克孜族老人对晚辈最好的祝福。
把新闻与行动结合起来,让我感到了作为记者的力量。在杭州,我组织“最美妈妈”吴菊萍和“当代雷锋”郭明义对话,邀请网民参加,现场感受最美的中国人;在湖北十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贯通时,我在微博上发起节水倡议,得到热烈响应……这些事情让我明白,互联网时代让新闻凝聚共识变得更加快速、便捷。
3
前不久,有个读者打来电话,说要给大凉山捐一百头猪,“因为我看到你们报道说,那里的人一年才能吃三次肉……”
2015年4月开始,我和同事一直在做扶贫报道,深入12个省份,行程数万里,走羊肠小道,爬悬崖峭壁,采访了很多以前从未有媒体去过的贫困角落。
还记得,在贵州从江县高坪小学,有151个住校生,床不够,要抽签。抽到的睡床上,抽不到的睡课桌。即使这样,他们却很知足。采访结束时,无意中看到一面残破的墙壁上,有句话,仔细看,竟然是——“万丈高楼从地起”。那一刻,我憋了很多天的泪水,夺眶而出……
在四川大凉山,推开一扇破木门,屋子被分成两半,左边是牛圈,一股刺鼻的牛粪味扑面而来,右边是人住的地方,4摞砖头上搭着一个木板就是床。锅里煮着一些土豆,这是一家5口的午餐,有的土豆已经发了芽。对他们来说,吃米饭和肉是一件奢侈的事。大米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
当下,新媒体冲击如此迅猛,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再看报纸,也不看电视,甚至也很少打开电脑,完全通过手机来获得一切资讯的时候,该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还有近8000万的穷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和听故事的受众,像生活在两个世界,我们如何向尽可能多的人,来有效地讲述这两个沉甸甸的字——贫困?记者如何在这个天翻地覆的媒体大变局中,找到坚实的存在感?
曾经有人问我,新华社每天发那么多稿子,谁会在乎你这一篇呢?
真的没人在乎吗?我想起一个故事:退潮后,无数小鱼困在沙滩上,一个孩子一条条捡起来,往大海里扔。有个大人说:这么多鱼,你扔得完吗?谁会在乎这个?孩子回答得很好:这些小鱼很在乎。
是的,会有人很在乎,比如扶贫的报道,那里的干部群众,会很在乎新华社是不是真的说出了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努力,还有他们贫困的真相。
就在我代表新华社参加2015年全国新闻界第二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前,刚结束了“直过民族”的采访,这些民族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的民族。拉祜族、布朗族、基诺族,他们没有见过记者,他们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知道,这一握的意义。
4
在西双版纳,我握住了一位基诺族80后姑娘的手,她是我的同龄人,那双手细长,却布满了老茧,像个男人。握着她的手,很心疼。
姑娘名叫车都,曾经拼命读书,想离开贫困的大山。在昆明念职高时,每次寒暑假返校,妈妈总会给她带一罐家里的腌菜。坐长途汽车十几个小时,车都怀里紧紧地抱着那罐腌菜,那是她一学期的菜,也是家的味道。
职高毕业后,车都到北京打工,成为寨子里第一个“北漂”。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车都决定参加自考。对她来说,非常艰难,累的时候,嘴里含着饭就睡着了。两年后,她如愿拿到了北京大学的自考文凭,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也收获了爱情。她很高兴很自豪:真的离开大山了,腌菜只是记忆中的味道了……
但命运无情,姐姐割橡胶时从树上摔了下来,高位截瘫,父母先后得了重病。车都的梦碎了,又回到寨子,再也没有把腌菜罐抱出大山。
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记者,她握着我的手,默默地流泪。“北京”两个字,对她,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与遥远。
然而,这个坚强的姑娘组织乡亲成立了刺绣合作社,她要把基诺族的手工刺绣传下去,但她缺资金、缺销路。
前段时间,有个做IT的企业家,辗转联系上我,说看到我的报道,想帮助车都。我俩合计用“互联网+”的思路,把车都的刺绣和当地的普洱茶结合起来,来众筹做一个旅游产品,帮助车都创业,帮助基诺山区人民脱贫。
此次扶贫调研,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国太大,国情太复杂,中国人,就像住在一幢大楼里,住在楼顶的,与住在底楼的,永远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情况。这种社会利益巨大分化之下的割裂,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真实国情,而弥合割裂、凝聚共识,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使命。
5
我们要告诉国人,一个真实的中国,固然有阴霾,有种种不如意之处,但同时有无数在默默奋斗和努力的人,他们坚信,中国会越来越好,中国梦终将实现。
互联网时代,或许有的采访可在虚拟世界中完成,但我习惯握着采访对象的手,面对面坐着。其实,媒体到今天已经没有新旧之分,互联网甚至移动互联网也不能说是新媒体,从职业的角度来看,任何岗位能够做到足够专业都是不会被市场淘汰的。传统媒体是靠新闻线索,找到新闻真相,然后用最好的文本表述进行阐释,这是一种文本表达的魅力。而新媒体就是让新闻更有价值,让发出的言论更有市场,这是一种传播的魅力。但这个时代,对于记者尤为重要的是不仅要写好报道,更应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点事情。彼此搭一把手,很可能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今天,记者这个职业遇到很多挑战,连机器人都能写稿了。但是,记者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没有变。古人苏轼说过:守其初心,始终不变。不论世事如何变迁,记者的使命没有变。让我们行动起来,让新闻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激发出更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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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17-09-01 23:5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