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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
新華社總編室王清穎：機器人都能寫稿的時代，她的每一次采訪仍從握手開始
編者按：今天，記者這個職業遇到很多挑戰，連機器人都能寫稿了，很多采訪可在虛擬世界中完成。但是，今天文章的作者——新華社總編室的王清穎卻更相信麵對麵交談的力量，她的每一次采訪，都從握住采訪對象的手開始。這種握手，有時會變成一次愛心“牽手”，讓耄耋老叟圓了一生夢想；有時也可以帶來一次善意接力，為基諾山區人民脫貧貢獻一份力量。她用握手的小小動作，傳遞著記者的價值，溫暖更多的人前行。
2015年9月，王清穎（右）在雲南勐海縣布朗山拉祜族山寨調研直過民族貧困問題。新華社記者 王全超 攝
作者|王清穎，原題《王清穎：記者，在報道中行動》，原載於《新聞與寫作》2016年第5期
回望2015年，媒體經曆著一場思想的變革，全媒體、新舊融合、互聯網思維、自媒體、死亡與再生、悲觀與期望，不絕於耳。而自媒體的迅速發展，讓人人都是媒體，技術上不再需要精英來充當把關人。
變革總會帶來傷感和淚水，蛻變才能重生。
過去一年，聽到最多的一個詞是創業，身邊很多從事媒體的朋友，離開了曾經為理想而奮鬥的媒體業，用新的價值理念取代了理想。
有人離開，但更多人選擇堅守，在嚴冬裏靜待花開。
我是一名記者，每一次采訪，我都從握手開始。
1
2012年初秋，沈陽，我握住了一個老工人的手，他叫吳嘉祜，當年90歲，雙手粗糙、骨節大，這雙手參與了新中國第一枚國徽的鑄造。這枚國徽，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已經60多年。
新中國成立初期，工藝條件落後，吳嘉祜帶著六七個人紮在車間，50多個日夜不眠不休，聽到驗收合格的消息時，壯的像鐵塔一樣的吳嘉祜哭了。
時間，慢慢地讓這雙手被遺忘。但個人的光榮與驕傲，始終以另外一種形式存在：每天晚上七點《新聞聯播》開始時，吳嘉祜都會扔下碗筷，快步走到電視機前，盯著屏幕中浮現的國徽發呆。
采訪那天，正好是吳嘉祜老伴的生日，老奶奶對我說：“我生日的願望就是讓我家老頭在合上眼前，能去天安門親眼看看他做的國徽。”吳嘉祜聽到不高興了：“你和人家記者說這幹啥！”
那是一個深藏功與名的年代，鑄造國徽的人沒有去天安門看過自己鑄造的國徽。握著老人的手，我問自己：信息碎片化的現在，有多少人能注意到老人的故事？我還能為老人做些什麼？
我想到了新媒體，把老人的故事發在了新華社官方微博上。當天晚上，就掀起了轉發“狂潮”，很多網民為老人點讚，並要求為老人圓夢。
那年國慶節，老人在一群年輕人的幫助下來到了北京。他久久仰望著天安門上那枚國徽，那枚不再是電視屏幕裏的國徽，淚水一滴兩滴三滴地流進了滿臉的皺紋裏……
我的辦法，成功了。
這就是互聯網時代中國青年主流的一麵：熱忱，愛國，渴望參與。作為記者，唯有在報道中行動，才能把中國故事講得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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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握過一雙黢黑、幹瘦的手，這是新疆一位柯爾克孜族大媽的手。這雙手把“中國”二字刻在了邊境線無數的石頭上。這一刻，就是近50年。大媽名叫布茹瑪汗·毛勒朵。
那是四年前的中秋，我結束斯姆哈納邊防連的采訪，見到了已經69歲的大媽。大媽所在的克州位於帕米爾高原，是新疆自然條件最艱苦的州，有1190多公裏的邊境線。對麵就是吉爾吉斯斯坦。
大媽19歲時，學會了“中國“二字。因為當時雖有國境線，卻沒有界碑，為了警示村裏的牧民，不要隨意越界放牧，她便在石頭上刻下了“中國”。後來，她明白了國境線的含義，於是越刻越多。大媽說：“這麼多年了，我也記不得刻了多少石頭，但隻要我走過的地方，那裏的石頭就會被我刻上‘中國’二字。我刻的最大的石頭有房子那麼大，我要讓路過的人都知道，這裏是中國！”
采訪那天，當我得知大媽是當地吉根鄉小學榮譽校長時，我來到了那所小學。大媽告訴我，她想讓自己的孫子長大後做義務戍邊員，但不能和她一樣沒有文化。可是鄉裏的小學條件有限，讓孩子們看看外麵的世界很難。
於是，我和遠在北京的同事們一起開始多方聯係，最後聯想集團願意給吉根鄉小學贈送電腦。我們還策劃了一場跨越5000多公裏的電話連線，讓柳傳誌和吉根鄉小學的孩子們進行對話。我們將這場對話用微博直播的形式在網上呈現，獲得了巨大的關注，而毛勒朵大媽的故事也在隨後被更多的人知道。
那天捐贈電腦後，毛勒朵大媽塞給我一塊手絹，這是柯爾克孜族老人對晚輩最好的祝福。
把新聞與行動結合起來，讓我感到了作為記者的力量。在杭州，我組織“最美媽媽”吳菊萍和“當代雷鋒”郭明義對話，邀請網民參加，現場感受最美的中國人；在湖北十堰，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貫通時，我在微博上發起節水倡議，得到熱烈響應……這些事情讓我明白，互聯網時代讓新聞凝聚共識變得更加快速、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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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有個讀者打來電話，說要給大涼山捐一百頭豬，“因為我看到你們報道說，那裏的人一年才能吃三次肉……”
2015年4月開始，我和同事一直在做扶貧報道，深入12個省份，行程數萬裏，走羊腸小道，爬懸崖峭壁，采訪了很多以前從未有媒體去過的貧困角落。
還記得，在貴州從江縣高坪小學，有151個住校生，床不夠，要抽簽。抽到的睡床上，抽不到的睡課桌。即使這樣，他們卻很知足。采訪結束時，無意中看到一麵殘破的牆壁上，有句話，仔細看，竟然是——“萬丈高樓從地起”。那一刻，我憋了很多天的淚水，奪眶而出……
在四川大涼山，推開一扇破木門，屋子被分成兩半，左邊是牛圈，一股刺鼻的牛糞味撲麵而來，右邊是人住的地方,4摞磚頭上搭著一個木板就是床。鍋裏煮著一些土豆，這是一家5口的午餐，有的土豆已經發了芽。對他們來說，吃米飯和肉是一件奢侈的事。大米每10天逢集時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
當下，新媒體衝擊如此迅勐，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不再看報紙，也不看電視，甚至也很少打開電腦，完全通過手機來獲得一切資訊的時候，該如何讓更多的人知道中國還有近8000萬的窮人？我們麵臨的挑戰是我們故事的主人公，和聽故事的受眾，像生活在兩個世界，我們如何向盡可能多的人，來有效地講述這兩個沉甸甸的字——貧困？記者如何在這個天翻地覆的媒體大變局中，找到堅實的存在感？
曾經有人問我，新華社每天發那麼多稿子，誰會在乎你這一篇呢？
真的沒人在乎嗎？我想起一個故事：退潮後，無數小魚困在沙灘上，一個孩子一條條撿起來，往大海裏扔。有個大人說：這麼多魚，你扔得完嗎？誰會在乎這個？孩子回答得很好：這些小魚很在乎。
是的，會有人很在乎，比如扶貧的報道，那裏的幹部群眾，會很在乎新華社是不是真的說出了他們的困境，他們的努力，還有他們貧困的真相。
就在我代表新華社參加2015年全國新聞界第二屆“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比賽前，剛結束了“直過民族”的采訪，這些民族是從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現代社會的民族。拉祜族、布朗族、基諾族，他們沒有見過記者，他們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我知道，這一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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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雙版納，我握住了一位基諾族80後姑娘的手，她是我的同齡人，那雙手細長，卻布滿了老繭，像個男人。握著她的手，很心疼。
姑娘名叫車都，曾經拚命讀書，想離開貧困的大山。在昆明念職高時，每次寒暑假返校，媽媽總會給她帶一罐家裏的醃菜。坐長途汽車十幾個小時，車都懷裏緊緊地抱著那罐醃菜，那是她一學期的菜，也是家的味道。
職高畢業後，車都到北京打工，成為寨子裏第一個“北漂”。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車都決定參加自考。對她來說，非常艱難，累的時候，嘴裏含著飯就睡著了。兩年後，她如願拿到了北京大學的自考文憑，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也收獲了愛情。她很高興很自豪：真的離開大山了，醃菜隻是記憶中的味道了……
但命運無情，姐姐割橡膠時從樹上摔了下來，高位截癱，父母先後得了重病。車都的夢碎了，又回到寨子，再也沒有把醃菜罐抱出大山。
聽說我是從北京來的記者，她握著我的手，默默地流淚。“北京”兩個字，對她，那麼熟悉，又那麼陌生與遙遠。
然而，這個堅強的姑娘組織鄉親成立了刺繡合作社，她要把基諾族的手工刺繡傳下去，但她缺資金、缺銷路。
前段時間，有個做IT的企業家，輾轉聯係上我，說看到我的報道，想幫助車都。我倆合計用“互聯網+”的思路，把車都的刺繡和當地的普洱茶結合起來，來眾籌做一個旅遊產品，幫助車都創業，幫助基諾山區人民脫貧。
此次扶貧調研，讓我深深感受到，中國太大，國情太複雜，中國人，就像住在一幢大樓裏，住在樓頂的，與住在底樓的，永遠不知道對方的真實情況。這種社會利益巨大分化之下的割裂，是我們不得不麵對的真實國情，而彌合割裂、凝聚共識，是我們必須承擔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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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告訴國人，一個真實的中國，固然有陰霾，有種種不如意之處，但同時有無數在默默奮鬥和努力的人，他們堅信，中國會越來越好，中國夢終將實現。
互聯網時代，或許有的采訪可在虛擬世界中完成，但我習慣握著采訪對象的手，麵對麵坐著。其實，媒體到今天已經沒有新舊之分，互聯網甚至移動互聯網也不能說是新媒體，從職業的角度來看，任何崗位能夠做到足夠專業都是不會被市場淘汰的。傳統媒體是靠新聞線索，找到新聞真相，然後用最好的文本表述進行闡釋，這是一種文本表達的魅力。而新媒體就是讓新聞更有價值，讓發出的言論更有市場，這是一種傳播的魅力。但這個時代，對於記者尤為重要的是不僅要寫好報道，更應該帶動更多的人，一起做點事情。彼此搭一把手，很可能就會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今天，記者這個職業遇到很多挑戰，連機器人都能寫稿了。但是，記者推動社會進步的使命沒有變。古人蘇軾說過：守其初心，始終不變。不論世事如何變遷，記者的使命沒有變。讓我們行動起來，讓新聞為國家和民族的進步激發出更強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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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2017-09-01 23:5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