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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禅为啥不退守云贵？诸葛亮犯下2大战略失误葬送蜀汉

建兴六年至建兴十二年（228至234年），诸葛亮连续发起5次大规模北伐，却屡遭挫折。有说法认为诸葛亮之所以连年“急战”，是因为担心时间拖得越长，曹魏政权将更加巩固、强大，蜀汉立国的一代军政人才（包括他本人）则会凋零殆尽，更无力北上夺取中原。

抛开大一统的观念不谈，单从维持蜀汉政权的狭隘角度来看，诸葛亮的“以攻为守”方略也存在很大问题。众所周知，古今中外历代战争最终比拼的还是实力强弱。元末群雄并起，为何只有朱元璋笑到最后？其所奉行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政策可谓决胜一招。

蜀汉政权核心控制区地理位置优越，气候适宜，拥有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早在战国年间，就经过大力开发（特别是秦巴蜀郡守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而成鱼米之乡，为秦军武力扫平6国提供了充足军粮保障。

然而到了诸葛亮主政时期，富饶的成都平原却没能变成蜀汉赖以争夺天下，或至少立足自保的稳固根据地。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前者不切实际的盲目北伐，令蜀汉政权元气大伤。诸葛亮主政12年，蜀汉一直处于南征北讨的战争状态（短暂和平时期也在加紧备战），大规模战争达6次之多（1次南征＋5次北伐），民众不得喘息，人口繁衍也因此受到很大负面影响。

据《三国志》和《晋书》记载，蜀汉立国42年，人口增长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政府直接掌握户籍的只有约100万人口（民众94万、军队10.2万、官吏4万）。初期2次北伐失利以后，蜀汉已暴露出军粮供应运输和士兵补充困难等致命问题，但诸葛亮仍未警醒地意识到应将国策从对外连年征战，转向内部休养生息、增强自身实力上来。

史载，诸葛亮历次北伐，都要征调蜀汉30%至50%的青壮男子从军（或当兵打仗，或充作民夫）。诸葛亮首次北伐尚能出动步骑20万之众（估计有所夸大），而7年后这一数字已锐减为10万人左右。等到诸葛亮死后10年，蜀汉一线兵力（驻守汉中）竟然只剩下不到3万！蜀汉控制区人力资源之凋敝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一意孤行北伐外，诸葛亮还有一大战略失误，就是忽视（或者说放弃）了对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的统称，汉代曾称为“西南夷”）的强化控制与深度开发，而这个问题与蜀汉的人力资源匮乏，乃至最终败亡也存在密切联系。

南中面积约占蜀汉领土的一半，是后者名副其实的“战略大后方”。因物产丰富，气候宜居，南中人口并不少，据西晋初年所作统计，该地区仅汉民（西晋时才编列户籍）就有8.4万户、约33万人，而未算入其内的少数民族人口也不会少于前者。

在生产力落后的三国时期，人口众寡直接影响着国力强弱——人多地广才有本钱发展工农业，才能养得起几十万大军和官僚集团，才能支撑数十载连绵不绝的长期战争。曹魏政权尽管人口比吴蜀雄厚得多，但在争抢人力资源方面丝毫不落下风。比如建安十二年，曹操大破游牧民族乌桓，将其治下20万胡汉民众全部迁入关内，编户齐民，使之承担赋税，同时选拔精锐骑兵加入魏军。

与蜀汉情况类似，在长达70多年的南北对抗中，东吴统治者也一直苦于人丁稀少，为此不惜派遣远征军，渡海至辽东等地掠夺人口。但远水不解近渴，相比之下，“吃窝边草”显然更容易。孙权提出“镇抚山越、讨不从命”的方针，集中国内力量，屡兴大兵讨伐山越（分布于古代长江以南，即今闽浙赣皖苏等省交界处山林地带的少数民族），将之赶出山区，迁往平原地区编入户籍。

从赤壁之战后到夷陵之战前，短短10余年间，孙权就通过数次大规模围剿，从山越掳得精兵5万之众，占到当时东吴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另据不完全统计，孙吴政权灭亡前，先后掳获20万户、80万至100万山越人，并从中选拔超过10万精兵充实军力。到西晋灭吴时，江南虽只有52.3万户、230万人口，仅为前者（443万）半数，但相比蜀汉已经强多了。

三国无义战，曹魏和孙吴政权为求生存、夺天下，无不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增加人力资源，唯独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拘泥于“和抚相安”政策，还在对南中奉行“攻心为上”的迂腐做法。实际上，诸葛亮在3次北伐后已达到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进攻顶点”——虽然取得了武都、阴平2郡，但继续进军曹魏重兵集结的关中和陇右已无可能。

然而，在缺乏劳动力和兵员的情况下，诸葛亮一面坚持穷兵黩武北伐，一面却不思通过迁徙移民、设置流官和驻军来开发南中，从当地获取劳动力发展经济以充实国力、军力。史载，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后，将主力部队撤走，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任用当地有影响的豪强充当地方官，还将一些威望较高的大姓富家提拔到中央任职。这种“代理人”管辖体制看似成本低，却后患无穷。

此举虽能暂时笼络、分化南中地方上层，推行阻力也较小，却实质上放弃了对南中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深度开发。换言之，诸葛亮只求南中别闹事，以免坏了他的北伐大计。在此基础上，如果当地豪强为表忠心，能再提供少量兵力助阵“意思一下”就更好了。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较之同时期的山越士兵占吴军很大比例（超过三分之一），蜀军里的南中劲卒有资料记载的不过“青羌万余家（户）”，所能抽调充军者不超过2万人，所占兵员比例只有10%至20%，甚至更少。粗略估算，诸葛亮对当地人力资源（按总人口70万计算）的利用率只有7%左右，远没到充分调动开发的地步。

而且，蜀汉军政人才迭代接续的难题，也可以通过征伐和治理南中得到解决。同时期的孙吴政权，就在长期的讨平山越军事行动中，既锻炼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又选拔出（或收降）陆逊、太史慈、程普、周泰、吕蒙、黄盖、蒋钦、贺齐、朱桓、吕岱等大批优秀将领，诸葛亮之侄、孙权临终时的托孤大臣诸葛恪，就是在剿抚山越的过程中因功获得擢升和重用。

比如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任命贺齐、蒋钦为指挥官，领兵数万进讨丹阳山越，贺齐趁对手夜间防备松懈，拣选轻锐猛士冒险用铁戈从隐蔽处攀上山顶，里应外合一举破敌，收降山越4万户、10余万人口。战后，孙权马上在新区设置新都郡，下辖6县，任命贺齐为太守、蒋钦屯兵驻防弹压，使东吴政令在该地区得以迅速推行和有效实施。

反观诸葛亮派驻南中的军政长官，称作“庲降（意为招徕、降服）都督”，不仅手下没多少兵马，而且对当地基本上放弃了治理开发。史载，蜀汉直到灭亡，在南中行政权也只能到郡一级，而对县级以下的基层控制力很弱。

蜀汉灭亡前夜，后主刘禅曾打算退守南中，却被谋臣谯周劝阻。后者分析指出，南中只因屈从于蜀汉兵威才不得已归附，且在诸葛亮生前就曾多次发动叛乱，根本不可能将之作为复国依靠。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诸葛亮对南中的治理并不成功。

最后更新：2017-10-13 23: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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