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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
觀點·人工智能對傳統刑法的挑戰
信息社會、大數據時代正在全麵鋪開，網絡社會加速形成，開始深度影響人類社會生產生活。而今，基於信息網絡技術形成的人工智能，已處在下一個互聯網時代的風口浪尖，對人類生產生活與交往方式產生顛覆性影響。
社會形態的大變革，使法律製度作為人類社會文明的產物，麵臨人工智能的極大挑戰。刑法是社會控製的手段，正在被純粹“物化”，成為“智能時代”與“智能人”統治與駕馭“人”的製度工具，侵蝕傳統刑法體係中“人”的主體性。同時，具有超人類屬性的人工智能隱藏不可估量的重大製度性風險，甚至直接危及人類的自身安全與主體地位。現行刑法製度的社會基礎、存在意義、任務安排、功能設定等內容，可能正在經曆一場裂變，逐漸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智能社會與刑法”。為此，當代刑法應作出敏銳的理性回答。
人工智能與傳統刑法的裂變場域
人工智能時代絕非“紙上談兵”。智能量刑、智能刑法運行體係等個別性的刑法蛻變跡象相繼出現，初步揭開了智能時代下當代刑法何去何從的麵紗。
（一）智能量刑係統的探索前景。
電腦量刑一度備受關注，我國不少地方司法機關也在試驗電腦量刑係統。在人工智能時代，借助大數據流量與智能算法，“用鼠標點擊出自動化判決”，正在超越法律經驗與人腦智力之間的技術壁壘，成為解決量刑規範化的技術嚐試，是電腦量刑的智能升級版。
2016年10月，歐洲科學家打造出人工智能“法官”，可以輔助量刑。2017年7月，我國“國雙”檢察院線產品推出定罪量刑輔助係統。根據給定資料、結合法律法規和既往案例，自動推送定罪和量刑建議。人工智能為量刑規範化注入“智能”力量，“智能化”甚至可能成為量刑公正的新評價標準。
網絡“智能犯罪”形態仍在增量，智能量刑係統的市場需求也將擴充，“智能量刑”時代或將到來。但難題在於：如何借助智能技術，將人類語言、思維、經驗等法律知識，遵循人類社會信賴的公正標準與要求，通過自動解碼，將網絡語言轉換成可以人類識別的電子信息。否則，“智能量刑”背後的“技術暗箱”操作與“流水線”生產方式，隱藏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
（二）智能刑法運作體係的孕生。
得益於司法數據公開等得天獨厚的優勢，“人工智能+法律”的應用井噴不止。在法律檢索、法律文件審核、法律谘詢等方麵，人工智能催生的“法律科技”正攪動法律服務市場，其中，智能刑法運作體係已走在前端。2016年，世界上首位人工智能律師（“協助展開法律研究的人工智能律師”）ROSS Intelligence橫空出世。我國也正在探索智能（智慧）檢務、開發智能律師係統、設立智能法院、開發智能刑事辦案係統。
當前，人工智能係統+刑法應用係統作為輔助手段，不僅可提高效率與準確度，也可通過屏蔽人情、關係等案外壓力使司法判決更符合邏輯與法條本意。但其難點在於：
（1）計算機語言與人類自然語言的無縫對接，如果計算機語言無法轉變成人類自然語言的形式，刑法的智能化意義不大。
（2）智能係統如何按照人類的思維與情感等要求定罪量刑，而非單純按照係統設定或通過學習得出標準答案，真正實現定罪量刑的智能化。
（3）對人工智能技術進行必要且有效的監管，使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具有可視化與可知性，避免“技術暴力”。
（4）對人工智能係統控製的數據、信息等進行保密，規範數據的采集、提供、存儲、使用等行為。
（5）明確智能法律體係的“法律職業人資質”問題，如是否需參加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法律職業等級認定、司法責任製等。
（三）無人駕駛與交通事故犯罪的胎變。
無人駕駛技術（汽車）是當前最成熟的應用領域。這對傳統交通事故犯罪的影響有：一是“人”已不實質參與駕駛行為，“人”作為駕駛主體虛化。“人”退居二線，使刑事責任主體無從可尋，“無行為則無犯罪”原則失靈。二是基於“允許的風險”而作出的風險分配責任體係，在智能駕駛環境下失靈。畢竟查證“無人駕駛汽車”的主觀罪過是技術上的偽命題。一律追究智能服務提供者的刑事責任，是將技術作為“替罪羊”的倒退，是過度依賴替代責任的偏執之舉。
在智能駕駛時代，交通肇事罪的行為主體由“人”全部變成潛在的“被害主體”，導致傳統的肇事者消失，一並殃及刑事歸責與製裁環節，但完全轉嫁到智能技術或智能汽車提供商顯失公平。同時，“人”脫離具體的駕駛行為，“危險駕駛人”在一定範圍已不存在，而完全是智能機器的行為，危險駕駛罪的立法基礎可能隨之動搖。單純作為允許的風險對待，雖符合“技術中立”的導向，卻縱容過高的刑法風險，忽視被害人的利益保護。為此，應明確智能汽車的使用者、所有者、提供者、製造者的責任歸屬與分配問題，而不應由某方單獨承擔替代責任。
（四）智能醫療與醫療事故犯罪的虛化。
在智能醫療技術背景下，對醫療事故罪這一典型的業務過失犯罪而言：嚴重不負責任的醫療主體可能不是具體的醫務人員，而是智能技術或智能機器人，責任主體出現模煳化；智能醫療技術內在的不確定風險是新變量，嚴重不負責任與醫療事故之間因果關係的認定更難，運用傳統的因果關係可能失效。與此同時，醫療係統加速高度智能化，使醫療人員的主導地位相對下降，智能醫療行為的可替代性增強，法定醫療主體的身份專屬性迅速下降，直接衝擊非法行醫罪的立法基礎。是否取得特定醫療職業資格的主體身份專屬性明顯淡化，智能醫療業務過失作為犯罪的處罰條件升高，“智能人”的醫療行為與醫療過失事故之間的證明難度遞增，使非法行醫罪規製難以有效介入智能醫療業務過失行為。
（五）智能創作與著作權犯罪的調試。
據報道，人工智能機器人已經可以自主創作作品，包括譜寫流行歌曲、撰寫小說、電影劇本、繪畫和生成詩篇和散文等。這使“人”是法定著作權主體的常識遭遇質疑。對於智能機器人作品的版權問題。有觀點認為，智能機器人遠未達到“人”的創作能力，無法取得著作權，可以參照職務作品或雇用作品的規定，由創製機器人的“人”享有和行使。另有觀點認為，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仍是應用算法、規則和模板的結果，不能體現創作者的獨特性，不能被認定為作品。
智能機器人可以獨立創作，使權利主體、權利形態、權利使用方式等發生變動，衝擊傳統著作權犯罪的立法基礎。比如，被害人可能是智能機器人，犯罪對象包括智能作品，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構造迥異，智能作品被侵害的危害樣態及評價標準趨於電子化。這將倒逼著作權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的網絡化調整。
人工智能與刑事歸責原則
在人工智能社會中，人與人類社會極可能麵臨重大挑戰。“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人在社會有機體中的責任”“人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等社會倫理觀或將修正。智能機器人如何兌現“自我擔責”、何者可以對“智能人”依法歸責、智能社會的“歸責意義”等更無從談起。人工智能引發傳統倫理觀的變更，對刑法的滲透與侵蝕也將進一步動搖刑事歸責體係。
在實踐中，智能機器人引發的危險行為，既包括智能係統的技術危害，也包括智能係統作為工具時被非法利用或濫用引發的危害，更包括作為獨立主體的內在風險。對於刑事歸責問題，有以下思路值得考量：
（1）技術中立原則。人工智能技術具有相對的中立性，不宜過度苛責技術的危險性。應對利用或濫用技術或“智能人”直接歸責。
（2）基於產品責任的刑法替代責任。機器人仍可以視為是科技產品，借鑒民法中的產品責任，對網絡製造者或服務提供者進行歸責，是“替代責任”。
（3）基於監督義務的業務過失責任。在過渡期人工智能仍由“人”發明與使用，製造者與使用者負有相應的監督義務，網絡監督過失的刑事歸責模式有其用武之地。
（4）基於獨立主體的罪過責任。“智能人”作為未來獨立的新型刑法主體，應對其罪過承擔相應的責任。（檢察日報 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博士後 孫道萃）
最後更新：2017-10-22 16:1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