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2      機器人

人工智能來了，別拿人文不當科學

【價值觀】傳統上，人們更願意相信自然科學是科學，而人文科學不是科學。今天人工智能來了，所有的產業討論最多的都是如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技術讓產業升級迭代。

但是，這就是真相的全部嗎？答案是否定的！之所以多數人認為 “人文不是科學”，隻是因為人文學科所涉及的領域過於複雜、變量過多、難於實驗控製。科學的目標，就是用來處理人類問題的。不是因為人文不是科學，而是因為科學的水平還未發展到能夠處理人文學科的問題的階段。

人工智能科學家、奇點大學校長庫茲韋爾明確地肯定，人工智能的下一步發展方向，就是要讓機器能夠處理諸如個人情感、社會關係、甚至人類信仰等複雜的人文問題。隻有能夠處理人文問題的人工智能，才有資格被稱為“超級智能”。

價值家認為，如果說人類麵對自然科學所采用的是各種技術模型和算法，人文學科所采用的就是更複雜更抽象的算法。

本文的幾篇文章，表達了幾位學者對於人文學科的不同態度，值得借鑒。人工智能對於人文問題處理才剛剛開始......

（一）《有信仰的大腦》

作者簡介｜邁克爾·舍默（Michael Shermer）是《懷疑論者》雜誌的出版人，他的最新著作是《有信仰的大腦》（The Believing Brain）

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用的是同一方法論

20世紀末，人文學科的風氣轉向了後現代的解構主義。人文學者開始認為根本就沒有客觀真實可以讓人探索；相信 “科學進步”這種古怪的想法，就是犯了“唯科學至上”的錯誤，應該嗤之以鼻。1996年，紐約大學的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Alan Sokal）寫了一篇廣為人知的論文，這個例子可以專門用來戳穿類似裝腔作勢的言論。

文章題目是《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解釋學》，其中充滿了後現代術語和解構主義行話，時不時還蹦出幾個科學名詞。後來索卡爾交代，這篇文章完全是他胡亂編造的。

當年這事使我立即放棄了人文學科，然而現在，我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場。今年3月，我正在歐洲宣傳新書《道德的弧度》（The Moral Arc），當時遇到了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人文教授蘭斯·博德（Rens Bod）。

交談中，博德歸納了我對科學的定義：科學於我，就是一套描述與分析的方法。它著眼於過去和現在，有時是直接觀察，有時是間接推斷。它的目的是驗證假說、建立理論。他還說，我所定義的科學，在語文學、語言學、藝術史、音樂學、考古學、曆史學和文學研究這些人文學科中也同樣適用。

後來我才想起，博德曾經轉述過意大利語文學家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的一則軼事：一直以來，天主教會都用《君士坦丁獻土》（Donatio Constantini）一書為自己從西羅馬帝國攫取的土地辯護。

然而1440年，瓦拉指出，這份拉丁語文獻是偽造的。博德解釋說：“為了推翻這份文獻，瓦拉援引了曆史、語言學和語文學的證據，還使用了反事實推理。通過文獻中的詞匯和語法建立起的證據，瓦拉試圖證明，身處4世紀初君士坦丁一世時的人，不可能以文獻中某些詞匯和語法來寫作。

比如 ‘Feudun’一詞，在後來的拉丁語中代表“封建製度”，然而這個意象在中世紀才發明，在公元7世紀之前根本不存在。”博德強調，瓦拉使用的正是科學方法：“他懷疑權威，依據事實，提出假說，秉持理性，他的推理十分抽象，甚至還使用了反事實推理。他以文本現象為證據，為譜係語文學（stemmatic philology）打下了根基。有了這門理論，我們就能從文獻的現存版本中推斷出它們最早的版本了。”

博德總結說，“所以說，抽象思維、理性、經驗主義和懷疑精神，這些不僅僅是科學獨有的利器，人文學者也曾經發明和使用過它們”。

這點為什麼值得強調？因為在生源和經費不斷從人文科係流失的今天，單單主張這個學科能夠“提高修養”，有些低估了它們的價值。博德在新作《人文學科新曆史》（A New History of the Human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也談到了相關的內容。

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聯係可以用一個德語單詞精確地概括：Geisteswissenschaften，那就是“人的科學”。這個概念涵蓋了人類所做的一切，我們對自然界提出的種種科學理論都包括其中。博德在書中反思：“人文學者常常覺得使用了經驗主義方法就是在朝科學靠攏，他們錯了：人文學者使用經驗主義其實是正本清源，是向15世紀的studia humanitatis（人文研究）回歸，當時正是經驗主義問世的年代。”

一個學者，無論在大學的哪幢辦公樓裏棲身，都是希望從更本質的角度認識這個世界，科學與人文都是如此。這也就是我所說的“scientia humanitatis”（人文的科學）了。

（二）無須為人文學科辯護！

郭英劍，男。中央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畢業於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獲博士學位，後赴美國著名的“常青藤盟校”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英語係從事博士後研究，2001年9月回國後任鄭州大學外語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創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鄭州大學英美文學研究中心”並任首任主任、首席專家。2003年，被評為“河南省特聘教授”。2005年9月，調任中央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郭英劍教授是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首批“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全國模範教師、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校級“教學名師”。是國內多所大學的兼職教授。

人文學科能拯救我們嗎？誰站出來辯護？

文學批評的領袖人物為何竟質疑人文學科的價值？誰站出來為人文學科辯護？中國語境裏，隔岸觀火還是心有戚戚焉？—— 今年9月，哈佛大學在新學期開學之初宣布，對在本科教育中施行了30年的“核心課程”進行重大調整，出台了最新的通識教育方案，並且在2009級本科生中推廣實行。哈佛（本科生）學院院長稱之為“適應新世紀的一個嶄新的培養方案”。

哈佛最新的通識教育分為8個大的學術類別：“美學與闡釋性理解”、“文化與信仰”、“經驗與數學推理”、“倫理推理”、“生命係統的科學”、“物質宇宙的科學”、“國際社會”，以及“世界中的美國”。每個大的類別提供數門乃至數十門課程供學生選修。

一般來說，通識教育要求每個學生必須從每一個類別中至少選擇一門課。他們既可以每學期選修一門（8個學期選修8門課），也可以自由選擇時間，在畢業之前修完8門課，達到學校對通識教育所提出的畢業要求就行。 “通識教育”並非隻有人文學科，但哈佛大學“通識教育改革領導小組”在強調此次改革的重要性時，卻單單點出了人文學科：“我們認為，人文教育並非與現實生活相脫節，而是通向現實生活的一座橋梁。”

實際上，這可以理解為一種回應，其背後藏著兩年間美國知識界的一場重要爭論。

人文學科，“有用”還是“無用”？

西方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除宗教的因素外，最初應緣起於人文學科。歐美高等教育最初的發展，注重的是學習和研究文學、哲學、曆史與藝術。這樣一種教育理念，對於很多一流大學的本科教育來說，特別是對於眾多四年製的人文學院來說，已經沿襲了上百年甚至數百年。

然而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日趨發達，人文學科在大學中的作用乃至人文教育本身，一再受到大學內外人士的質疑。如果說自然科學以及日後勃興的社會科學存在的理由可以使人一目了然，那麼往往被視為高雅、思辨、智慧的藝術與人文學科，有無正當的生存理由卻仿佛成了說不清道不明的事。

在人們越來越喜歡用“有用”與“無用”作為衡量一切之標準的語境下，人文學科的課程以及研究已經從過去大學的主體地位明顯退居二線，甚至其生存的理由都需要加以解釋和說明。如此一來，反對人文學科與為人文學科辯護這樣兩種聲音，凸顯的就不僅是兩種教育態度，而是兩種不同的教育理念。長期以來，兩種聲音彼長此消，爭議不斷。

最近的一次爭論，源自美國著名學者斯坦利·費什（Stanley Fish）。此公何許人也？費什現年71歲，一生都從事人文學科的教學和研究，成就卓著，不僅是在整個西方人文學術界具有崇高聲譽的文學批評家、人文學者，還是一位法學教授和積極的公共知識分子。他曾任教於美國多所知名大學，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杜克大學等。

近年來，費什在《紐約時報》網站開辦的博客，成為瀏覽人數最多的學者博客之一，在美國民眾中有較大影響。費什著述很多，最近的著作就是論述高等教育的《在你的時代拯救世界》。

2008年1月6日，費什在博客上發表了題為《人文學科能拯救我們嗎？》（Will the Humanities Save Us？）的文章，針對一份報告和一本新書，著重談了人文學科的作用與價值問題。

文章中提到的報告，是當時紐約州高等教育委員會剛剛出台的一份涉獵廣泛的報告。費什注意到，這份論述高等教育的報告幾乎沒有提到藝術與人文學科。而在隨後對這個報告的眾多評論中，人們有一個幾乎一致同意的觀點：“藝術與人文學科總是最不容易得到資助的。”

對這樣一個令人文學者不悅的事實，有著多種多樣的解釋。有人指責說，現在缺失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裏，學問的優先目的是要提升個體成為“一個人”。有人抨擊當下的大學，一心隻想“籌措資金”，而忘記了其責任是培養“全麵發展的公民”。有人則誰也不抱怨，但卻幸災樂禍地說，報告就該如此，因為“如果詩人能夠發明一種疫苗或者發明一種全球500強的企業願意生產的有形物質，那我願意撤回我的評論”。

接著，費什談到了耶魯大學法律教授、法學院前院長安東尼·科隆曼的最新著作《教育的終結：為什麼我們的高校放棄了人生的意義》。科隆曼聲稱，過去，“一所高校，首先是培養品性的地方，是培育智識與道德修養習慣的地方，這兩者的目的是要使一個人能夠過上最好的人生。”而現如今，科學、技術以及名利已經成為了種種障礙，妨礙人們去過一種有意義的人生。

科隆曼提出，如果“想要在一個龐大但卻空洞的力量的時代尋找意義”，就必須轉向人文學科，因為唯有人文學科才能幫我們去解決迫在眉睫的“生活的意義何在的問題”。在他看來，人文學科總是呈現給學生“一係列的文本，它們以無以倫比的力量，針對上述問題提供了諸多強有力的答案”。

一言以蔽之，科隆曼的觀點非常明確，隻有人文學科能夠解決“我們當下所麵臨的精神危機”。

費什對科隆曼所提出的觀點提出了強烈的質疑。他說，科隆曼的觀點“聽上去很棒，但我還是有疑問。它（人文學科）是否真就是那樣起作用的？人文學科真的就高貴嗎？就此而言，人文學科，或者其他的學術研究領域，是否有責任拯救我們？”

費什的觀點同樣非常明確：他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

“現世的人文主義（或者說，也就是過時的人文主義）的前提是，那些經久不衰的文學、哲學與曆史作品中所描繪的行動與思維的例子，能夠在讀者中產生努力趕超的欲望。”因此，人們在閱讀了狄更斯的《雙城記》後，會欽佩卡爾頓代朋友去死的無私行為，在受到感動之餘，願意在未來為他人的幸福犧牲自己的幸福。當讀者在驚恐不安中看完浮士德出賣靈魂的故事後，再也不會願意去出賣自己的靈魂了。

然而在費什看來，“上述觀念很好，但卻鮮見有證據支持它，相反倒是有大量的證據在反對它。”

他認為，“上述觀點如果屬實，那麼，在這個世界上，最慷慨大方、最富忍耐力、心地最善良、最為誠實的人必定是文學係與哲學係的成員，因為他們每天的每時每刻都在閱讀偉大的書籍與偉大的思想，但作為一直待在那裏（長達45年）的一員，我可以告訴你們，事實並非如此。文學係與哲學係的師生並不學習如何變得善良與聰慧，他們學習的是如何分析文學所達到的種種效果、如何甄別知識的基本原理那些不同的說法而已。”

費什指出：“科隆曼說，他所推薦的文本都與人生的意義有關，然而，那些學習了這些文本的人們在離開的時候並沒有一個全新意義的人生，而不過是具有了一種新近擴充了的學科知識而已。”

“我相信，這才是事實的真相。文學係與哲學係的教師勝任的是一門科目而不是一個神職。拯救我們不關人文學科的事，它們不過是給一個州或者一所大學帶來收益罷了。那麼，他們做什麼呢？他們什麼都不做，如果‘做’點什麼就意味著要在世界上帶來一些效果的話。如果他們不給世界帶來任何效果的話，那麼，除了他們能夠給欣賞他們的人帶來的那分愉悅之外，就沒有別的正當理由了。”

“至於‘人文學科有何用處？’的問題，唯一誠實的答案就是，怎麼看都是毫無用處。而這樣的答案帶給這門科目的是一分榮耀。合法性賦予某種行為的價值，畢竟是來自行為表現之外的視角。人文學科的益處就在自身。”費什最後寫道。

數天後，費什又發表了長文《人文學科的用途》，進一步闡釋自己的觀點。

他首先修正了一個重要觀點，即他在前文中，討論的是人文學科的“研究”而非人文學科的“產品”本身，即他想提出的問題“並不是文學、哲學與曆史作品本身有無價值，而是文學、哲學與曆史的研究分析有無價值”的問題。“當我說人文學科怎麼看都毫無用處的時候，我討論的是人文學科的係部，而不是在說詩人、哲學家以及他們能否對這個世界以及讀者產生影響。”費什說。

其次，通常人們在為人文學科研究的價值做辯護的時候會說，學習文學、哲學與曆史能夠鍛煉人們的批評式思維能力。費什對此提出了嚴重質疑。他聲稱，這話無異於一個空洞的口號，批評式思維與思維有何區別？“批評式”思維中的這個形容詞是否是多餘的？什麼是“非批評式”的思維？如果說批評式思維需要通過文學課、哲學課以及曆史課獲得，那麼，在別的地方不是同樣可以獲得這種能力嗎？比如，誰說聽廣播、看電視、聽布道就不能獲得批評式思維的能力呢？

費什的兩篇評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原因，除了他代表了現實生活中更為流行的一類觀點之外，更在於他對人文學科的質疑具有極大的反諷意味：作為終生從事文學批評的人文學者質疑人文學科的價值，這種“反戈一擊”不僅從一個方麵否定了自己的一生，更是在人文學科內部攪亂了一池春水，“殺傷力”巨大。

來自斯坦福的回答 時間跨過了一年。2009年2月11日，斯坦福大學的10位著名人文學者，應校報《斯坦福報道》的記者之約，不僅專門針對費什的觀點做出正麵回應，而且他們還談了：如何看待藝術與人文學科的未來、21世紀的藝術與人文學科——在大學的語境中——該如何進行革新等問題。

接受采訪的這些斯坦福學者的研究領域大都是英語、文學、音樂、藝術與曆史等。總體而言，這些人文學者的回應雖然是片段式的，但都旗幟鮮明，大體可以綜述為如下方麵：

第一，所有學者都對費什的觀點持明確的反對態度。他們認為，費什的觀點是“狹隘的”和“有局限性的”，其立場來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冷戰時期的世界觀——而他是在那個時期接受的教育，並在那個時期成長起來的。音樂教授斯蒂芬·辛頓說，若是超越費什成長的那個年代的學術圈去回顧世界，“不難看到人文學科是怎樣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曆史”。他特別強調：“人文學科或許不能拯救我們，一如費什所說，但若沒有人文學科，我們一定會迷失方向。”

第二，針對人文學科少有社會價值、隻有愉悅的問題，一些學者明確指出，人文學科的確賦予人以愉悅感，但認為人文學科隻有愉悅，則顯然低估了人文學科的價值。美國藝術與文化學教授、斯坦福藝術創新研究院院長布萊恩·沃爾夫說：“人文學科鼓勵各種思維方式，這不是那些硬性的規定所能界定的……它是關於世界的思維方式。而這一點，應該置於一所一流大學的教育的中心地帶。”曆史學教授戈登·張表示：“人文學科不能被降低到唯有我們直觀所能看到與理解的是否有用、是否能夠直接改變世界的地步。”

第三，費什在文章中實際上提供了兩種可能性，即人文學科要麼意味著“拯救我們”，要麼就意味著“怎麼看都毫無用處”，而他持後一種觀點。英語教授安德烈·朗斯福德認為，這樣對立的兩分法並無必要，或者說也不夠聰慧。她認為，“人文學科既‘有益於自身’，也能給‘世界上帶來效果’，比如費什本人就談到了人文學科的效果之一——來自出眾之美的那分完全的愉悅感。”針對人文學科能否“拯救我們”的問題，比較文學教授羅素·伯曼強調指出，人文學科無疑教給我們的是“各種能力——理解與闡釋，評價與欣賞，辯論與同意，言說與寫作，當然還有思想的愉悅”，“人文學科中的這些課程設置能夠培養學生的上述能力，而你很難說這是世界上一種無足輕重的效果”。

有關人文學科的爭論，可能一時、也許永遠都無法取得共識。哈佛大學校長德魯·福斯特在針對通識教育改革方案所作的講話中稱，教育不是一個把各種事實塞滿大腦的過程，對於大學的本科教育來說，“衝破頭腦中現實的束縛”至關重要。

哈佛重新詮釋通識教育中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或許是一種啟示。是的，人文學科可能無法拯救我們，但至少我們應該確信：

人文教育並非與現實生活相脫節，而是通向現實生活的一座橋梁。

別再為人文學科辯護了

如果人們缺失了細讀與批評性思維能力，那就無法適應這個信息炸裂的時代。就此而言，人文學科本身不僅有價值，且意義非凡。

近30年來，西方的人文學科幾乎一直在走下坡路。麵對資本與物質化社會的擠壓，人文學科的價值被低估，甚至被認為無用。因此，為人文學科辯護者不斷出現。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唿籲重視人文學科意義與價值的聲音，更是一浪高過一浪。然而，在這股浪潮中，也有人提出無需為人文學科辯護的主張，其所思所想同樣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

為什麼總強調人文學科對他人有用

加拿大聖托馬斯大學經典著作閱讀項目負責人莫爾就是反對為人文學科辯護者。10月19日，他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發表了題為《人文學科遠不止是為自由民主辯護》的文章，認為當今人們為人文學科所做的辯護都是選錯了方向。

莫爾說，當代社會中，為人文學科辯護者大都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學習文史哲或者電影可以增進專業知識，而這種專業知識對於相應的行業來說具有價值。比如，人們會認為人文學科的學生可以運用自己的批評性思維能力，來幫助創新型公司產出更聰明的機器人或者更好的應用軟件；另一種則從政治學角度來強調人文學科的重要性，認為隻有進行人文學科的學習，才能幫助我們來抵禦外來力量帶給民主自由的威脅。當下，歐洲與北美出現的激進的民族主義運動及其伴隨而來的頌歌，更使人們對人文學科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產生了一種需求上的緊迫感。不少人認為，如果更多的人學習了政治學與曆史，他們就會捍衛現代文明，抗擊後現代時期的新法西斯所帶來的網絡上的野蠻與仇恨。

這兩種觀點都辯得有理。今天的人工智能工程師絕對能夠從倫理學中獲益。當今世界的民主自由也麵臨著新的前所未有的威脅，人們必須有能力辨別真實與虛構，特別需要一種區分政治製度是否已經腐化墮落的能力。

然而，莫爾也認為，這樣為人文學科辯護，實際上是在幫倒忙，甚至傷害了人文學科，為公眾在理解這些學科的問題上蒙上了一層陰影，也會讓大家誤會了人文學科的真正價值。

人文學科的價值就在自身

莫爾提出，用上述兩種觀點為人文學科辯護，實際上是將人文學科置於其他行業與學科的從屬地位，仿佛在說人文學科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幫助我們維持經濟與政治現狀或者為民主辯護。但是，如果人們回顧一下古希臘，就知道這樣的說法有多荒謬。古希臘乃民主的發源地。那時候的人們認為在學院派與城邦之間有著深層而難以彌合的裂縫。“蘇格拉底不就是因為教唆青年、褻瀆神靈之名而被民主大會處以極刑的嗎？”莫爾打趣地道，蘇格拉底可沒有幫著青年人找工作，也沒有堅決支持民族利益。

莫爾說，如果我們直麵現實就必須得承認，學習人文學科並不總是能夠推動經濟或者政治。讀了哲學家尼采的著作，看了文學家道格拉斯的作品，並不一定就會變成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不僅如此，我們可能還不得不承認，人文學科有其激進的一麵甚至是危險之處。因為人文學科總是訓練人們詢問更為深刻而根本性的問題。而這恰恰是問題之所在。

人文學科的實質就是要探究超越政治這些有用之物的諸多問題，比如何為人的生命？其價值何在？人是否真的自由？如果是，在何種意義上是自由的？這些才是人文學科真正關心的問題，也是人類為保證其行為富有意義而必須給予回答的問題。因此，無論使用政治還是經濟術語來為人文學科辯護，顯然都很困難。

然而，對於這樣宏大的問題，人們由於為生活所累，總是難免會把他們放到一邊，甚至不願意去考慮。但在莫爾看來，如果我們不去正視這樣的問題，無論對於個人來說還是對於社會群體而言，都會失去我們生活的意義和未來努力的方向。人們會因怯懦而止步不前。

因此，欣賞小說，閱覽政論，拜讀曆史與神學，方能使我們不至於在生活中成為一個夢遊者，甚至成為行屍走肉。學習人文學科，不僅使我們知道如何去做，還能使我們了解為什麼要這麼做，或者為什麼不能這麼做。現如今，大學總是被稱為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創新中心”，這種說法雖然沒錯，但也不完全對，因為大學還有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大學還是創造機會與空間，讓人們去探索人類何以為人類等諸多問題的重要場所。

在莫爾看來，隻有這樣去理解人文學科，才是為人文學科辯護的正確姿態。

人文學科是多種學科之和

其實，倡導不要再為人文學科辯護的人不在少數。2014年年初，美國福特漢姆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的論文集。該書所探討的命題就是人文學科所承擔的倫理閱讀的責任何在的問題。這樣的責任感以及附帶的學科對細讀的訓練等，正是人文學科需要帶給其他學科的價值所在。

然而，對這樣為人文學科辯護的傳統說法，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教授杜林不以為然。他在同期所寫的一篇長篇書評《停止為人文學科辯護》中提出，堅持認為人文學科總體上對社會與文化有價值的人們，大都是在布道式地說教，而沒有直麵造成當今這一現實的真實原因。

杜林提出的觀點與他人頗為不同。他認為，客觀地看，人文學科是多種不同學科的結合體。而不同學科有自身的曆史，有工具性的和/或非工具性的目的與功能，有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規則，有各自的價值體係，也有或多或少的實證主義方法與知識。正因為如此，要始終不能忘記人文學科包含了多種學科，在論戰中要特別防止那些以一帶十、以偏概全的論點與論據。比如，既不能拿“細讀”，也不能拿“意識形態批評”作為整體來定義人文學科或者為人文學科辯護。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來看待人文學科呢？杜林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他說，我們可以把人文學科看作是某種生命的形態，或者更像是一個世界，是一個製度化了的世界。這是一個包含了很多小世界的大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們彼此相連，相互交融，互有交叉，又保持其相對的獨立性。凡是在其中的人們，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道路，也可以找到有其自身規則的組織機構，就像在現實世界中那樣彼此聯結。換句話說，如果說人文學科是個大世界，那麼人們就可以將各種小世界命名為：藝術世界、音樂世界、戲劇世界等等。

其實，我們不應該總是像布道一般為人文學科辯護了，也不要再把人文學科與人文學科學者當作隻是對未來社會有用而存在。人文學科本身就是社會肌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文學科與現實世界

仿佛是為上述觀點提供佐證，就在筆者寫作的前幾天，《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意大利倡導學習閱讀與寫作，目的為識別假新聞》的報道。

該文稱，意大利眾議院議長博爾德裏尼領銜了一個教育項目，目的就是要教育中學生如何識別網絡上的假新聞與陰謀論。報道說，在意大利，當孩子們剛剛讀完了但丁的《神曲》，還未從《地獄》篇那可怕的文學世界中回過神來，就得立刻回到現實世界中，去麵對數字時代所帶來的陷阱。學校會發給大家新時代的“新十誡”，包括：不得傳播未經證實的新聞；應該追問消息來源與是否有證據；時刻牢記互聯網與社交媒體是可以被人掌控的等。

這是意大利政府與一些大公司合作開展的試驗課程的一部分，目的是為了訓練沉浸在社交媒體中的青年學生如何識別網絡上的虛假新聞與如何破除陰謀論。像這樣的試驗課程並不孤立。在美國，也有中學與高校已經開始開設類似的課程。

我們都知道，在閱讀與寫作基礎上所形成的細讀技能與批評性思維能力，是人文學科（及其所屬各個學科）最根本的看家本領。因此，筆者認為，上述課程的根本意義在於：在當今這個互聯網世界，如果人們缺失了細讀與批評性思維能力，就無法適應這個信息炸裂的時代。就此而言，人文學科本身不僅有價值，且意義非凡。因為，它已經或者在未來必須成為網民所必備的最基本的生存能力。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當然還可以找到更多、更深刻的例子來說明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但我們必須牢記的是，人文學科不是因為對其他行業與學科有用才有價值。人文學科就像其他理、工、農、醫學科一樣，是因為自身的價值而存在，並且因為這不可替代的價值，從而成為了整個社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因此，就別再為人文學科辯護了。

本文刊登於《中國科學報》 （2017-10-24 第7版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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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2017-10-30 09: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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